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9日,黃潔夫(左四)帶領醫護人員向「天使女孩」默哀。圖片來源:《羊城晚報》
在我國公民器官自願捐獻體系建立的過程中,「天使女孩」是一個標誌性事件。
一張照片記錄了2012年11月9日發生在廣州的一個肅穆的瞬間——身著手術服的醫護人員摘下口罩,向手術臺上的「天使女孩」致敬。女孩叫吳華靜,17歲,韶關學院醫學院中專生,因車禍離世。為實現她生前的心願,父母捐獻了她的肝臟、雙腎和眼角膜,拯救了3個人的生命,讓2個人重見光明……
此後,中國公民身後捐獻器官的案例越來越多,更有許多人登記成為自願捐獻者。2015年1月1日,中國宣布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公民捐獻成為器官移植的唯一來源。有人認為,中國器官捐獻的「冬天到了」。可之後的2016年,中國完成捐獻4080例,捐獻大器官11296個,較2015年提高近50%。
數字背後的故事,鮮有人知。
由於器官的捐獻與分配涉及文化、倫理、法制等深層次的社會問題,我國的器官捐獻曾走過一段漫長的「冰河期」。中國曾是世界上器官捐獻率最低的國家之一,多個國際組織也對中國器官移植存在誤解和質疑。
2005年,在由世界衛生組織主辦的世界器官移植管理高層會議上,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表示:「有人說中國多年無法建立公民自願器官捐獻系統,是因為受『入土為安』思想的影響。但我始終認為,髒水不要潑到祖先身上,落後不能怪老百姓。」
回國後,黃潔夫多次宣示了建立公正、透明、讓公眾信任的器官自願捐獻體系的決心。
2006年,衛生部全國人體器官移植臨床應用和管理峰會在廣州召開,在會上,《廣州宣言》誕生,「宣言明確了器官移植要符合中國的國情,又要符合全世界的公共倫理學準則。」黃潔夫的學生、如今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副院長、器官移植科學科帶頭人何曉順聽到了「改革的號角」。
2007年《中國人體器官移植條例》實施；2010年的《刑法》修正案增加了「器官買賣罪」,國內器官移植事業踏上了法治化、規範化的道路,探索器官移植「中國模式」的漫長徵程也從未停步。為解決器官來源的瓶頸,原衛生部與中國紅十字會於2010年啟動公民逝世後自願器官捐獻工作試點,成立人體器官捐獻工作委員會。2011年經國務院批准,「中國器官捐獻管理中心」成立。
經過了3年的艱辛努力,中國成功解決了移植事業的法律框架與管理機構、中國器官捐獻三類死亡判定的科學標準與流程、對捐獻者家庭人道主義救助的政策與辦法等一系列難題。至此,一個遵循世界衛生組織指導原則、符合中國國情的器官捐獻移植體系初步形成,即人體器官捐獻體系,人體器官獲取與分配體系,人體器官移植臨床服務體系,人體器官移植科學註冊體系,人體器官捐獻與移植監管體系。
專家認為,心臟死亡捐獻模式的成功應用,開啟了中國身後器官捐獻之門,更被譽為是「中國對世界器官捐獻事業的創新與貢獻」。何曉順說,國際上,移植器官主要來源於腦死亡器官捐獻,然而在我國,腦死亡概念尚未被廣為接受。「以心臟死亡器官捐獻為主體的中國三類捐獻模式,是政府啟動捐獻工作的戰略決策。然而,由於全球均沒有成熟經驗,這種捐獻模式是否可行,過去誰都不知道。」業內認為,心臟死亡後大多數器官必須在15分鐘內獲取,否則無法捐獻。何曉順團隊系統解決了供體識別、器官維護等一系列心臟死亡器官捐獻的核心技術問題。何曉順透露,他所在的移植中心,捐獻肝臟和腎臟的使用率分別達94.6%和92.7%,高於美國的74.3%和73.1%。
今年7月,何曉順又帶領廣州器官移植醫生另闢蹊徑,在為一名肝硬化合併小肝癌的患者進行肝臟移植時,創造了具有裡程碑意義的「不中斷血流」新辦法。據何曉順介紹,其團隊從數年前開始致力於自主研發「多器官功能修復系統」。這種「多器官功能修復系統」可在手術前模擬人體機制,為器官提供血液,從而修復器官功能。
何曉順說,採用這項新技術,肝臟裡的「血一直是熱的」,血流片刻都沒有中斷,讓捐獻者轉贈的「生命禮物」少受損傷,最大限度地保護器官功能,使器官以更「鮮活」的狀態在受捐患者的體內立即「工作」,從而極大地避免了器官移植的常見併發症。
數據顯示,目前中國人體器官捐獻志願者登記人數超過33萬,捐獻大器官3.8萬多個,通過移植挽救了3萬多位器官衰竭患者的生命。中國每百萬人口的實際器官捐獻率由2010年的0.03上升到2016年的2.98。「當中國宣布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後,有人說中國器官移植的冬天來了,但我說中國器官移植的春天來了,數據證明我是對的。」中國器官捐獻與移植委員會主任委員(主席)黃潔夫接受媒體採訪時說。
2017年2月,71歲的黃潔夫參加反對器官販賣全球峰會,向與會代表分享了器官捐獻與移植管理的「中國方案」。（記者肖文峰、肖思思 實習生胡碧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