我們是做田野政治學的，它有一個基本要求，就是要有現場感。位於中國南方的廣東是我田野調查去過次數最多和延續時間最長的地方。位於東莞的虎門是一個標誌性的地點。大家知道，在180年前，這裡發生了中國與西方的激烈碰撞，也是傳統農業文明與現代工業文明的對決。當時處於碰撞中的人們也許並沒有意識到這一碰撞會帶來什麼樣的後果。
前兩年我再去虎門，這裡就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就是由典型的農村變為聞名全球的「世界工廠」。世代為土地所束縛的人們與全世界發生著緊密聯繫。這裡成為一個全球化的標本。有一本書可能還沒翻譯出來，哈佛大學的一位教授專門去虎門所在的東莞調查了一個村，然後以這樣一個全球化的村莊寫成了一本書。據我們考察，在東莞農村，不僅傳統元素仍然存在，而且新的國家元素正在生長，是一個「很中國」的地方。「世界工廠」和中國特色、全球化與中國性很巧妙地結合在一起。這或許是在中國走向世界和世界走向中國的雙向過程中人們都沒有想像到的結果。
我們經常講地標，看一個地方首先看他有沒有地標性建築，實際上政治也是有地標的，虎門炮臺發生的事件就是李鴻章等人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描述晚清時期中國的形勢所然。那麼世界工廠也是這幾年來「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論斷所提出的背景所在。這個地標實際上是把我們所處的時代的特點點出來了。
所謂變局，就是指變動的局勢，非常的局面，需要以非常的思路和措施加以應對。接下來我們就要思考為什麼是「三千年」，為什麼是「百年」；「三千年未有」的是什麼，「百年未有」的是什麼？我們面對「未有之大變局」又如何應對？這無疑是長周期的重大政治問題。「長周期」這個概念是我最近提出來的，（10月）15號我會系統講這個主題，今天我們主要講怎麼樣來認識「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知道學術表達在於尋求為何如此的原因，今天在場聽講座的人都是聰明人，我不給大家提供現成的答案，如果我提供現成答案就顯得很笨拙，我只是提供一種方法、一種思路。
近幾年，我將「關係中的國家」作為一種分析視角，把它作為一種分析視角就在於人是國家的核心要素。國家是因為人的需要而產生、延續和演化。人在滿足自己需要的過程中，結成不同的關係。任何人一出生就生活在各種聯結和關係之中，都不可能脫離社會而存在。
關係對於國家具有支配性意義，並構成國家演進背後的決定性因素。所以國家的演進就是在各種關係變化的過程中存續和演進的。所謂「未有之大變局」 ，就意味著一個國家所處於的關係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
國家受制於社會關係。與此同時，國家不是自然物體，而是人的結合，具有自主性和能動性。國家一旦產生，除了受制於客觀性的關係之外，還會再生產出新的關係。我們知道國家是通過政治權力體系將一定地域上的人口聯結起來並加以治理的政治共同體，它本身就是反應著各種聯結和關係。那麼結合為國家的人處於各種關係當中，並會面臨不同關係格局作出自己的反應，創造出新的關係格局。
所以把「關係中的國家」作為一種分析視角，也就包括兩層含義：一個是關係決定國家，第二個是國家創造關係。這就是我今天想給大家提供的一種分析視角。接下來我們運用這個分析視角再來看所謂「大變局」是如何構成的。
「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意味著中國的文明和國家進程中發生了從未有過的變化，也就是說遭遇了非常的局面。這種局面可以通過人與世界的關係和人與歷史的關係的變化來界定，也就是中國處在一個全新的關係格局當中，這就塑造出了世界的中國與歷史的中國的雙重疊加關係。
我們知道，人與他人的聯繫需要通過一定的紐帶，藉助一定的方式來形成社會。因此，人的關係是不斷豐富和擴展的過程。在漫長的歷史上，人們的主要社會關係是血緣和地域關係。我們現在講，某某姓什麼、出生在何地，體現的就是血緣和地域關係。在相當長的時間，每個人是「地域性的個人」，是一種「地域性的存在」。這種地域性的存在包括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
第一個，人們生活在一定的地域範圍內。在最初的時候，人的地域範圍是很窄的。我們中國人總是用「天下」這個概念，實際上最初的「天下」的實體範圍是很有限的，更為廣闊的「天下」只是一種無邊無際的想像。所以我們過去講「齊家，治國，平天下」，實際上並不知道「天下」有多大，因為每個人只是在某一個點上生活、生存，彼此沒有聯結起來。所以當時有世界，但是沒有產生世界關係，也就是人與世界的聯結。
第二個，有世界，無依賴。地域性存在不僅僅指特定的地域限制範圍，更包括地域上的人的相互交往及其彼此間的依賴和影響。在自然經濟狀態下，人們實際上在狹窄的範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日復一日重複自己的日常生活，雖然有世界，但人們並沒有與世界發生相互依賴的聯繫。在這裡我就想到，20多年前我在四川東部做調查。大家知道川東就是大巴山區，大巴山區長期沒有學者去過，我到那邊去的時候也很艱難，花了很大的氣力才爬上山去。在山上有一個長者，那個時候他是長者，我是年輕人，他一見面就給我提出非常難的問題，他問：「當今的皇上是誰？」對於我來說，這是個難題，後來了解到，這位老人家出生於宣統年間，他和外部沒有交往，所以說有世界，但是這個世界與人的日常生活無關。這就是地域性存在。
進入到15世紀，人類歷史開始發生巨大的轉折，這就是從「地域性存在」走向「世界歷史」。走向「世界歷史」主要有三大要素：第一是地理大發現，第二是商品經濟，第三是大工業。
