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在湖北省武漢市引發並擴散至全國的疫情，是繼SARS之後，我們這一代人所經歷的第二次由食用野生動物引發的瘟疫。與此同時，在湖南邵陽和四川的南充分別發生了一起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生物學和醫學作為毋庸置疑的防禦和治療手段，然而，藉助社會科學，可以幫我們更好的認識和釐清「人與動物」的關係，以及提供極具價值的公共衛生管理手段。
社會科學對於動物感染人引發的瘟疫，動物與人的關係的關注由來已久，社會學之父涂爾幹（mile Durkheim）對於牛痘的研究，人類學家列維-史特勞斯（Claude Lévi-Strauss）對於狂牛症的關注，都為今天「去人類中心主義」提供了理論基礎。人類學長久以來，以「去除西方中心主義」為學科宗旨。近年來，由於「人類世」（anthropocene）概念的提出，學者們認為人類活動對於氣候和生態造成了全球性的影響，氣候變暖，物種滅絕，從而對於人類生存本身造成危機。以菲利普·德斯科拉（Philippe Descola）為主的當代人類學家對於「人」和「非人」關係的重新考量與對「人類」本身的研究成為人類學學科中並駕齊驅的兩個範疇。
筆者本身並非專門從事「疾病」或「瘟疫」的專業研究者，而是藉由臺灣地區的自然遺產保護（即動植物保護），重新審視中華文明框架下對「人」和「自然」的關係，從而思考發展和保存之間的張力。因此，田野選擇在位於中國大陸和臺灣地區之間的金門島。本文基於2019年初的田野筆記修改而成。因為針對「非洲豬瘟」的田野調查時間短暫，故無法採用人類學的「參與觀察」調研方法，而主要採用了社會學的「直接觀察」和訪談的形式進行調查。
金門島，與中國大陸僅僅十公裡之遙，位於福建省廈門市對面。在蔣介石1949年戰敗退居臺灣之後，以該島為前線試圖反攻。1992年，金門解除戰地政務，2001年「小三通」政策實施，金門率先成為兩岸交流的示範點。
防疫與保險
在金門縣政府建設處農林科的幫助下，我見到了建設處的「副座」文水成先生，文先生曾經擔任金門縣動植物防疫所所長，因為其豐富的防疫經驗，在2018年底的「九合一」選舉之後，新上任的縣長將其升任建設處副處長，主管「非洲豬瘟」的防疫工作。農林科的鐘科長所言：「非洲豬瘟對新縣長而言，是其上任之後第一次大挑戰。」和文先生的對話由疫情管理開始。他認為金門的地理位置使得該島必須高度重視非洲豬瘟的防治工作：
「其實非洲豬瘟的查驗從去年（2018） 8月21就開始了，但是當時還是一種很鬆懈的態度。」文處長說：「你知道我們中國人……很多時候執行力度不夠，處罰不夠嚴厲的時候，我們就沒太當回事。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沒有西方人那麼嚴肅。」 他接著介紹：「相比臺灣本島，金門對於傳染病的防疫壓力要小很多，因為金門只有一個『海關』，就是水頭碼頭，每天的開放時間是早八點至晚六點。而金門的尚義機場也只有臺灣島內航線。在臺灣本島，防疫工作要複雜的多，因為許多機場都有國際航線……這次的非洲豬瘟，也是十一月份起開始嚴格起來，在金門的水頭碼頭，有大聲公（大喇叭），還有跑馬燈，各種宣傳，真的已上升到國安的級別了。在臺灣也是，各個機場會設置高風險航班，然後進行專門的行李查驗，照x光，看物體密度，如果是肉類，會顯示紅色。」我注意到這次有警犬的查驗，便問了來歷，文處長說：「以前金門只有兩隻警犬，非洲豬瘟疫情嚴重之後，臺灣本島派了一隻來支援。」
之後，他從辦公室找出一張巨大的地圖，在地圖上指出一隻海漂的豬的發現地——田埔水庫附近。他說：「冬天東北季風，一般海漂垃圾到達東半島；夏天西南季風，從大陸漂來的東西都在西半島。」而金門縣的海巡所，則掌握了具體的海漂垃圾的噸數。政府針對海漂豬的處理方式，通常應該採取就地焚毀的手段，但是視具體情況而定。因為有時候可能是晚上，有時候可能是不容易燃燒，所以那隻豬被帶回採樣，然後進行焚燒處理。本次發現的海漂豬，在發現地進行半徑三公裡和五公裡移動管制。本次發現海漂豬的三公裡內一個養豬場，五公裡內九個養豬場，一共11000頭豬，在之後的檢疫中均未發現異常。
