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高行健跑到瑞典去了，為了那筆90萬克朗（約合100萬美元）的諾貝爾獎金。單衝這筆錢，我為高行健高興。因為，靠畫點東西和塗點文字維持的生計，畢竟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然而，領賞之前，高行健作了一個題為《文學的理由》的演講，卻讓人十分的沉重……倘若不是冠以文學的美名，真會叫人誤以為是一篇政治的宣言。
高行健是第一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華人作家。對高行健的得獎，代表中國作家立場的中國作家協會早就指出，該項獎「不是從文學角度評選，而是有其政治標準。這表明，諾貝爾文學獎實質上已被用於政治目的，失去了權威性」。也有正直的評論家指出，這是向中國文學開了一個「大玩笑」。一位評論家曾在80年代初期寫文章介紹過高行健和他作品，他說：「那時是把他作為戲劇新人向讀者推薦他的作品。不知道他到法國後是否寫過大作，但要憑他80年代在中國時創作的幾部話劇和小說就能獲諾貝爾文學獎，那就太荒唐了。」
想必，高行健也聽到了這些說法。因此，他曾極力否認自己得獎的政治原因，而強調自己作品的文學價值。在他的「文學主張」中，推祟所謂的自由自在的「純文學」，認為「文學原本同政治無關」。然而，看看他的《文學的理由》的演講，卻讓人對他的主張產生了足夠的懷疑。在這個演講之中，到處充斥著這樣的字眼：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劫難；文學革命和革命文學同樣將文學與個人置於死地；作家倘若想要得思想和自由，除了沉默便是逃亡……儘管，高行健再三標明他不想「濫用這文學的講壇去奢談政治與歷史」，但他對中國的無端批評不是政治又是什麼？他在抵達瑞典的那一天，不無得意地說：「在中國政府的眼裡，我是異議分子，但我認為自己比這更勝一籌。我想我有權批評中國政府，因為他們總是批評我。」政治的標籤，生動地貼在了他的臉上。
前些日子，曾在國外的媒體上看到一個文章，裡面有一個片斷說，高行健的得獎，恐怕主要得益於他的「流亡作家」和「異己分子」的稱呼，而所謂的「作品在西方的影響」和評委馬悅然的推祟，則是次要的因素。這篇文章甚至這樣舉例說明：高行健小說唯一的英譯本，是由澳洲學者翻譯的《靈山》。此書出版社雖然是英國公司，但是小說卻是在澳洲出版而未在英國發行。文學獎宣布後，英國各大書局，竟然找不到書來賣。美國方面，《紐約時報》與《洛山磯時報》分別訪問了知名的漢學家兼翻譯家葛浩文。葛浩文顯然也並非深入研究過高行健的作品，在報上發表了一些模稜兩可的談話。其他的受訪對象，如漢學界泰鬥李歐梵、曾經編輯過當代中國戲劇集的嚴海平（譯音），都不算是高行健的研究者。顯而易見的，在西方的漢學界，高行健的作品向來都非常不受到重視，也難怪多數的學者都對他的獲獎感到驚訝。如果高行健不是得了諾貝爾獎，一般群眾是不大可能有興趣知道他是誰，寫過什麼作品……一位西方的評論家也指出：「高行健是誰？他的作品怎樣？我簡直一無所知。頒獎給高行健，可能與他反對中國大陸目前的政治體制有關。」
自稱是「討厭政治介入文學」的高行健顯然深知「逃亡作家」的份量。他在演講中，從東方談到西方，從古代屈原談到當代的許多逃亡作家，刻意將自己打扮成一個無辜的政治迫害的「逃亡者」。加之他過去的「刻意模糊」，以至於西方的媒體一直將他列為「六四事件」的受害者，並與北島、劉再復等相提並論。但是，據我所知，高行健早在1987年便去了法國，「六四」又與他何幹？！我還聽說，那個時節的高行健，好象正在巴黎的某個地方推銷他的畫作，賺點外快以改善自己的生活質量……有人一針見血地指出：「流亡」或「異議分子」作為一種標籤，還是有其實用價值的。高行健對主要是「出於意識形態的價值判斷」的評委們感激不盡，他說：「我感謝你們把諾貝爾獎給了文學，給了不迴避人類的苦難，不迴避政治壓迫而又不為政治效勞獨立不移的文學……」夠了，一口一個政治，一口一個壓迫，三句話不離本行，其「政治家」的顏面一覽無餘。
高行健說了一大堆的「理由」，顯然不僅僅是文學的。因此，我倒是建議他改一下演講的題目，乾脆叫《政治的理由》罷了，也省得玷汙了文學。
徐世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