資本主義和工業生產在擴大人們之間聯結的同時，改變了人的存在和命運，也改變了人類的歷史。人類由過往分散孤立的地域存在狀態走向相互聯繫和影響的世界歷史。大家一定要注意到，這個「世界歷史」與我們今天所講的中國歷史、世界歷史含義不一樣，而是人類在相當長時間裡面生活在各自的地域範圍內，只有到了世界多個民族之間相互交往和依賴的過程，這個時候人類歷史才是「世界歷史」。所以馬克思專門講到，「如果在英國發明了一種機器，它奪走了印度和中國的無數勞動者的飯碗，並引起這些國家的整個生存形式的改變，那麼，這個發明便成為一個世界歷史性事件。」所以我們前面講到，東莞「世界工廠」，如果這個「世界工廠」生產的東西不給外面，或者外面的人不依賴這個「世界工廠」，那麼這個「世界工廠」就不能稱之為「世界工廠」，而只是一個地域範圍內的工廠。所以我們講的「世界歷史」一定是世界上的人相互依賴、相互影響的歷史。
在「世界歷史」當中，人們的存在方式就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也就是人們的關係不再是地域性聯繫，而是世界性聯繫。有世界，但是更有了人與世界的關係。
在人類進入「世界歷史」的時候，中國並非沒有走向世界，只是自然經濟對土地的依賴和束縛使中國缺乏走向世界的足夠動力。我們都知道「鄭和下西洋」，「鄭和下西洋」並不是徵服世界去的，相比哥倫布航海，我們航海的技術要比他們強的多，但是我們並沒有走向世界，因為我們沒有走向世界的足夠動力。西方人當時為什麼有「地理大發現」呢？因為窮，那個時候的歐洲要比中國窮，所以他們希望通過海洋去尋找新大陸。中國沒有這個足夠動力，所以在漫長的歷史上，中國一直屬於地域性存在，是地域性的中國。美國的一個全球史專家斯塔夫裡阿諾斯專門講到，「有史以來，從未有過一個民族面對未來竟如此自信，卻又對即將到來的風暴如此缺乏了解。」因為對外部世界他不感興趣。
隨著地理大發現，愈來愈多的西方人走向中國。這在於世界上再也沒有像中國有如此多人口的國家及其市場。對於正在形成的世界市場而言，沒有中國，很難說是世界市場。所以說，資產階級開闢世界市場的衝動，必然驅使他們走向中國。即使如此，西方人進入中國的難度也遠遠超出他們的想像。可以說，西方人將各種經濟手段使用到極致，也未能敲開中國的大門。我們知道，地理大發現、航海技術的發達進入到中國以後，給了當時的英國人以巨大的想像空間。那個時候傳說當時中國人都非常文明高雅，他們想像有4億人口的中國人每家有一架鋼琴，那他們生產一百年、兩百年也不足以供應，對於這樣大的一個市場他們欣喜若狂。然而最終把中國大門打開運了很多鋼琴進來以後，賣不出去，大失所望。後來他們又將紡織品進入中國，卻發現中國人更多的穿著自己生產的土布。最後採取了鴉片的方式，通過遠遠超過於刀劍的武器，才強制性打開中國大門。所以說這個國家是被英國人、被機器翻轉過來，捲入到文明當中。這就是李鴻章等人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所形容的中國局勢。也就是，長期以來，中國是在農業文明軌道上，「三千年未有」就是工業文明開始進入到中國。
但是與印度不同，中國建立起與世界的聯結，形成世界關係，經歷了很長時間，他不是像印度那樣成為完全的殖民地。這除了與作為印度宗主國的英國不再是一國獨大的地位有關外，更在於中國與自身的歷史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繫。在長期歷史中形成的中國並沒有因為進入「世界歷史」的進程而失去了歷史積累的內在基礎。中國人在建立世界關係時，與歷史結成的關係並沒有割裂，反而深深地支配和影響著中國進入「世界歷史」後的進程。中國作為世界的中國，同時也是歷史的中國。這就出現了兩種關係的疊加了，也是我今天講的重點。
歷史關係，大家知道，它取決於環境。中國歷史上長期處於地理上相對封閉的環境當中，這一環境提供了作為古代決定性生產部門——農業的良好條件，使中國成為世界上唯一具有文明連續性的國家。黑格爾通過對世界文明的比較，表示：「只有黃河、長江流過的那個中華帝國是世界上惟一持久的國家。」
在黑格爾看來，印度古文明也保存下來了，他認為世界上只有兩個文明完整的保留下來了，但是印度缺乏歷史感。有歷史，無歷史感。大家知道，在印度，宗教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佔有重要地位，它的宗教更多的是指向未來世界，所以它不像中國具有強烈的歷史感。中國是一個對過去具有強烈記憶的民族，印度更多的是生活於未來世界。這種歷史感使中國人將自己與歷史緊密聯繫起來，是一種歷史性的存在。
這種歷史性的存在，對於國家進入到「世界歷史」是有重要意義的。這種歷史關係不會輕易為世界所改變，反而會在「世界歷史」進程中發生作用。我們知道，在「世界歷史」進程中，國家仍然是世界的主體單位，人們都是以國家作為基本單位存在的，而且國家的邊界更為明晰和確定，也就是我們現在經常講的所謂民族國家。在傳統國家有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有邊陲無國界，現代國家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它的邊界越來越嚴格、越來越清晰，我們都是這個國家的國民，擁有這個國家的國籍，然後享有這個國家的權利，而其他國家的民眾就沒有這種待遇。所以說，整個「世界歷史」，它是以國家為基本單位的，那麼人們的存在條件和命運受制於世界，同時也會受制於歷史。特別是對於中國這樣的古老文明國家，歷史的關係顯得格外突出，由此就形成了世界關係與歷史關係的雙重疊加。這種疊加造型的世界中國與歷史中國的交匯，成為我們理解「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基本框架。
接下來，我們來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是什麼樣的格局呢？這就是我要講的單向全球化與世界競爭體系。中國是捲入到全球化當中的，那麼這個全球化是一個什麼樣的全球化？這個全球化的特點是由主從關係構成的，是一個單向的全球化。也就是由支配者塑造出一個由受支配者支配的世界。我們知道全球化的起源、開端、發源地都在歐洲，所以它是一個單向的全球化。
