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
作者：王姝
編者按
在山西文學界，有這樣一種說法，董大中一個人就是一座研究所。此言不虛。他是趙樹理研究的權威，不僅解開了趙樹理生平的許多謎團，還釐清了山西現代文學史的發展脈絡；在《論「五四」時期的魯迅》一文中，他提出前期的魯迅應該是一個革命民主主義者，成為魯迅研究的一個代表性觀點；同時，他又是新時期以來研究高長虹的第一人，糾正了學界多年的偏頗，肯定了「狂飆社」和高長虹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也理出了山西與新文化運動的關係。這樣一位土生土長的山西學人，研究範圍之廣、涉及領域之多，令人欽佩。他始終以山西為自身學術研究的根脈，在這片文化沃土上汲取充足養分，不懼艱辛，上下求索。
董大中先生筆耕不輟，著作等身。他撰寫的學術性文章和專著在1300萬字以上，他用研究成果真正詮釋了「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寫半字空」這句話的內涵。如今83歲高齡的他，仍然堅持每年約40萬字的創作產量，在整個學界也是不多見的。
問題意識
談到自己的學術人生和治學態度，董大中愛用兩句話概括，「為增長知識而讀，為解決問題而寫」，「多讀有史有識之書，少寫可存可棄之文」。
在董大中看來，我們生活的時代，特別是過去很多年裡，「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維，讓學術界的很多說法不能真實地反映客觀現實。「而我又有一個怪脾氣，是不完全相信已有的說法，對那種『隨大流』或『王小二過年看隔壁』的現象也看不慣，凡事總要自己檢驗一番，弄清問題在哪兒？真相究竟如何？」這種存疑求真的問題精神幾乎貫穿了他的整個學術生涯。
20世紀70年代末，經常有署名「燁子」的評論文章見諸各大文藝報刊，這是當時還在太原市教師進修學校任教的董大中的筆名。很快，這個在文藝界初露頭角的年輕人引起了山西省文聯、作協相關領導的注意。1979年初，董大中調入文學刊物《汾水》編輯部，擔任評論編輯，1982年《汾水》改名為《山西文學》，董大中任副主編。進入省作協工作，不僅是工作環境的改變，董大中的研究方向也因此進入了新階段，他結合工作和自身興趣，將研究重點放在趙樹理、高長虹和「狂飆社」其他作家身上。
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趙樹理的文學實踐，以及他所代表的文學思潮和文學追求都是非常獨特的存在。20世紀70年代末，剛剛解凍的趙樹理研究不是頂著「方向」的光環被符號化，被「捧上天」，就是背著「小兒科」「初級階段」的標籤，被「棒殺」。
在董大中看來，當時研究界對趙樹理生平事跡的很多內容都還沒有搞清楚，更沒有真正認識到趙樹理其人其文的價值，以及他在文學史上應有的作用和地位。如何發掘趙樹理的相關史料，如何全面地解讀其文本創作，如何界定趙樹理在文學史中的地位等都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如果說，研究趙樹理是山西文藝評論家應有的責任和擔當，那麼對高長虹及「狂飆社」的研究則體現了董大中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膽略和執著。「狂飆社」及高長虹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是一個頗具分量的真實存在，以高長虹、高沐鴻、高歌為代表的「狂飆社」主要成員發起的「狂飆」運動，在當年的京滬都很有影響，得到過魯迅、鬱達夫等人的首肯和支持。其文學地位足可以與「莽原社」「太陽社」「湖畔社」「沉鍾社」相比肩，同時也是山西向中國文壇輸送的第一個作家群。
高長虹作為這個文學社團的發起者，是一位很有才華也很有成就的作家。但是就是這樣一個在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文壇上發揮過重大作用的文學團體，在之後各種版本的現代文學史裡卻很少被提及，高長虹的文學地位也長期沒有得到應有的認可。這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發生在高長虹與魯迅之間的衝突，令高長虹一度被視為起初追隨魯迅而後又與魯迅反目的「壞青年」的「典型」，「狂飆社」也隨之被文學史冷落，成為現代文學界一大公案。
