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社會，科學知識已不再是唯一的知識權威。科學技術和政治、經濟的緊密關聯，導致公眾對科學家的信任度下降。此時，試圖單純依靠科學技術知識解決與之有關的社會和倫理爭議的方式是不夠的。如何應對新興技術可能帶來的風險，已經不僅僅是科學家、技術專家和工程師們的使命了，也需要包括倫理學者在內的社會各界的廣泛參與。
科技發展需要倫理出場
20世紀中葉以來，諸如原子彈、工業化學品、計算機和基因工程所產生的後果無一不表明，科學技術是把雙刃劍。科學技術具有雙重的社會和生態效應。
進入21世紀，隨著科學、技術、生產和市場的一體化，一批高技術尚處於萌芽和起步階段，就展現出了創造一個新行業或改變一個現存行業、對社會經濟結構產生的重大影響力，它們被稱作「新興技術」(emerging technologies)。那些雖以各種形式存在了多年，但近來又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被廣泛運用或者整合到消費品中，如人工智慧技術，也同樣展示出深刻變革人類社會乃至人類自身的巨大潛能。各類新興技術的發展速度很快，往往短短數年之間就可以聚集大量資金，興起多個相關產業。與新興技術的快速發展相隨的，是無法用更多知識的增長就能消除固有的不確定性。按照既有的科學研究方式，大部分現代科學技術在其研究過程中，都不會考慮其成果最終將應用於何處。所以，一項新的科學技術到底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只有在其產品被真正引入社會之後，我們才能得知。而現代科學技術與經濟、政治的深度融合，更是放大了科學自身的不確定性，在全球化時代將整個人類拖入了一場規模龐大、影響深遠的社會實驗。這樣不確定又高度複雜的新興技術往往會對既有的道德與倫理觀念產生強大衝擊，在涉及公眾切身利益時，往往會引發巨大社會和倫理爭議。
面對爭議，我們從轉基因技術在歐洲和我國近年來的遭遇中不難看到，在現代社會，科學知識已不再是唯一的知識權威。科學技術和政治、經濟的緊密關聯，導致公眾對科學家的信任度下降。此時，試圖單純依靠科學技術知識解決與之有關的社會和倫理爭議的方式是不夠的。如何應對新興技術可能帶來的風險，已經不僅僅是科學家、技術專家和工程師們的使命了，也需要包括倫理學者在內的社會各界的廣泛參與。
那麼，倫理應該以怎樣的方式在科學技術發展中出場呢？
被動響應科技發展的倫理
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包括倫理學者在內的人文學者都不怎麼關注技術。因為倫理學被理解成人類的行為，而科學技術被認為是價值中立的，加之曾經的科學技術對社會影響力有限，所以，科學技術一度被認為與道德價值無關。
20世紀後半葉，隨著現代科技對社會的影響日益顯著，倫理學家緩慢地將注意力轉向了技術。但最初，倫理學家受制於一種「社會影響框架」，把技術主要理解成科學家和工程師工作的成果，其預設是，技術在某種程度上是獨立於社會發展的，當技術完成時，它被輸送給社會。然後，社會可以選擇是否採納某項被輸送過來的技術。科學家和工程師相對獨立地工作，做著自然命令他們做的事情，由此產生的技術是中性的。只有當人類決定是否以及如何採納科學家和工程師所輸送的產品時，價值才起作用。在這一框架中，倫理學或價值幾乎沒有什麼起作用的空間。倫理學家不去追問，也不檢驗決定一項新技術設計特徵的因素，更不要說去檢驗那些把關注和資源導向某個特定技術的社會力量、體制行動。倫理學家的唯一角色就是決定是否以及如何應用科學家和工程師所輸送的技術。可以說，此刻，在科學技術的發展過程中，倫理學是以被動反應的方式出場的。
