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
詠物自然成為文學最常見的題材類型之一。動物是動態的、更接近於人的生命形式，更能引起人的情感共鳴，作為人們抒情達意的媒介，所以「動物」類是很有文學意味的題材。而是先唐與詩並駕齊驅的主要體裁之一。賦是善於體物之文學。簡單說來，所謂動物賦，就是吟詠動物的賦作。
動物類文學創作隨六朝賦文學的繁盛迎來高潮。六朝有1100多篇賦作，動物賦就有150篇左右，可見動物賦是六朝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而其中魏晉動物賦就有110多篇，是六朝動物賦創作的高潮期，魏晉又是文風發生巨大改變的時代，這在動物賦中亦有體現。
先秦動物文學的發展，抒情比興手法的強化，給魏晉動物賦留下了豐厚的積澱
《詩經》作為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為詩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清代俞炎在《詠物詩選·自序》中說：
故詠物一體，三百篇導其源
這段話肯定了《詩經》作為詠物源頭的事實。作為詠物一種的動物題材，亦是導源於詩經。雖然《詩經》中的動物多為比興之用，並沒有成為文學舞臺的主角，但其動物描寫，對動物文學尤其是後代動物賦的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是不容置疑的。
後代賦詠動物大多是有所寄託的，兩漢多明德載道，魏晉多抒情言志。而《詩經》作為儒家的經典，明德載道的意味更加明顯，後代賦對此傳統多有繼承。漢代現存的動物賦大多是以此為創作的出發點，而魏晉時也多有歌功頌德篇目留存，如三國魏繆襲的《青龍賦》、吳楊泉的《蠶賦》、西晉王庚的《白兔賦》等。
《幽風·鴟鴞》是中國出現的第一首動物詩，亦是動物文學的開山之作。它不像《詩經》中其他篇目僅把動物作為比興之用，此詩是一首禽言詩。全詩通篇用比，以一隻母鳥的口氣，傾訴被貓頭鷹破壞巢穴搶走孩子的悲痛，及辛勞育子的情形，並不時透露出對自己危險處境的擔憂。從此詩的字裡行間，能感受到詩歌對強者恃強凌弱的批判和弱者奮勇禦敵的讚美。
荀子《蠶賦》第一次把動物引進賦中，開題材之先河。也是繼屈原《桔頌》把植物作為描寫對象後，對詠物賦的一種開拓，標示著詠物類賦題材的拓展。，但荀子並沒有把「蠶」作為獨立審美對象來觀照，所以為後代動物賦留下了進一步開拓的空間。
在繼承前人詠物類題材的基礎上，動物題材在漢賦中被廣泛吟詠。東漢班固的《漢書·藝文志》中記載西漢賦類作品時，對動物賦的數量有過統計：
《雜禽獸六畜昆蟲賦》十八篇
但大多兩漢動物賦已經亡佚。
漢代以前，荀子的《蠶賦》由於明德載道的教化目的，並沒有真正把蠶作為審美對象來觀照，兩漢動物賦的出現，打破了在文學中僅有動物詩的局面，動物真正作為審美表現的主角登上賦文學舞臺。典型的例子如王延壽的《王孫賦》，作者把猴子作為文章的主角，抓住了其好動的性格，用了近四百言對其外形及生活習性作了全方位的描繪。
體物以頌德，載道及言志——動物賦中「物」、「我」之間的關係
當漢代動物賦真正把動物當作審美對象時，動物賦中的客體與主體，就真正產生了。並且在漢代動物賦中「物」、「我」之間的兩種關係一一「物」、「我」疏離和「物」、「我」相融都已經出現，這為後代動物賦提供了處理「物」、「我」關係的渠道。
在這類動物賦中，「體物」的目的是為了表明自己的某種思想觀點，這些賦體現了時人的思想意識。有的以為教化之用。如賈誼的《鵬鳥賦》通過與貓頭鷹的對話，全文抒發了「同生死，輕去就」的道家思想。又如無名氏的《神鳥賦》就是通過雄雌鳥與盜鳥搏鬥的故事折射西漢末年政治腐敗、邪惡勢力橫行於世，民眾飽受苦難的社會現實。
還有一類動物賦通過體物來歌功頌德粉飾太平，源自《詩經》中的頌詩「美盛德之形容」。漢代此類動物賦，如路喬如的《鶴賦》：「賴君王之廣愛，雖禽鳥兮抱恩」，公孫詭的《文鹿賦》：「嘆丘山之比歲，逢梁王磚一時」，都是歌頌梁孝王之作。體物以明德在魏晉動物賦中雖不是主流，但亦有繼承。