董大中對這一說法心存疑惑，想弄清事實真相。「高魯衝突」是否能被簡單地庸俗化為情感矛盾？其真正的文化思想含義又是什麼？該怎樣看待個人自由、學術民主與思想爭論的關係？什麼才是真正地尊重、捍衛魯迅？這些在心中萌生的問題，促使董大中投身到高長虹及「狂飆社」的研究中。正是因為這種求真求實的精神，別人看來唯恐避之不及的燙手山芋，在董大中眼裡卻成了一直被忽略但極具開墾價值的學術處女地。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董大中把研究方向轉至「大文化」上，仍然是問題意識讓他在這個更大的領域裡繼續開疆拓土。20世紀50年代興起於港臺的「新儒家」理論在這個時候乘著南風，聲勢浩大地刮進大陸。「新儒家」主張把中國傳統文化推向世界，並以此來改造西方文化，大陸很多學者也都積極跟進。那麼這一現象應該如何理解？中國文化能不能完成這個任務？又該如何完成這個任務？很多人都在講「文化」、講「傳統」，但究竟什麼是「文化」，什麼是「傳統」，兩者的關係又是什麼？在董大中看來這些問題都很實際，如果不從思想上把這些問題弄清楚，在從事具體的批評和研究時也不會走得太遠。
1996年4月，《魯迅研究月刊》發表了董大中撰寫的《如何看待「五四」的反傳統》一文，在學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嚴家炎先生在同年5月召開的「中國現代文學學會石家莊理事會」的開幕致辭中這樣評價這篇文章：「董大中同志這篇文章詳盡論述了『五四』反傳統的問題，講得比較透闢，我推薦大家認真一閱。」這篇文章論述了「五四」反傳統的問題，駁斥了「五四」造成「文化斷層」的論調，同時，對「文化」與「傳統」的實質到底是什麼的問題，都進行了詳細的闡述。這篇文章也為董大中後來的大文化研究奠定了理論基礎。
董大中常說：「不論是做一項具體研究工作，還是寫一篇文章，我都會先問問自己，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我要解決什麼問題？對一個學人來說，一定要有問題意識，否則很容易失去方向。還要有求真求實的精神，不然也會失去完成它的勇氣和意志，中途而廢。」
搜集之樂
研究方向確定了，運用什麼方法，採取什麼措施，便具有決定性的意義。董大中在談治學方法時說：「在選好題目的前提下，充分發掘、佔有第一手資料並在此基礎上形成新穎、獨特且論據充分的觀點，就像兩個輪子，負載著研究的大車，奔騰向前。」他注重搜集資料，而且要找第一手資料。
董大中把第一手資料又分為軟資料和硬資料兩種。所謂軟資料是指當事人的回憶，所謂硬資料是指當時的文字記載。在第一手資料中，他又最看重對硬資料的掌握。以資料實證為基礎，以建立文學價值觀為目標，每一項研究都打深井，窮盡題目的各個側面，最終形成文集和研究著作兩大系統書籍，董大中形成了文獻考證成果與理論創新成果並重的學術特點。
董大中開始趙樹理研究時就為自己確定了方向：明確趙樹理的創作成就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應該佔有什麼樣的地位。趙樹理參加革命前的文學活動缺乏原始文字資料，參加革命後，因為戰爭環境流動性大，使許多有價值的史料湮沒無聞。加之趙樹理的文藝活動相當廣泛，不僅限於文學創作領域，這也為其生平資料的搜集工作增加了許多困難。但是如果不弄清趙樹理一生事跡，又何談對他建立正確的認知。所以，董大中明確了史料搜集是第一性，認知是第二性的研究步驟。
董大中把全部業餘時間和主要精力都用在尋找趙樹理生平資料和佚文上，沿著趙樹理的人生、工作及寫作道路，一點一滴尋找原始資料。每年有兩個月的時間泡在北京的圖書館，平時，每個周末也基本都是在全國所有可能存有趙樹理資料的圖書館、資料室裡度過。同時，他也特別注意走訪當事人，找到很多跟趙樹理相交相處過的同事、朋友，獲得了大量有價值的材料。
在董大中看來，資料搜集務必要收盡，正反收全，做到不留尾巴，才能讓最後的論述有理有據，一錘定音。搜集資料是一件極其辛苦的工作，但是在他看來其中卻有無限的樂趣，「搜集資料的樂趣不完全在於你要找的東西找到了，主要在於它把你帶到歷史之中，讓你跟熟悉的或者不熟悉的人對話」。