在第一頭海漂豬出現之後，金門人對於疫情「草木皆兵」，縣政府相關部門不斷接到舉報電話，聲稱發現海漂豬，後來經工作人員查驗，一隻是海漂羊，另一隻為海漂狗。
至於為什麼金門，乃至臺灣本島對於動植物疫情如此的重視，則是因為1997年的口蹄疫對臺灣經濟造成的巨大影響。當年口蹄疫爆發前，臺灣地區的豬的數量有1400萬，現在只有500萬，1997年的口蹄疫直接經濟損失2000億新臺幣，間接損失（餐飲／運輸／屠宰業等）為5000億，很多人抱怨吃不到滷肉飯（臺灣的著名小吃）。
口蹄疫疫情過後去大陸或其他地方交流訪問的農牧場主，會在機場的海關清理鞋子。回到臺灣境內一個禮拜之後才可以去農場。相關部門制定了針對家畜的保險政策。例如，每頭豬的死亡保險，保金為25元新臺幣，按照體重比例會有不同的保額。農場中豬一次或者連續死亡率達到5％即可上報，在未驗明的情況下立刻屠宰並支付補償。金門縣的五個鄉鎮，都配備獸醫，發現異常情況，獸醫立刻去查驗，如果結果呈陽性，則嚴格按照「消毒——包裹——運送（至防疫所）——焚燒」這一流程進行操作。本次應對非洲豬瘟，金門縣政府專門購置了大型的移動焚燒爐（類似於移動貨櫃的樣子，一次可以焚燒三到五噸的量），以規避在運送途中造成的汙染。筆者曾在中國大陸的西北鄉村地區做過長期田野調查，期間也遇到過家畜病死的案例。曾經有一戶農家在發現豬生病後，將病豬運至山谷旁將其推下。相應的，海濱地區，則選擇將病豬推進海裡。因為沒有公共部門進行協助處理病豬，所以擅自拋棄病豬；因為補償措施的缺席，甚至有農戶選擇瞞報或者謊報疫情，這都為豬瘟的擴散埋下隱患。
而針對2019年的非洲豬瘟疫情，除了嚴格禁止由外帶來肉製品之外，對其他食物的準入條件也變得非常苛刻。如月餅也成為了違禁物品，因為製作月餅可能用到得豬油也可能還有潛在的病毒。鍾科長介紹道：還有一個非常關鍵，卻也是常常被忽略的傳播點——廚餘。事實上，曾經在西班牙發生的口蹄疫，就是由飛機上的空乘人員帶去的廚餘所感染引發的。因此，金門縣政府開始的一項新的垃圾處理政策：2019年1月10號之後，金門取消廚餘餵養豬，全部改有飼料餵養。文處長解釋說，因為金門的廚餘量是16噸（每月），而金門環保局的處理能力是20噸，處理方式時焚燒。所以可以消化，但是臺灣本島沒有相應的處理能力，廚餘餵豬則大大緩解了本島的垃圾處理壓力。
此外，根據文處長所提供的一組數據：金門的豬需求量為年2萬頭，平均一月1200頭，50頭左右一天，小金門（烈嶼）大概5～6頭每天。在調研期間，筆者專門走訪了金城鎮中心的「東門菜市場」，發現肉類的採購銷售並未受到影響。一位攤主告訴筆者：「快過年了，最近的生意比平日還要好。鄉親們要準備年菜，也要準備『三牲』（豬／雞／魚）去拜拜啊。」
防疫：港務？內務？夾縫中的金門人
針對海漂垃圾和海漂豬的問題，筆者還走訪了金門港務局的相關負責人。據港務局介紹，以上問題屬於海巡署和岸巡署的業務。港務局表示：「金門離大陸太近了，在92年剛解嚴初期，金廈兩地走私非常多，因為當時海巡署還未成立，有空檔期，很多漁船開到金門岸邊，直接岸邊交易，漁船採買。冬天的時候他們都買大陸的羊肉用來進補，我們中國人都講究冬季進補嘛，可是金門的羊肉少又貴……雖然現在有了相關執法部門，但無論從地理位置而言，還是與大陸密切的人文交流，防疫工作無法通過金門一方的努力來完成，這必須要大陸的配合與支持。」
針對這一問題，縣長楊鎮浯曾經在臉書上發表相關訊息，即試圖與大陸相關部門溝通，共同建立兩岸防疫信息平臺，加強金門與廈（門）漳（州）泉（州）等沿岸城市的溝通和信息共享，共同合作應對危機。