這種單向的全球化從根本上改變了人類的存在方式。人類活動的空間和時間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過往難以突破的地理空間限制被突破了，整個世界聯為一體。過往近乎停滯的時間被改變了，人類世界的變化日新月異，瞬息萬變，這就形成了所謂的以分秒計算的「世界時間」，我們知道過去中國的時間計算方式都是農曆，農曆是以季節計算的。那麼「世界時間」會給人類社會帶來什麼呢？
這就是充滿著競爭。在這個「世界時間」的坐標下， 人們生活在各自領域的地域性存在，進入到一個通過競爭獲得優勢地位的世界體系之中。優勝劣汰、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成為社會普遍的法則。特別是民族國家建構以後，它形成了一個自覺的政治單位，就是我們經常講的愛國主義，過往也有愛國主義，但是並未形成這種全民自覺地政治行為，在這種自覺的意識下，各個國家之間的爭雄交戰就非常激烈。在這個全球競爭體系下，要麼成為戰勝國，要麼成為被佔領地，沒有第三種選擇，由此我們就看到殖民地等現象。
那麼在這個世界競爭體系當中，中國是一種被動性反應。李鴻章作為晚清的重臣，對這一點應該說他是認識的非常深刻的，他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來形容19世紀中國的局勢，他就已經意識到中國正處於激烈的世界競爭體系之中。只是由於歷史中國的既有運行軌跡，使中國在相對長的時間裡處於被動應對的格局之中。這也是由歷史關係與世界關係雙重疊加造成的。
中國首先是歷史的中國，在一定地域上長期存在和延續，並形成了獨特的政治制度。自秦始皇統一中國後，中國的帝制是以王朝更替的方式演進的。短則數十年，長則數百年，便會發生王朝更替，原歸屬於某一家族的皇帝，改由另一家族執掌皇權。由此形成一種時間周期性的政治變動。而每一次周期性的變動之前，都發生了相應的危機。清朝後期的19世紀，歷史中國的周期性危機開始出現。
那麼從總體上看，清朝後期遭遇的危機與過往的一些朝代相比，並不是最嚴重的。即使是這些危機的進一步發展，造成清朝的滅亡，也不過是又一個王朝的更替。只是清朝處於的時代與過往任何一個朝代都不同，這就是進入到世界競爭體系之中，由此使得清朝不僅僅面臨著王朝更替的危機，更面臨著世界競爭體系的挑戰。為什麼清朝面對西方主導的全球化和世界競爭體系是被動性應對，就是它面臨的是雙重性危機，也就是王朝周期性危機和世界競爭造成的危機。在雙重性危機下，統治者極力維持和保存原有國家的完整性。所以它沒有，更不可能像世界其他一些帝制國家那樣積極向外拓展。我們知道在當時的世界，各個帝制國家都採取主動進取的狀態，誰不主動誰被動，所以在英國之後的法國拿破崙徵服世界，法國以後德國，德國崛起以後德國徵服世界，德國之後的俄國、日本，都是採取積極進取的方式來應對世界格局。在世界大的帝國當中，唯獨就是中國沒有按照積極進取的方式向外拓展。
在雙重性危機下，統治者被動地打開國門，在接受外部事物的同時又小心翼翼地保守原有的制度，使它不致於動搖帝制體系的根本。我們過去經常講到一句話「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體」非常重要，它是根本，「體」動搖了以後國家的根基就會動搖。
第三個就是統治者對於正在發生的急劇變化及面臨的危機缺乏深刻地認識。我們知道當時晚清的一個重臣，應該說是我們徐家家門的前輩，有一個大臣叫徐桐，徐桐可以說是晚清國家決策者的一個重要參謀，他聽說過西班牙、葡萄牙，就疑惑這兩個牙字怎麼成為國家？也就是說那個時候，對於外部世界缺乏很深刻的體認。當時的統治者在十分困難的情況下還維持著十分奢侈和體面的生活，它不像日本，當時的統治者連飯都不願意吃，每天只吃一點點，舉國之力來發動戰爭。所以說在這種狀態下，中國的每次變革都是由於戰爭的失敗而不得已的被迫行為。這種被動性的反應不僅難以保守歷史的成就，而且會使國家處於更加被動的狀態。
我們知道近代以來中國的應對最開始的是器物應對，中國人普遍認為鴉片戰爭失之於「技不如人」，只要通過技術的引進便可以達到「自強」的目的。那麼到了19世紀末「甲午戰爭」的失敗，朝野為之震撼，極大地刺激了中國人的反思意識，因為長期以來，遠在天邊的西洋的強大是我們沒有意識、在心理上沒有準備的，但日本的強大卻極大的刺激了中國，因為過去日本我們一直稱它為「倭寇」，一直是臣服於中國的，這樣一個國家突然崛起起來，使中國感到巨大的壓力，這才有了「變法維新」。只是這一變革觸及到「祖宗之法」，更是觸及到「祖宗之法」背後的既得利益，所以說僅僅持續百日就告一段落。歷史中國的強大慣性支配著這一變法。費正清特別點到了，「它不僅僅暴露了中國的政治制度對於全面改革的驚人無能，而且也反映出政治領導是多麼沒有能力使制度恢復生氣和經受中國危機時代所必需的自我改造。」
120年前的1900年爆發了「義和團運動」。義和團運動的失敗，使清朝統治者又轉而更大的屈服，被迫籤訂了「辛丑條約」。也正是經歷了這一更大屈辱，清朝統治者終於有了實行「新政」的自覺。
中國從自我封閉到對外開放，從技術自強到制度變革，經歷數十年時間，也就是六七十年時間，這個當中遭遇了多次戰爭的失敗。只是一次又一次的戰爭失敗，才激發了全面開放和制度變革的自覺。進入到20世紀，這一變革進程大大加快了。我們知道歷史愈久的國家，反應愈慢，後勁愈足。在這裡我要提出這個觀點了，歷史悠久的國家，對外部事物的反應越慢，後勁越足。為什麼這樣說呢？歷史，它本身就意味著一種慣性，這種慣性可能會成為一種惰性，就是我們經常講的歷史包袱太重。但是不僅僅有惰性，它還有動力，因為歷史要向前走，必然要有一種內生的動力去延續這個歷史。歷史本身是由兩面性構成的，一個是歷史的惰性，一個是歷史的主動性。所以說歷史越久的國家反應越慢，後勁越足。