此時，倫理學家可以批評被輸送過來的技術。例如，他們可以判斷監控技術如何侵犯了隱私。他們分析各種分配稀有醫療資源的程序之公正性。在這種運作模式裡，倫理學家作出了重要貢獻，比如，生命醫學倫理學、計算機倫理學和環境倫理學都在這種技術發展模式下繁榮起來的。但處在被動回應角色中的倫理學家更有可能注意到擾亂了或威脅了道德實踐或價值的技術，而非那些契合或改善了主流道德實踐與價值的技術。所以，倫理學家早期在參與科技發展時，會給人產生一種反技術主義者的印象：或者不懂技術卻對技術的發展指手畫腳，或者企圖螳臂擋車、拒斥科技發展的大潮。這樣的倫理學家形象往往不受科學家和技術專家們待見，更遑論真正影響和參與科技發展的進程了。
與此同時，倫理學家的被動響應者定位，也使得倫理反思往往只是「事後諸葛亮」，甚至只是一個裝點門面的花瓶，其實際效力往往差強人意。即便是科學界主動發起的20世紀最大規模的科學技術倫理研究——人類基因組的ELSI研究，也明顯受制於這種社會影響框架。從實際效果上看，人類基因組項目的ELSI研究雖然產生了大量的發表物，形成了一個重要的交叉研究領域，提供了一種在科學成果尚未付諸社會應用之前就嘗試有組織地研究、預先發現並解決可能問題的科學研究運作模式。但是，由於其研究經費受制於科學家管理者，所以，其發表的研究成果在範圍上總是由相應的科學家劃定，只是關注技術發展的內部和下遊問題，而無法反映公眾的利益，結果總是與政策制定過程無關，被人批評為「一個用來搪塞別人對基因工程批評的擺設」。
主動貫穿科技發展全程的倫理
傳統地，科學技術是「黑箱」，社會或倫理問題總是被狹隘地局限在對科技的後果上，人文社會方面的探究完全被置於科技創新過程的下遊。然而今天，學界已經普遍認識到，現代科學、技術、社會、政治、經濟、自然與文化等因素都處在一張異質性的網絡中，互動並影響著彼此。科學技術不能被黑箱化，不能看成隔離於社會關係之外。任何一項技術不僅僅是物質客體，更是社會技術聚合物——是人工物、社會實踐、機制安排、知識體系和自然的混合物。科學家和工程師們不是在真空中孤立地去作研究，相反，他們的研究是由多重因素共同塑造的。現代科學技術問題往往與有關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等議題緊密纏繞在一起。我們不能簡單地將「好事歸科學、壞事歸社會」，把價值和倫理因素從科學知識生產中撇清。科技發展的軌跡也是不同利益群體博弈、協商的結果，而非遵循什麼既定的秩序運行。總之，科學技術和社會是協同演化的。
如果說，前述「社會影響」框架正是由於讓倫理考量只關注科學技術研發的下遊影響或後果，沒有關注仍在生產之中的科學知識和技術本身，以至於其作用受到了很大限制。那麼，今天，當我們重新審視倫理在科技發展中的角色時，倫理考量就不再是置身事外的被動響應者，而是作為科技的塑造者之一，從科學技術發展的一開始，就與其他行動者一起積極地參與科學技術未來的建構，貫穿科技發展的全過程，成為一股行動的力量。尤其是對於新興技術而言，由於一項技術仍有可塑性，在其發展和嵌入社會中仍存在大量選擇空間，倫理考量的及早幹預更有可能讓技術遵循人類社會理想的方向發展。
歐盟在這方面率先作出了大膽嘗試。2011年前後，「負責任研究與創新」理念被歐盟委員會採納成為其最大的科技資助計劃「地平線2020」計劃的重要目標和貫穿性議題。此時，我們不再將新技術的倫理方面視作限制或約束。代替之，我們視之為技術發展的目標。這一嘗試將以往被排除在科技創新決策過程之外的人文社會學者、普通公眾納入政策制定過程，通過參與和調解的方式，讓各個利益相關方的想法和訴求被吸納到決策準備過程中，在避免爭議觀點極化的前提下，經由充分磋商之後攜手打造一個各方可以接受的解決方案。雖然這一嘗試的實際效果還有待評估，但無疑體現了人類在面對科技高速發展時的倫理勇氣和審慎態度。
來源: 社科院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