在充分佔有資料的基礎上，董大中編輯出版了《趙樹理文集》，撰寫《趙樹理年譜》《趙樹理評傳》《趙樹理論考》《你不知道的趙樹理》等學術專著。他認為，趙樹理開始了一個新的文學傳統，既不同於「五四」以來佔壓倒優勢的純文學作品，也不同於我國舊時代那種說唱性的章回體通俗小說。而是一種全新的文學。它們既是純文學，又是十分通俗的，它們是真正的、魯迅和瞿秋白等人所說的「大眾文藝」。同時，他還將趙樹理的歷史局限以及創作中一些值得思考的問題放置於當時的社會、政治、經濟和文藝大背景之下，進行了恰如其分的論述。以新的文藝理論為指導，論說了這位中國文學史上的重要作家的功過是非，開啟了趙樹理研究的新篇章。
作為新時期以來最活躍最富有成果的文化思想領域之一，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變革和創新，與引進西方現代文論有很大的關係，常常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但同時，也因為有些研究者不再重視研究對象原始材料的搜集整理，常給人獨有理論的空洞感。董大中用他多年的學術實踐證明建立在資料充分、考證詳盡之上的理論才是紮實的。
另闢蹊徑
董大中的研究選題往往兼具宏觀性和開創性。同時，在考證過程中又能從細微處入手，抓住要害，且從不同角度論證，做到精到細緻，求深求準。在趙樹理研究告一段落後，他將精力逐漸轉移到高長虹和「狂飆社」研究上。大題目有了，小題目如何定，同樣是選題上的一個大問題。董大中認為高長虹及「狂飆社」的研究重點在於「高魯衝突」，而對「月亮詩」的解讀則是突破的關鍵。
將「高魯衝突」說成是因愛情產生嫉妒的主要依據就是認為高長虹在「月亮詩」中把許廣平比作了「月亮」。「月亮詩」出自高長虹的愛情詩集《給——》，要解讀「月亮詩」，不能脫離開這部詩集。
於是，1990年，董大中寫了一部名為《孤雲野鶴之戀》的專著，對《給——》進行了整體的解讀和鑑賞。在《序言》中，他是這樣敘述寫作《孤雲野鶴之戀》原因的：「本書在鑑賞之外，還有考索」，「而所以要『考索』者，動因之一，是那個『月亮問題』太煩人。」寫作《魯迅日記箋釋（一九二五年）》的原因，也與「高魯衝突」有關，主要是為了梳理高長虹和魯迅的關係。通過從「月亮詩」及「高魯關係」兩個小角度切入，還原材料，細緻分析，詳盡考證。
最終，在《魯迅與高長虹》一書中，董大中得出了三個結論：首先，「這月亮不是那月亮」，詩中的「月亮」不是許廣平而是另有其人；其次，通過對「《斧背》風波」「退稿事件」的大量考證，認為「高魯衝突」，主要是當時在魯迅身邊的兩個青年作家群——以高長虹為首的「狂飆社」與以李霽野為首的「未名社」的矛盾衝突；第三，經過考證，認為過去被看作是高長虹攻擊魯迅的一些文章，其實並非是針對魯迅。
董大中將高長虹與「狂飆社」研究的重點放在「高魯衝突」，又將「高魯衝突」的突破口放在「月亮詩」，問題集中且精準。同時，因為視野宏觀，不局限於就衝突說衝突，而是從不同角度不同層面作出闡釋和論證，不但有力地證明了自己的觀點，也因為新材料、新發現層出不窮，大大拓展了自己的研究範圍，為後來者留下了無限的發展空間。
「月亮詩」「高魯衝突」的研究突破不僅釐清了魯迅與高長虹相識、相交、衝突和反目的始末，重新評價了高長虹的人格及作品，對這樁歷史公案的深層文化意義亦作了總結。自此，高長虹及「狂飆社」在文化思想史、文學史上的價值逐漸被人們所關注，一些年輕學人開始走上了相關的研究道路，日本和英國出現了專門研究高長虹的學者，「高魯之爭」也被放在了「代溝」「思想選擇」「權威與自由」等更學理的層面來看待。
獨立品格
除了搞研究，文學批評是董大中的另一個「主業」。20世紀80年代初，他開始思考文學批評的作用是什麼，能不能擺脫依附於政治或依附於創作的地位而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等問題。他提出文學批評要有「獨立意識」，文學批評必須回歸到文學自身。批評家必須首先是思想家，要有獨立的批評觀。文學批評還要「越位意識」，批評家不能總是被動地跟在創作後邊，依賴於創作的進步，而是要走到創作前面去，分析創作現象，研究創作規律和創作中出現的共性、普遍性問題，並提出指導性意見，做創作的引領者、指導者。