那麼這個後勁怎麼表現呢？我們注意到，「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個命題，就意味著世界正在發生前所未有的變化。這種變化與近代中國一百年的積極變革密切相關。正是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主動積極變革，正在重新塑造地理大發現以來的全球化格局，變單向的全球化為多向的全球化。全世界所有國家都不得不面臨這一「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可能大家都沒有做好這個準備，包括近年來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就是因為全世界都沒有對這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做好思想和心理準備。過去是西方主導的向全球輸入，這種單向的全球化現在轉變為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向全球輸出，對整個世界的認識發生了一個根本性的衝擊。過去西方把我們當作殖民地，當作原材料的產地，把原材料加工之後又輸出去，這是我們過去對世界的認識。現在對於世界的認識從根本上顛倒過來了，變為我們從外面獲得原材料，加工之後再輸出，這就是多向的全球化。現在的人因為對這種多向的全球化缺乏認識而存在一種過激反應。
那麼這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怎麼來的？這就是我們剛才講的，單向全球化它的重要目的就是按照西方國家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但這一努力一直沒有能夠成功。也就是英國人始終沒有把中國人變成自己的殖民地，複製出一個英國來。首先這種衝動就在中國遭遇了重大挫折。我們知道面對外部入侵，中國的民眾與印度不同，表現出強烈的反抗精神，特別是當他們的家園受到侵犯的時候。這是因為，中國有著印度所沒有的歷史關係。中國人的家園和社稷是祖先世世代代傳承下來的，具有歷史的神聖性。它不容許外來力量的隨意侵犯。這就是我的一個觀點，叫「祖賦人權」，就是今天個人所有的一切不是你一個人單打獨鬥來的，而是祖先世世代代傳承下來的歷史性權利。只有守住家園，而且使這個家園、家業不斷的擴大，才能光宗耀祖，才能進入到神聖的地方宗族、祠堂、族譜等等，這種歷史意識對外來力量的侵犯有著強烈的抵抗性。印度不同，他生活在未來世界，不管你是哪個政權統治，只要村社在即可，只要村社在就能生活在自己的小世界裡面，生活的再苦也相信未來能夠進入到美好的世界，它的認知不同。而中國人不同，中國人有一種強烈的歷史感。
鴉片戰爭之後的洋務運動雖然是為了維護清朝統治，但這一運動的結果是產生了能夠引起世界性革命的新要素，這樣就充當了歷史不自覺的工具。中國的變革進入到一種新型的變革類型，這就是對周期性變革的超越，具有持久性變革的性質。費正清把中國的變革分為兩類，一種是周期性變革，一種是持久性變革。所謂周期性變革就是王朝革命，一個王朝覆滅以後又出現一個新的王朝。所謂持久性變革就是不可逆轉的變動，這種持久性的變革它帶來的是連鎖反應。
連鎖反應，就是隨著中國國門的打開，中國的領導就開始在自強的口號下採用西方的武器和機器，不料卻發現他們自己被吸入一個無法抗拒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借用一項西方事物導致他們必須借用另一項，從引入機器進而需要引入技術，從引入科學進而需要引入一切學問，從接受新思想進而要改革制度，最後從立憲維新進而走向共和革命。它是採用這種連鎖反應。那麼這種連鎖反應就導致了走向共和的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之後，中國發生了以農民為主體的底層革命，並最終建立起以底層民眾為主體的新的國家政權。在這裡要分析1949年中國革命的成功我以為是具有疊加性的特點，第一層疊加，就是它反映了佔歷史中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希望獲得土地，改善生存條件的意願。我們知道每次王朝更替都或多或少的要改變農民的生活，辛亥革命為什麼沒能夠最終取得成功？就在於它沒有使廣大農民獲得土地。辛亥革命的成功之處只有一個，就是打倒、推翻了皇帝，用毛主席的話講，就是「辛亥革命的一個重要後果就是推翻了皇帝，使那些想當皇帝的人不敢公開當皇帝。」也就是說想當皇帝的人很多，但是辛亥革命這場世界性的革命，一個重要後果就是使那些想當皇帝的人不敢公開當皇帝。這也是袁世凱稱帝以後很快受到全民討伐的重要原因。辛亥革命的失敗就在於它沒有滿足農民改善生存條件的意願，恰恰是中國共產黨積極推動了土地革命，成為中國革命的領導力量。所以20世紀，是不同的政治力量大決戰的時期，誰爭取到農民，誰就能夠獲得中國，誰失掉農民，誰就會失掉中國。同時在20世紀，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世界競爭導致發生兩次世界大戰，列強們在殘酷的戰爭中自我消耗，爭取獨立的民族革命風起雲湧。所以20世紀的革命是多重革命的疊加，它既有過去王朝革命留下來的課題，即滿足農民的意願，同時又是民主革命，推翻了皇帝，另外還有民族革命，爭取到了一個獨立的國家，爭取民族獨立。所以說20世紀的革命是多重革命的疊加。
這種多重革命造就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也就意味著中國成為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這就為中國進入世界競爭體系提供了根本性基礎。我們知道進入世界競爭體系，首先要主權獨立，才能作為主權單位，不然就是一個殖民地，所以，獨立的主權國家是進入世界競爭體系的一個起碼的條件。但是僅僅主權獨立還不夠，除了要有基礎，還要參與世界競爭。隨著改革開放，中國第一次以主動開放的姿態進入世界，積極參與世界競爭，並在世界競爭體系中獲得一定的領先地位。這就是我們現在經常講的在經濟上我們排位第二。
以中國為代表的過往的落後國家主動參與世界競爭的努力和成就，正在重新塑造全球化。也就是世界不再是西方單向的全球化，而是各個國家相互依賴的多向的全球化；世界不再只是西方要求他國開放，而是過往相對落後的國家主動對外開放。我們看到現在包括最發達的美國將國門牢牢鎖定，建立高牆，整個處於一個相對的被動狀態，這正是「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儘管這個變局才剛剛開始！