體物以言志的作品數量較少。如趙壹的《窮鳥賦》，此賦以窮鳥自比，通過對處於困境的飛鳥的描繪來抒發自己處於現實困境的悲苦無奈，揭示了現實的黑暗，並對友人救助發自內心的感激。在經世致用的漢代，這類詠動物的抒情小賦的出現顯得尤為難能可貴。但此種體物以言志的賦在魏晉大量出現。
綜上所述，漢代動物賦作為動物賦發展史的起點，在題材內容、物我關係、詠物模式等方面集前代文學之大成。但漢代作家對動物賦的書寫還處於一種不自覺狀態，為文主要目的仍是明德載道，罕有以此自覺書寫個人生活情志的作品，這為後代動物賦發展留下了可開拓的空間。
魏晉動物賦的創作目的，由漢代以明德載道為主而趨向於抒情言志，甚至單純以賞玩為目的的動物賦大量出現，這意味著文學發展的進步。魏晉動物賦較兩漢更追求文學本身的華美，注重文學自身的表現力，亦體現出了不同於兩漢的獨特時代特徵。總之，魏晉動物賦在文體功能上較前代有了很大的進步。
經學衰微，玄學興起——魏晉動物賦廣泛發展的必然性
伴隨著漢末大一統政權的瓦解，經學主導地位動搖。作為士人精神支柱的儒家正統思想，對士人失去了普遍的約束力，使魏晉思想出現了多元的局面。經學的衰微對文學產生了巨大影響，文學逐漸擺脫了作為經學附庸的地位，得以獨立發展。
魏晉玄佛道等多種思想並存，但佔主流地位、影響最大的是玄學思想。玄學越名教而任自然，把自然當作人類回歸的精神家園。老子的「道法自然」、莊子的「萬物齊一」等哲學思想，表現了人應該與自然萬物和諧相處，應返歸自然，獲得精神的慰藉。
其平等為一的樸素哲學觀，為魏晉時人廣泛認同。所以魏晉時人對自然的親近遠勝前代，因而才有竹林七賢、曲水流筋等的文士雅集。動物作為與人親近的自然界的組成部分，自然而然為人所關注。在這種思想背景下，魏晉動物賦大量湧現。
漢末，漢靈帝創立鴻都門學，對辭賦、小說、書法等文藝加以提倡，文學擺脫經學的附庸，而有了自己獨立的地位。同時，文學的獨立也標誌著文人地位的提高，這成為文人熱衷於文學創作的動力。魏晉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正如魯迅在《魏晉風度及文章及藥與酒的關係》中所說，是
文學的自覺時代
魏晉辭賦文章的價值地位，不再是漢代所論的「雕蟲小技」，而是「經國之大業」。
賦發展之初，大賦成為作家的主要選擇，出現了枚乘、司馬相、揚雄、張衡等大家。賦的題材追求「苞闊宇宙，總攬天人」。京殿苑獵等各類題材得到了較大的發展，後代賦家要再創作同類題材的大賦必然增加了難度，鮮有開拓空間。並且創作動輒千言的大賦，既耗時又費精力，所以詠動物等小賦的興起繁盛是賦發展之必然趨勢。
況且賦本身就是善體物之文學。動物賦由荀子《蠶賦》開題材之先河，兩漢拓其堂宇，有了前代的良好的積澱，魏晉動物賦的繁盛成為必然之趨勢。
賦的發展過程中也帶有遊戲性質，漢初文士多聚於藩國，賦作多為應制之作，以為遊賞宴飲之娛樂。武宣之世，大賦發展達到鼎盛，帝王周圍聚集了許多文學弄臣，如司馬相如、孔減、東方朔、枚皋、王褒等，而大賦此時更是追求「苞括宇宙，總攬天人」，容量極大，作者的目的之一，是通過文字鋪排之美再現帝國繁盛，以愉悅君主。
此外，文學載體紙的發明普及，亦是魏晉動物賦創作的繁盛和得以廣泛傳播的因由。
結語
中國歷史上的魏晉是一個戰爭頻仍、分裂多於統一的時代，朝代頻繁更替使文人有朝不保夕的危機感，對生命更加珍視。且東漢末期經學對文人思想束縛的解除，使文人的注意力由治世的政治生活的功利追求，更多地轉入口常現實生活，由關注外部世界，轉而更多的關注自己的內心世界。
魏晉動物賦在藝術上形成並並完善了動物賦的創作規律，為動物賦乃至文學發展作出了極大的貢獻。在先秦文學發展積澱的基礎上，動物文學文學的繁盛而迎來了高潮期。動物用賦來承載，充分發揮了賦「體物言志」的文體功能。用賦來詠動物，則為人們又提供了接近自然、抒情言志的途徑。魏晉動物賦，集前代文學之大成，在藝術上取得了極大的藝術成就。
參考文獻：
《晉書》
《西京雜記校注》
《文心雕龍注》
《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