在針對當下文學創作的宏觀考察以及具體作家、作品的批評方面，董大中認為搞當代文學批評不能止步於對作品的解讀，而要從具體的作品跳出來，站得更高一些。要追蹤作家的整體創作歷程，用發展的眼光看待作家每個階段創作的特點和不足，把作品放在文學史的發展上去衡量，在創作的實踐層面提出具有啟發性的意見，為作家指出努力的方向，讓文學評論真正走在創作的前面。20世紀80年代，「文學晉軍」崛起於文壇，其中成一、李銳等人的第一篇文學評論都是出自董大中之手，正是獨立意識、越位意識讓他在為年輕作家鼓與呼的同時，也為他們指出了創作的路向。
在文學理論方面，董大中提出了「藝術生產力」理論，著有《藝術生產力是一門科學》《論創作力的構成》《建立文學消費指數芻議》等論文以及《藝術生產力論稿》等專著。他突破了過去思想、生活、技巧「三要素」的說法，認為創作力構成還應包括知識、思維，並指出思維是其中特別活躍的要素，所以，「解放藝術生產力」的關鍵就是要「解放思想」。在意識開放、思維活躍的今天，這樣的說法也許沒什麼新鮮。但是在20世紀80年代，文藝還像一個小腳女人走路，搖搖擺擺，晃晃悠悠，這樣的說法足以讓人眼前一亮。
1985年，山西省作協創辦文學評論刊物《批評家》，董大中出任主編。在《我們的想法——代發刊詞》中，董大中響亮地提出，批評和批評家都是有獨立品格的，《批評家》不僅要宣傳文學創作和作家，還要宣傳批評和批評家，要對批評的各種理論問題進行探討，要努力建立一門獨立的有中國特色的批評學。但在當時用「批評」兩個字做刊名，在一些人看來是「刺眼」的，一時間不少反對的聲音甚囂塵上。但是作為主編的董大中頂住壓力，堅持用了這個能體現雜誌以批評主體性、獨立性為辦刊宗旨和指導思想的刊名。
《批評家》在當時文壇產生了很大影響，劉夢溪、蔣孔陽等很多名家都在上面發表過自己的觀點、見解。同時，以《批評家》為平臺，培養了一批以閻晶明、杜學文、楊佔平、趙勇、謝泳等人為代表的山西本土青年批評家，為山西乃至全國的文學批評事業作出了積極貢獻。《批評家》緊隨時代步伐，展現了動態的、立體的、甚至是複雜的文學發展歷程，在新時期文學史上留下了自己的特殊印記，這與董大中強調獨立品格和越位意識的批評觀是分不開的。
王姝，山西平遙人，文學碩士，山西省作家協會創作研究部副主任，主要從事文學評論和影視文學創作，著有文學評論集《文本與現實的重逢》，電影劇本《給我一支槍》《生命之輕》等，其中電影劇本《給我一支槍》獲山西省五個一工程獎。
「三閒居」裡的學朮赤子
作者：王姝
董大中先生為他的書齋取名「三閒居」，問之為何，先生笑曰：整日枯坐書房中，腿閒；獨自一人，無須說話，嘴閒；加之耳聾，不用聽語，耳閒。故名「三閒」。「三閒居」裡的董老卻做到了「三勤」，勤讀，勤寫，勤思考。近60年的學術生涯中，他在埋頭苦幹的日積月累中，形成了自己治學嚴謹、思考獨立、視角精準、見解獨到、博大而精專、樸素而創新的學術特色，贏得了世人的尊重。
董大中視學術為生命的第一要務。對他來說，治學沒有任何榮辱利害的考慮，而是不可或缺的心靈訴求、生命需要。在學術面前，心懷敬畏，永遠是那個渴求真知的少年，依然有著當年的清澈眼神和赤子之心。60年來他從不懈怠，用無限的忠誠和不變的情懷支撐起一條純正、本然的學術之路。對學術發自內心的熱愛、執著和專注形成了他不斷解決問題的擔當意識，形成了他從不避重就輕、折衷是非的治學態度。這是真正的文化自信，也正是有了這份自信，讓他六十年保持學術領域的在場感，保持對學術前沿的敏銳度，成為了學界的常青樹。
學人小傳
董大中，文學評論家，學者，曾用筆名燁子，1935年3月生，山西省萬榮縣人，曾任中國趙樹理研究會會長，現任中國趙樹理研究會名譽會長，中國——廣川董子（董仲舒）學會副會長，山西省孝文化研究會名譽會長，文學創作一級。新時期以來，撰寫學術論著在1300萬字以上，出版有專著、學術論文《趙樹理評傳》《趙樹理年譜》《趙樹理論考》《魯迅與林語堂》《李敖評傳》《董永新論》《瓜豆集》《敲門集》《文化圈層論》《三閒居文談》《孤雲野鶴之戀——高長虹愛情詩集鑑賞》《魯迅與山西》《魯迅與高長虹》《高魯衝突》《狂飆社紀事》《魯迅日記箋釋（1925年）》和歷史小說《高長虹》等。
（圖片均為資料圖片）
《光明日報》（ 2018年02月12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