最後我要做一個總結。我們如何來認識「未有之大變局」？「未有之大變局」意味著客觀局勢的重大變化，也意味著人的行為的重大變革。這種歷史結果是由多種力量相互作用的產物。為什麼會導致這樣的結果？這是一百年前誰也沒有想到的，會有如此之大的一個變局，這是多種力量相互作用的產物。我在這裡引用恩格斯的歷史觀，恩格斯講到歷史最終的結果不是單線的，它不是某一種力量的結果。我們過去對歷史的認識是單線的歷史，但是在世界中國和歷史中國疊加的時候，中國能夠走到今天，它是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形成的歷史合力。
從世界—歷史關係的角度看，構成近代以來中國變革的歷史合力主要表現為四種力量。
第一種力量，從世界獲得新要素。當歷史中國進入世界中國的時候，也就是我們從世界當中獲得了歷史中國從未有過的新的要素。人類的進步是隨著交往的擴大而發生的。人類活動空間的擴大，意味著人類徵服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的增強。「世界歷史」的形成，意味著人類社會的要素前所未有的增長和豐富，從而帶來了社會的巨大進步。中國正是進入到「世界歷史」中才獲得了過往沒有過的新的條件和動力。而在主動的對外開放中才獲得了主動地位。美國現在非常討厭的國務卿，他倒是看到了這一點，從他的立場上看他還是有點戰略眼光的，現在怎麼樣將中國重新拉回到一個封閉狀態，從他們的角度看，中國重新回到封閉狀態前進的狀態就會緩和下來甚至會停滯。我們注意到現在我們周邊都不平靜，就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外部世界的一種反應、一種應對。在這種狀態下，如果我們自己還是回到原來的地域性國家，那我們就可能又處在一個被動狀態。所以說改革開放可以說是我們國家非常重要的一次革命，全面的對世界開放，獲得主動地位，這是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一種對於世界積極進取的主動地位。
第二種力量，多重性的外部壓力。我們前面講過「世界歷史」進程是由各個主權國家構成的。獨立的主權國家成為人們生活的基本政治單位。在「世界歷史」進程中，國家之間存在依賴、合作、競爭、衝突和強制。「世界歷史」是以一種非均衡狀態發展的，非均衡狀態就意味著競爭。各個國家在「世界歷史」進程中的地位和力量不同。中國進入「世界歷史」進程具有被迫性，長期面臨和伴隨著外部壓力。這種壓力造成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可以說有積極的，就是促進了變革，也有消極的，更多的是一種壓制、強迫，這種壓力我們要注意到是多重性的。
第三種力量，世界與中國的雙向互動。歷史是人們存在的前提。國家是歷史的產物。當人類進入「世界歷史」的時候，原有的地域性存在的國家制度難以適應全新的環境，因此要被變革。當世界走向中國時，中國也必須走向世界，這樣就產生了內在的變革動力。我們今天的中國也不是過去的中國了，它對世界是具有高度依賴性的。過去在農業社會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國家，外部世界與己沒有關係，現在作為工業國家，我們與世界構成了相互依賴關係，比如我們的石油要從國外大量進口，我們自己製造的汽車也要大量的出去，前年我考察長春的汽車製造廠，了解到製造廠的大量產能沒有能夠釋放出來，就是因為高度依賴世界市場，儘管中國的市場夠大。但是工業與農業不同，農業「豐三年，欠三年，平三年」，它總是處在一個動態的平衡狀態下， 而工業品是不斷的生產，不斷的去尋找市場，所以中國實行「一帶一路」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和世界的聯繫，我們和世界市場的聯繫。假如沒有世界市場，中國的發展進程肯定會減緩。所以當世界走向中國的時候，中國也必須走向世界。這個是沒有選擇的，是一個雙向互動的過程，對世界具有高度的依賴性。
第四種力量，世界中國與歷史中國融為一體。人們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歷史。世界的中國意味著中國不能再以過往的方式生存，要變；歷史的中國意味著中國有自身的歷史和條件，變的方式和類型不同。美國人對這一點是缺乏認識的，我們知道美國這個國家是一個沒有歷史的國家，它整個歷史是從殖民地、新大陸開始的，它沒有歷史感。美國的「中國學」創始人費正清，他對中國有著非常深刻的體認，而且他能夠從美國和中國的比較當中來看中國，所以他的一本書《美國與中國》建議大家一定要反覆的讀。他講到美國之所以不斷的出現對中國的戰略失敗，就是因為對歷史中國缺乏深刻的認識，中國的歷史決定了它不可能完全複製一個美國出來，美國將中國拽入世界市場時候的願望是複製出一個美國，但是中國的歷史決定了恰恰不可能按照它的意願來進行複製。所以現在他們感覺到美國對中國的戰略失敗了，就在於它對於歷史的中國缺乏深刻的體認。這恰恰是費正清，包括一些大家們如黑格爾，都講到的，歷史對於中國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它規制了中國未來的發展。我們現在一些學者一味地跟著西方學者走，要注意到我們要跟著西方的一些大家們，看他們是如何來進行研究的，而不要去局限於那些碎片化的東西。碎片化的東西可能在戰術上取得成就，但是在戰略上容易出現大的失敗。
所以在以主權國家為單位的「世界歷史」進程中，歷史的中國並不都是消極的存在，歷史的中國為中國留下了豐富的遺產，其中最大的一筆遺產是農民。美國不是農業國家，它的農民是職業農民，中國是一個具有廣大身份性農民的國家，所以我們才有了所謂的「農民工」這個概念。「農民工」這個概念就具有身份性，這種身份性在工業文明與農業文明疊加的過程中它扮演著積極的角色。為什麼現在義烏的產品銷往世界，包括美國？我到義烏考察過。美國大選現在有個「義烏指數」，就是根據每個候選人的銷量來決定哪個候選人當選，義烏的產品為什麼能夠暢銷世界？就在於它最廉價，它廉價的原因在於工廠建在農業土地上，建立在農村的祠堂裡面，是沒有成本的，沒有土地成本，也沒有工廠成本，所使用的勞動力大量是老年人。當年英國能夠進入中國就在於廉價的商品，馬克思曾經說過廉價的商品，廉價的工業品是一個重炮，能夠攻破世界上一切萬裡長城。中國現在也是依靠這種廉價的商品，去打開世界的大門。所以歷史中國並非都是消極的存在，它在進入世界歷史的進程中會產生不同的影響力。當然歷史中國也留下了大量的包袱，這個我們也不可避諱。但是我們要看到歷史中國在世界競爭體系中並不都是消極的存在。