在以上的數段訪談之中，有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點：就是所有受訪者在談及「民族性」，「習慣」的時候都無可避免的用「我們中國人」這種方式表述。對此，金門的很多鄉親都表示過：打斷骨頭連著筋，我們太近了，即便政策上有很多約束，但事實上很多時候根本沒辦法真正完全隔開。
也許正因為歷史淵源和地理位置上與大陸天然的親近，早前曾有民進黨高層表示過：金門和馬祖一直以來都是兩黨的棄子。國民黨無需做任何努力，金馬天然藍色；而無論民進黨做任何努力，兩島也無法變綠。
在金門縣動植物防疫所的訪問時，正巧遇到一位工作人員抱怨：金門的各種雞鴨樣本要寄去臺北做檢測，但是各個航空公司都不願意承運。我表示疑惑：「金門當地難道不具備檢疫能力嗎？」她說：「全臺灣都必須寄去臺北的『中央部門』檢測，地方不具備檢測權力和能力。就算跟航空公司籤訂切結書（免責書），航空公司也不接受。現在情況陷入焦灼——萬一金門有疫情，樣本去不了臺北，也無法檢疫出來，只能任由擴散。所以整個防疫局都很緊張。」而同期，在縣長的親民接待室，也有民眾去反映：由於春節臨近，要寄去臺北給孫子的年菜遭到了郵局的拒絕，理由是不可寄熟食。而經查臺灣地區的郵政系統是可以郵寄熟食，這是否又是本島針對離島的特殊對策？
在我調查金門對非洲豬瘟的疫情防控期間，縣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員曾私下告知我：他最近才得知，自2001年開始，「行政院農委會」一直暗地裡派人持續對金門市場上的豬肉的抽樣檢疫，然而此舉並沒有通知金門當地政府人員，也就是說臺灣當局對金門縣政府所提供的檢疫結果不信任。而金門縣政府的工作人員表示，此舉令金門官員非常「寒心」。
一組二元對立
在金門對於非洲豬瘟的調研接近尾聲時，曾經跟一位在牛津大學人類學系的朋友討論過彼此的研究，對方是做農業人類學的調研，所以對於非洲豬瘟的研究也亦有興趣 。我們在電話中講述了金門的防疫工作，和整個臺灣地區的公共疫情管理，臺灣對於畜牧類死亡保險之類的舉措令我非常佩服，完善的保險和補償體制杜絕了動物疫情的發展和擴散。
一頭家畜，經過一年的飼養，本身就意味著一筆財富，尤其在臨近春節期間，豬肉需求量會增加。在我的家鄉陝南就有準備臘腸臘肉的習慣，因為最近非洲豬瘟盛行，我提醒我的家人不要去買豬肉，但是我的家人會強調：「放心，我們不在市場上買，我們都是去大山裡買農戶餵養的豬。」而我認為：如果是工業養殖的，至少在出售之前有統一的檢疫，而私人養殖的豬卻沒有條件檢測。我提到此，牛津的朋友說她也遇到類似的情況，友人現局北京，祖籍湖南，父親每次回到湖南老家，都會從湖南的鄉下買了「土豬肉」冷凍後連著冰塊帶回北京。因為在他看來，土豬肉味道好，而且天然健康。由此我想到了在中國民間普遍的想法，在農村地區人工／個體養殖的，用廚餘或者莊稼餵養的，俗稱「土」，土雞蛋，土蜂蜜，土豬肉，土雞等等，被認為是好的，健康，美味的。與此相對的，工業／集體養殖的，用飼料餵養的，即被認為是不好的，不健康的，不美味的。
然而，土的／家養的食用動植物所代表的美味和健康卻並非人們對於食物的最高追求，因為還存在著人們對於食物更高一級別的追求——野味，即野生的動植物。因為其稀缺性，一方面滿足了部分人類獵奇的心理，一方面成為一種階級／身份的象徵。然而，由於生存環境，野生動植物大都攜帶大量的寄生蟲與病毒，對於其盲目的食用，則構成了對人類本身健康和生存的威脅，也是釀成了今天我們所面臨的災難的源頭。
工業養殖 ，讓動物置於極端的生存環境中；而撲殺食用野生動物，導致動物攜帶病毒感染人類。兩者都屬於人類不恰當的處理了與動物之間的關係而導致的災難。自工業革命以降，科技不斷進步發展，對於自然的徵服，對於環境的改造，賦予了人類虛妄而盲目的自信，而動物感染人的瘟疫，卻將這份信心輕易的擊潰。
關於「瘟疫」這一概念的思考：政治的邊界與物種的邊界
Florence Bretelle-Establet 與Frédéric Keck在其研究中指出：
