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健是2000年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這位法籍華人文學家談及了命運，壓迫和他對自由的渴望。
法蘭克福匯報：在德國的埃爾蘭根市，舉辦了一場以您為主題的討論會。而討論會的主題就是「自由，命運和預測。」高先生，您相信命運嗎？
高行健：我相信命運。但同時我又不相信命運。人無法最終抗拒命運的安排。人總是無法忘記人生的得失與恩怨但卻無法怨天尤人。回首往事，我會說，那就是人世間的壓迫總是無處不在。而只有上帝對我才是友善和仁慈的。
法蘭克福匯報：當您說，上帝對你來說有著積極的意義，您是否認為，您的生命是否來自外界的塑造？或者人本身根本就無法決定自己的命運？
高行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兩種說法都有道理。但人不能確切地區分，哪種觀點更有說服力。對於我自己的人生來說，我經歷自身的磨難和命運的打擊。有幾次我幾乎都在死亡的邊緣。然而我還活著。因為我會說，上帝對我來說還是厚道的。
法蘭克福匯報：您相信上帝嗎？
高行健：我沒有任何宗教信仰。但我能在基督教裡感受到越來越多的歸屬感。我有這種宗教的感覺，而在我的工作中我也愈發強烈地感受到這種歸屬感。我感覺宗教能在我困難的時期給我以啟迪和幫助。
法蘭克福匯報：您的信仰在您生命某些困難階段對您有何幫助？
高行健：對生命的思考只有在人停下匆忙的腳步後才能進行。當人經歷挫折或磨難時，人並不能自然地思考人生，人此時也沒有機會去總結反思。而在我真正意識到內心對上帝的敬仰時，感謝上帝，我此時就有了一種思考的藝術。而這種思考的藝術對我來說是一把鑰匙，打開記憶塵封的大門，驅散掉心中的憂傷和仇恨。
法蘭克福匯報：仇恨？因為誰或什麼事讓您有仇恨？
高行健:仇恨來自於壓迫。什麼時候有壓迫，人就會自然地產生與這種壓迫作鬥爭的想法。但漸漸地我意識到，這種仇恨沒有任何作用，無法給我帶來任何慰藉。深陷仇恨只能讓我深陷人性的陰暗面，然後自身只能產生更大的仇恨。
法蘭克福匯報：您在中國經歷過壓迫：您無法工作，您的話劇被禁止公演，您的作品被禁止出版。您被迫離開中國，拋棄自己的故土。而現在壓迫對您來說還存在嗎？
高行健：壓迫總是無處不在，當然不同地方壓迫是以不同形式存在。今天我已經在之前講明了這一點，講明了我對壓迫的看法。儘管我現在身處西方，但我仍然能感受到來自外部的壓迫和各種壓力。但我很快領悟到一點，我必須儘快從這種壓迫中擺脫出來。所以我得不停地逃。
法蘭克福匯報：一直逃，直到流亡天涯？
高行健：流亡對我來說十分重要，因為流亡幾乎伴隨我的整個人生，並且還會在未來的歲月繼續陪伴著我。我也一直活著流亡之中。但我的流亡不帶有任何政治色彩。這是一段流浪，一種自我解脫。最好獲取自由的方法就是找到一條通向自由的新道路，為我的創作尋找新的主題。
法蘭克福匯報：沒有自由，藝術家的創作靈感也就無從談起。高先生，您對自由是如何理解的？
高行健：自由的概念包含很多方面：政治層面的逃離，這是因為政治上的壓迫。還有因為意識形態的逃離，逃離某個市場，逃離人生的問題或困難，逃離某種錯誤的觀點。
法蘭克福匯報：您總是在談論逃亡和流浪。從我的角度來講，這一點您在您的作品中已經表現得十分清楚。自由總是對您個人有著獨特的誘惑。然而自由也不包括責任嗎，自由難道就是去逃脫生命中的另一半？
高行健：我的確經常提及流浪。但是我流浪的目的是為了身心和創作的自由。我們會經常問自己，自由的好處究竟在哪裡？自由對我來說是一個畢生追求的目標，而這樣的人生目標又蘊含在真正的自由中。自由絕不是一個空洞的概念。自由總是能夠被人感受到。自由在生活中，自由在思考中，自由是能夠擁有自己的觀點，最終自由是我能夠公開表達自己的觀點。因此，自由本身又不是一個目標，而是一種狀態。自由總是和我們實際的願望緊密相連。當然自由意味著責任。但這種責任並非為改變世界而生，而是首先為屬於我們自己的人生。
法蘭克福匯報：每當人們與中國人交談時，中國人談論最多的就是他們的生活水平在過去的時間得到了極大的改善，物質條件的改善完全填補了自由的空缺。高先生，當您看見大部分中國人相比於自由，更在意自身賺錢多少，您是否會失望或許甚至感到憤怒？
高行健：必須要承認的是，那就是中國在這段時間有了更多的自由，比方說自由旅行。這在過去的時代幾乎是不可想像的，基於政治上的管制或者經濟上的拮据。實事求是的講，和改革開放前相比，中國人事實上的確享有了更多的自由。但這僅僅是自由較低的層面。還有著更高層面的自由，比方說擁有發表針對某些話題言論的自由。更高的自由是去估計我們思想的自由。重要的一點就是，那就是人們必須要意思到，自身是需要言論和思想上的自由。這樣的自由是神聖不可或缺的。
法蘭克福匯報：在中國和西方一直充滿了各種誤解和隔閡。中國不了解西方，西方也不了解中國。在這樣的誤解中，民主一詞總是被提及。民主在中國有可能嗎？
高行健：在短短的一個採訪裡，幾乎是沒有太大可能去談論中國的未來。在中國發生深刻變化的時期，我主要都居住在西方。基於我居住在西方的緣故，我的主要興趣是西方。因此我的思考主要集中在歐洲。在此期間我對中國關注很少，對於中國的問題，對於中國如何推進自身民主的問題實在無法回答。如果從我當年在中國的經驗看，中國通往民主跟歷史上西方的民主發展一樣，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