這就是我們在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時，四種力量在交互作用，這種交互作用就看我們的政治家們怎麼樣去選擇。在面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時，中國之所以相當長時間處於被動狀態，便在於缺乏對「未有之大變局」的自覺認識，難以主動應對。我們知道當時中國人修鐵路，修了很多年才修了幾十裡路，因為過程中會遇到很多關於祖墳、有傷風水等問題的阻礙，整個中國處在一個相對被動的狀態，對世界的大變局缺乏深刻的認識。現在經過一百年時間，這種狀態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但是在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時，雖然中國的地位上升了，但是依然尤其需要理性對待，深度討論，提前布局，沉著應對！「百年大變局」的複雜性遠遠高於「三千年未有」，那個時候是單向的全球化，世界是按照一個規則在運行，現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意味著世界運行的規則會發生根本性的顛覆，在這種顛覆的過程中，各種各樣的力量會交織在一起，如果不能進行理性的對待、沉著的應對，那麼我們就可能又會陷入到一種相對被動的狀態。
我這次的講座主要是給大家提供一個思考的方法和視角。謝謝大家！
【問答環節】高奇琦（華東政法大學教授、政治學研究院院長，本次會議主持人）：謝謝徐老師。我先來給徐老師報告我的學習心得，我的理解是首先徐老師我們提供了一個非常宏大的視野。上次徐老師到華政來參加學術會議和做講座的時候，徐老師多次強調碎片化的研究可能主導了現在一些年輕人的思路，這需要有一個調和。剛才徐老師就是親身實踐，帶領我們從中華甚至是世界歷史中的農業文明一直到近代中國、當代中國，非常宏大的視野，特別是從晚清以來的大變局到今天又面臨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做了一個非常宏大的歷史敘事。第二個是我剛才密密麻麻記了很多概念，一些概念我之前聽到過，但是這次聽又有了一些新的體會，比方說「長周期」「關係疊加」以及對印度和中國的歷史和歷史感的評析，還包括「世界時間」「單向全球化」「多向全球化」「祖賦人權」「歷史性的權利」「地域性國家」「全球性國家」等等，非常受益。第三個就是我在學習中也感受到了徐老師非常強烈的時代的使命感，作為知識分子對於國家、對於時代的責任，徐老師雖重在講歷史，但到後半部分一直在回應當代的一些命題，比如今年非常重要的一個詞「內循環」，我們重要的表述是「以內循環為主，促進國內國外雙循環」，有的人可能就疑惑如何把握這個尺度，我聽到徐老師用「地域性國家」和「全球性國家」這樣一組概念來回應這個問題，就是我們是內循環，但不能回到一個自我封閉的狀態。包括徐老師用的「歷史中的中國」和「現實中的中國」這組概念，有強烈的使命感。接下來的時間留給大家向徐老師請教，與徐老師交流。
首先第一個問題，徐老師在講座中多次提到馬克思主義理論，請問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世界中國和歷史中國的疊加中應該具有什麼樣的學術使命？
徐勇：首先向聽眾表示抱歉，轉播效果欠佳，很多人沒有能夠正常的收聽，非常抱歉。所以我們說儘管我們現在技術進步了，但是仍然有很大的改進空間。還有一些聽眾要求提供PPT，由於PPT沒能正常播放，這裡提到的一些概念可能很難通過語言表述表達出來，在這裡我要請各位放心，今天講的內容即將發表在《探索與爭鳴》雜誌第10期，大家到時候可以找來看，屆時我們的公眾號也會轉載，請大家放心。
剛才有位聽眾談到馬克思主義對世界的認識，我覺得我今天引用的「世界歷史」的概念就是馬克思的，大家去看《德意志意識形態》這篇重要文章，我希望大家能夠認認真真讀一讀19世紀一些大家的著作，這些大家的宏觀戰略眼光是我們今天無法與此相比的，馬克思關於「世界歷史」的定義非常清晰，到現在還適用。過去的歷史都是地域性歷史，只有到了世界各地的人開始相互依賴的時候，才是一個世界性歷史。所以我們說為什麼今天中國人在世界上那麼厲害？就是中國走向了世界，顯示出了它的力量。我們說世界上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一定有中國人，只要有錢的地方就一定有溫州人。我們今天的人和世界有高度的依賴關係，正是因為中國對全世界開放，才有了今天中國的地位。所以馬克思所講的「世界歷史」我覺得是非常深刻的，過往的歷史都不是「世界歷史」，只有人進入到「世界歷史」之中才可能有世界時間，才有可能出現今天的一日千裡，這是改變了人的存在狀態，也改變了人的意識。謝謝！
主持人：徐老師，第二個問題是新冠疫情對當前中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影響？
徐勇：關於疫情，武漢是身在其中。我們說現在的世界非常強大，也非常脆弱，非常強大在於現在的力量很強大，非常脆弱在於經受不起打擊，可能一個小小的事件就改變了世界的狀況、世界的面貌，所以我們誰也沒有想到這麼一個新冠就能改變人的生存狀態。我現在在辦公室和大家交流，這是過去想像不到的。大家知道武漢在春節期間面臨封城，用「封城」這個詞是非常罕見的，在歷史上都沒有過這種全封閉的狀態，這個狀態就使我們重新認識這個世界，進入到這個狀態之後相互之間不可分割，新冠成為一個全球性事件。過去也有一些瘟疫比現在的新冠更嚴重，但是並沒有造成全球性的事件。這就是我們所說的當今的人類歷史是「世界歷史」，一個地方發生事件，會對世界上另外一個遙遠的地方產生影響，同時會對國家狀態產生巨大的衝擊。所以新冠越來越說明當今的世界是一個全球相互依賴的世界。