在中國古代的史料中，華南一代常常被描述為布滿了瘴氣的地方，因而盛行各種祛瘟驅鬼的迎神活動；而瘟疫的出現，則往往與環境的改變相關，尤其與人和動物之間的關係密不可分。
在文章寫作的過程中，筆者專門思考過關於「瘟疫」在法語和英語中表達：Pandemic/ Pandémie, Epidemic/ pidemie 都譯作瘟疫，指可感染人的，區別是前者比後者的感染規模更大， 而動物流行病（不感染人的）則是Epizotic／pizootie, 人畜共患病是Zoonosis /Zoonose。需要再次強調，筆者並非醫學專業，也不是研究疾病的人類學者。 而在中文之中，卻不加區分的一律使用「瘟疫」指代。比如本次新冠病毒所引發的疫情／(動物感染人)，2019年的非洲豬瘟（只在動物之間傳播），霍亂（因誤食不潔的食物和水而引起，只在人和人之間傳播）。
因此我們不禁發問：在中文世界中，或者中華文明的框架下，「人」和「動物」的區分不同於西方？原本在道教之中，也有「天地與我共生，萬物與我為一」的說法，而佛教也有六道輪迴的體系？不同於西方文明中文化與自然的二元對立，代表著中華文明的佛教和道教更強調「共生」與「輪迴」的概念，這是一種超越了西方文明的二元對立，但是「共生」與「輪迴」卻不意味著對於邊界的忽視。邊界就是用以劃分兩個看似不相容的然而事實上互相需要的世界，如同金門人需要泉州的供水，而物種之間彼此需要從而達到生態的平衡。邊界，並不意味著絕對的對立，而是強調著禁忌。不同的物種之間則存在著亂倫的禁忌和飲食的禁忌。
邊界，並不意味著絕對的對立，而是強調著禁忌。在《潔淨與危險》一書中，瑪格麗特·杜拉斯（Mary Douglas）也強調了「邊界」和「分類」的重要性，她認為物體本身潔淨與否很多時候並不是絕對的，而是在於其所處的位置：
如果把關於汙穢的觀念中的病源學和衛生學因素去掉，我們就會得到對於汙穢的古老定義，即汙穢就是位置不當的東西（matter out of place）.
蝙蝠和果子狸，作為野生動物，本身並不代表著危險，但是當它作為食物出現在飯桌上，則是人們跨越了物種的「邊界」，在危險的邊緣試探。一如冷戰年代，那些試圖跨越海防線的人們。
艾米爾·涂爾幹(Emile Durkhem)認為，巫術中的儀式即是原始衛生學的一種形式：
巫師們提議分開放置那些事物…那些行之有效的警句，正是衛生學和醫藥禁令的最初形式。
如果說，對於「邊界」的遵守，是出於人本身的安全考慮，那麼對於動物，或其他非人類的敬畏，或許並不是一種迷信的態度，而是對人與「非人」之間關係的一種恰當方式。
參考書目：
Florence Bretelle-Establet et Frédéric Keck, Les épidémies entre Occident et Orient , Extrême-Orient Extrême-Occident [En ligne], 37 | 2014, mis en ligne le 01 septembre 2014, consulté le 20 février 2020. URL : http://journals.openedition.org/extremeorient/327.
Mary Douglas. 1966, Purity and Danger: An Analysis of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Philippe Descola, Par- delà Nature et Culture, Gallimard, 2005.
Michael Szonyi, Cold War Island: Quemoy on the Front Lin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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