主持人：徐老師對這個問題做了一個非常全面的回應。第三個問題，「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更應該是世界中國、歷史中國和馬列中國3個變量的關係，徐老師如何看待？
徐勇：這三者不是同一個坐標，世界中國我們講的是人和世界的關係，歷史中國講的是人和歷史的關係，第三個變量和前兩個好像不在同一個層次上，所以難以把它相提並論。但是馬克思主義倒是對世界中國和歷史中國提供了一種方法論認識，一個就是馬克思主義講到用世界的眼光、世界的維度來看待一個國家，同時馬克思主義也告訴每一個國家的人們他在創造歷史，在進入世界的時候，他依賴於特定的條件，這對我們認識歷史中國提供了一種方法論基礎。
主持人：第四個問題，人類命運共同體之於全球治理的地位？以及當前世界面臨逆全球化、單邊主義抬頭、去中國化的問題，我們應該如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徐勇：我看到一位聽眾的提問談到歷史的繼承問題，歷史的繼承我們講中國共產黨繼承了過去的一些歷史要素，例如組織性比較強，同時歷史上的官僚制對當下的中國也產生了一些影響，這位聽眾如果有興趣的話聽我們10月15號的講座，15號會專門講到這個問題，歷史的中國在長周期以內如何在當下延續的。長周期就會回答你剛才提問的問題。
剛才高教授提到的第四個問題，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我們國家對世界貢獻的一個重要概念，一個對未來的構想，超越了過去單向全球化的思維體系，單向全球化更多的是徵服，把一種文明強加到另一種文明之上，人類命運共同體更多的是多向的、平等的、相互尊重的、相互依賴的，它恰恰是建立在多向全球化基礎上的對未來的一種構想。這種構想超越了過去一直奉行的優勝劣汰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理念。我們說中國現在崛起了，為什麼現在中國還不太受人待見呢？雖然經濟崛起了，但是中國人的地位和價值還不能得到世界上廣泛的認同，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的理論沒有跟上，我們沒有能夠給世界提供一個既超越自己又能夠贏得世界的一套價值理論體系。西方人的高明之處在於他們在經濟上走向世界的同時理論供給也是跟上去的，我們現在雖然經濟上走向世界了，但是理論供給嚴重不足，出現了一個嚴重的理論赤字，我們還不能提供一套能夠為世界所廣泛接收的價值體系。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個觀點是具有超越性的，它把世界的單位定位在人類。過去我們有家的共同體、國的共同體，國與國之間更多的是競爭、強制等，這套價值觀適用於單向全球化，在多向全球化的過程中需要有一套超越原來以國家為單位之上的價值體系。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種未來的構想，對於未來具有一種方向引領作用。但是我們如何讓大家接收中國建構起來的一套知識體系，還有很漫長的路要走。現代世界不是一個客觀的實在世界，更重要的是一個觀念的世界，西方人在徵服世界的時候同時建構起來了一套觀念、一套規範，比如「東方專制主義」，他首先把專制這種概念給定義到東方社會中，專制是野蠻的，民主是文明的，首先給東方國家降到文明之下，再加上文明進程中自身的自信不足，如技不如人等，這樣就帶有一種全面的臣服，接受了它的一套價值體系。接收有必要，沒有接收就沒有進步、沒有今天，但今天的中國已經到了從接受學習向創造提升轉折的一個連接點，如果我們學者不能創造出一套能夠為世界廣泛接收的價值體系、思想觀念，顯然是說服不了人家的。所以我們說有「中國之治」但不一定有「中國之理」，就是你要講出道理出來，有沒有能夠為世界所接受的思想觀念、價值體系是我們學術界要努力的。所以我今天給大家帶來這次講座，就如剛才主持人所講的，是帶著一種使命感。我們處在現在的格局下，我們享受了前所未有之大變局帶來的好處，但是如何應對新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在思想認識上恐怕還跟不上，我們有必要在這方面做些努力。
主持人：剛才開場的時候我沒有說到，我們今天的論壇是與華中師範大學合作，也是「長周期政治中國」系列論壇的第1期，大家可以關注剛才徐老師提到的15號有關長周期的專門講座。下一個問題是，鄉村衰落出現的問題？有非常強的問題意識。
徐勇：大家知道中國現在一個大的變革就是鄉村，鄉村中國是歷史中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現在進入世界歷史，世界歷史是與工業有關的，因為工業產品不可能自給自足，我們生產的產品並不是為了滿足自己消費的，一定是為了賣而買的，這是工業社會的特點，所以它一定要尋找市場，這樣就把世界連接為一個整體。所以我們要把世界的人們聯結起來一定要找到一個聯結的紐帶，在地理大發現的時候，雖然有了地理大發現但是與單個的個人沒有太大的關係，雖然有了商品經濟，但相互之間可能不發生交換關係，只有到了大工業時代，工業一定要去尋找市場、尋找出路。所以我們今天生活在一個「世界歷史」當中。對我們傳統的鄉村社會，我的理解是連根拔起，由「鄉土中國」延伸出來的這套價值理念會發生動搖，現在鄉村文化對於傳統文化的流失是驚人的。但是前面講過歷史中國留下來的歷史遺產並不都是消極的存在，還有很多我們在工業社會能夠進行創造性轉換的東西，這些文化恰恰是可以保留的，比如我們講人與自然的和諧，這些都是現代工業社會所值得借鑑的。如何在變革中保護好歷史中國留下來的文化遺產，這確實一個大的課題。
何包鋼（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教授）：徐老師講的非常好，我受到的啟發很大，他講的歷史感很好。我有一個問題和徐老師一起討論，我在東南亞跑的比較多，東南亞原來有的一些文字都沒了，比如馬來西亞以前有他自己的馬來文，越南原來的文字也被羅馬化了，亞洲的國家就是年輕人沒辦法和它的歷史溝通，中國的年輕人就是如果他有文化，他可以直接和兩千年前的歷史溝通，能夠看懂以前的文字，並且能夠馬上和現在聯結起來，很多亞洲一代的年輕人沒辦法做到，它的語言已經斷節了，這個文化現象很有意思，講到歷史中國，這就是歷史中國一個很深厚的文化傳統。如果去看埃及的文字，現在的埃及人沒有辦法通過文字直接與歷史上的埃及進行溝通，中國人可以做到這一點。但是有一個問題，所謂的歷史中國，是有文化的人才有這種歷史感，這種歷史感如何體現在一般的普通人從而流傳下來？徐老師講到歷史中國具有一個長的邏輯，好像有一種歷史的邏輯、歷史的機制、歷史的決定力量，但是如果落實到微觀層面、個人層面，在很長一段時間，中國百分之七八十的人口對中國的歷史是並不直接感興趣的，所以歷史中國到底如何影響現代的中國社會？它背後的邏輯機制到底是什麼？我們這個歷史中國到底是怎麼樣來影響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的？
徐勇：非常高興通過這種方式與何老師進行交流，我們也是老朋友，他對於「世界中國」的理解可能比我更深刻。
何包鋼：現在感受非常深刻，中國不但是在走向世界，而且是在影響世界，改變世界。但是現在又遇到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怎麼融合世界？誰融合於誰呢？這是一個重大調整，就是不但進入了，而且在影響，我們在海外就感觸特別深，確實是一個很重大的問題，就是中國的經濟結構和世界發生重大的聯繫，中國要繼續發展，必須進入世界、影響世界，甚至引導世界。
徐勇：剛才何院士講到歷史中國的機制，我覺得特別重要。過去歷史學界敘事比較多，但是事件之間如何關聯的理論探討比較少，所以我說我們國家歷史學更多的是敘事，現在出現歷史政治學，我一直強調歷史政治學不能夠僅僅是敘事了，更多的是講理。比如歷史中國的發生是什麼機制、什麼機理造成的？如何形成了這種歷史中國？剛才何院士講到了文字，文字是上層人掌握的，我們中國的文字是一直延續下來的，中國為什麼不僅是地理上的封閉，和它的字的封閉性有關係，中國文字從形成到現在一直沒有受到外來文字的影響，不知道準不準確。
何包鋼：徐老師，中國歷史上一個是在北魏的時候，一個是在元朝的時候，中國漢字被取代的文字傳播了很多，但是中國的文字厲害在，在這樣兩個危機之下，中國的文字仍然生存下來了，變成了一個具有帝國意味的文字，不管誰上臺，必須要用漢語，後來清朝也必須要用漢語、漢字。但歷史上曾經有兩個歷史點，中國的文字存在被淘汰的危機，之前有研究表明在元朝的時候中國北方都不使用漢字了。但是中國的文字確實很厲害，撐過了兩次危機。
徐勇：如何院士講的，很多普通人並不掌握文字，是根本不接受文字的，但是我們知道普通人他要通過一套生活方式，通過民俗等方式使他和歷史建立起聯繫，包括我們現在說的清明節要祭祖等等，他通過自己這種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習俗來使他感受到歷史的存在，包括我們現在使用的方言，只有當地的人才懂，這就使人成為一種地域性存在。這種歷史感通過各種各樣的機制建構起歷史的存在，這裡面還有很多機制可以探討，今天何教授提出了很好的問題。
何包鋼：我感覺到後面那個問題，就是中國如何走向世界，中國如何影響世界，中國如何融合世界，真是一個重大問題。徐老師剛才講的一個問題非常重要，就是中國如何來創造自己的理論體系，這個問題非常重要，我也非常贊同。
主持人：大家熱情很高，但是時間差不多到了，接下來請徐老師再回答一兩個問題。
徐勇：我看到有一位聽眾提到這樣一個問題，我剛才提到農民是最大的歷史遺產，聽眾的問題是農民的遺產可能逐漸消逝掉了，如何看待這個問題？我想是這樣的，我們過去歷史中國實際上是一個鄉村中國、農民中國，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農民作為一個職業群體，可能隨著工業社會的發展慢慢的消逝掉，即使沒有消失可能也會大大的縮小。但是我們要注意到，人類社會不是像自然社會一樣，一消失就沒有了，人類社會我們現在特別強調基因，基因不會因為人沒有了而整個消失，基因還會傳承。所以過去農民的基因還會通過其他的方式繼續傳承，在這個傳承的過程中它又會變異、會改變，可能並非是過去基因的完全複製，但是它會成為新的基因細胞構成的一個元素。但是從另外一個方面，過去我們在使用這筆遺產的時候是讓農民做出了很大的犧牲的，我們的廉價商品是不可持續的，我在《農民理性的擴張：「中國奇蹟」的創造主體分析》這篇文章中提到，這是一個短周期、短時期存在的現象，它不可能放在一個長時段的周期中去延續，我們今後的競爭力有可能也會下降，因為現在沒有一天幹16個小時的農民工了，現在的農民工隨著社會的進步對於福利的要求、對權利的期待越來越多了，社會必須要適應這種變化。
主持人：我看到大家的問題是一波又一波，但是考慮到時間的問題，我們提問環節到此結束。我再稍微做一個總結，今天徐勇老師、何包鋼老師多位大咖給我們傳達了一種強烈的使命感，剛才徐老師講的一點對我觸動非常大，就是一百多年前的時候，其實世界已經進入了第二次工業革命，我們的一些「開眼看世界」的人開始修鐵路，但也還是沒能成功，存在很多的阻力，更多的是一種大眾文化的阻力。一百多年之後的今天，我們和美國同時站在世界新的工業革命、智能革命的門檻上，用徐老師的話說，這一次我們有了自覺。但是歷史有很多的精華，當然也有很多的負擔，那我如何去除歷史中的糟粕，在新的歷史時期重新在「世界歷史」中創造一種未來，我覺得這是徐老師給我們大家提出來的一個宏大的歷史命題，這就需要年輕的學人共同努力來做這樣一個未來的思考。我們今天的論壇到此結束，謝謝徐老師！
徐勇：謝謝各位，這是一個開放性的話題，我們主要是提供一個思考的空間，結論大家自己去探討，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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