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剛
清華大學歷史學系
原文刊於《史學史研究》2009年第2期
一
中文裡面常有「先見之明」的說法,模仿這樣的語式,英文中的「hindsight」一詞大概就應該對譯為「後見之明」了。美國哲學家阿瑟·丹圖(ArthurDanto)分析歷史學研究的特點,就專門拈出這一點來大加發揮。其意若謂,我們在理解和表呈歷史時,常常會用這樣的表述方式:盧溝橋槍響,揭開了八年抗戰的序幕。然而,對於具體歷史事件的當事人來說,儘管人們對於實際發生的事件並非一定就完全缺乏先見之明(比方說,就這樣一個具體的事例來說,1935年起,清華大學就將許多最為珍貴的圖書材料和儀器設備運往南方,從而為後來西南聯大的輝煌打下了一個方面的根基。那時候,許多人就已清楚地意識到,中日之間在數年之內必有一戰),可是,「八年抗戰」這樣的說法,卻是只有結合了對於事件過程和結局的了解,才能夠說得出來的。
後見之明是歷史學的一個優勢。我們常說,事情總要過了一段時間,才能看得更加清楚。其中至少有一個緣由是,只有過了一定的時間段之後,各個方面的、不同角度的材料呈現出來,我們才可能避免那種只從當下的、單一的角度來理解事件時所受到的限制。然而,「後見之明」也未嘗就沒有它帶給我們的盲點和欠缺。因為了解了事件的進程和結果,我們自覺不自覺地就往往會帶有一種目的論的眼光,把和事件相關的過往所發生的一切,都看作是一連串導向最終結局的鏈條。只有將它們視作鏈條中相互關聯的各個環節,事件過程和環節本身才能夠得到真切的理解。這樣做的時候,我們常常就忘記了,歷史過程並非就全然註定了在其各個關節點上是非如此不可的,各種可能性總是在任何時刻都向人們敞開著,而且,最終變成為現實的雖然絕對不會是不可能性,卻也不會是只此一種的可能性。真要是那樣的話,那種可能性就成了鐵定的必然性,而歷史事件的各方當事人就全然沒有了任何選擇的餘地,所謂「自由」,就不過是一種幻象而已。其實,最終成為現實的,只是可能性中的一種,而且,還不見得就一定是其中最大的那種可能性。
學術史的考察,也會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後見之明」的左右。康德自稱是進行了哲學史上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後世大多也是這麼來看待他的工作的,因而才將他的體系視作是進入哲學之路必經的橋梁。可是在當時乃至後來,也有不少人用的是別樣的眼光,將康德思想分解為各項元素,分別對應於休謨、萊布尼茨乃至中世紀神秘主義者等等,如此一來,康德思想中他自認為和別人也照此看待的原創性,就變成了不過是對前人思想要素的成功組合而已。維根斯坦也享受過同樣的「待遇」。問題在於,如果沒有康德或者維根斯坦的工作,前人思想中的那些因素是否會受到人們的重視,或者,更進一步說,即便那樣一些因素並沒有被忽視,至少我們看待它們的方式也因為康德或者維根斯坦而大為不同了。這樣的變化,至少就從一個角度表明了,他們的工作絕非可以簡單還原為此前哲學史的種種成分,而是具有其改變了哲學視野的創造性。另外,這樣的情形也提醒我們,在集中了過往眾多第一流頭腦的智慧的問題領域,思想家的工作大致並非橫空出世,而往往是其來有自。在我看來,這樣持平的看法大概更加可靠一些。
二
沃爾什(WH.Walsh)的《歷史哲學導論》問世已經半個多世紀,至今仍是歷史哲學和史學理論(在當代西方的學術語境下,這已經成了兩個同義詞了)領域中人們不可輕易繞過的名著。中文版在問世十餘年後,又有了經譯者再度校訂的新版。此書引人注目的一個緣由,在於它的學術史方面的價值。
許多年以來,人們要描述西方歷史哲學領域在20世紀(準確的說法應該是20世紀前四分之三的時段中)所發生的重大變化,大都會說,那就是思辨的歷史哲學的衰落,以及分析的歷史哲學之由附庸而蔚為大國。對此我們或許可以這樣來加以解說:歷史一詞在中西文字中都有兩重涵義。前者指的是過去所發生的如此這般的事件、過程等等,後者指的是對前者的記載、整理、考訂、編排等等。如果說前者大致等同於我們常識意義上所說的客觀的歷史過程的話,後者就是歷史學所要做的工作了。對歷史的理論思考,在第一種涵義上,指的是對歷史過程的理論反思,是企圖了解歷史過程的規律、目的、發展動力、意義;在第二種涵義上,則是要對歷史認識、歷史解釋的性質加以反省。沃爾什最早提出以思辨的和分析的(或批判的)歷史哲學的二分法,來把握這兩種不同層面上的理論反思。這在後來變成了一種通行的說法,僅此一端,就足以表明此書所具有的學術史意義。
與這樣一種歷史哲學的二分法相對應,《歷史哲學導論》可以分為兩個部分。在後面不到三分之一的篇幅中,沃爾什處理的是思辨的歷史哲學的論題,分別點評了康德、赫德爾、黑格爾、馬克思、孔德、湯因比等人的歷史哲學。他在將思辨的歷史哲學定讞為完全錯誤的思路的同時,又作了這樣的斷言:只要「惡」被看作為一個形上學的問題,這種類型的歷史哲學就總是會出現的。這的確是一個十分精彩而又發人深省的論點。傳統思辨的歷史哲學中的核心概念,如康德「非社會的社會性」和黑格爾的「理性的狡猾」,都是想要說明,每個歷史當事人在追逐自己的目的和一己私利(而那在道德上往往是非常可疑的)的時候,同時也就成了某一個更廣大的目的(康德的「大自然」或黑格爾的「理性」)賴以實現自己的工具。恩格斯所說的惡劣的情慾乃是推動歷史發展的槓桿,表達的就是這樣的思路。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黑格爾才會把自己的歷史哲學說成是一部真正意義上的神義論。因為,從這樣的視野出發,人世間所有的邪惡因其構成了合目的而又合規律的歷史進程的必要環節,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釋。值得一提的是,雖然沃爾什大力肯定了分析的歷史哲學之取代了思辨的歷史哲學的,然而,從他這裡,我們也可以得出這樣的印象:只要歷史解釋中還存在著無法被當事人各方的意圖所充分解說的事件進程和結果(亦即所謂的unintentionalresult),思辨的歷史哲學所著意要解決的問題就無法被一筆勾銷,它就依然葆有旺盛的生命力。
三
20世紀70年代以後,歷史哲學領域又發生了一個大的變化,那就是後現代主義思潮在歷史哲學或史學理論領域中產生了巨大的效應,後現代主義取向的歷史哲學取代了分析的歷史哲學而成為這一領域的主流。我們也可以試著將此種效應分成廣義的和狹義的兩個方面。廣義而言,比如說福柯對知識與權力關係的分析、後殖民主義理論等等思想觀念,都既對史學理論、又對史學實踐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它們當然都可歸入後現代主義史學理論之列。而從較為嚴格和狹義的角度來看,也可以將後現代主義史學理論界定為,在專門的史學理論領域中得到發展而具有明顯的後現代主義色彩的理論取向。
從這後一種看法出發,就可以說,以1973年海登·懷特《元史學》(HaydenWhite,Metahistory)一書問世為標誌的敘事主義歷史哲學,乃是後現代主義史學理論的主要形態。一方面,與思辨的歷史哲學關注歷史過程本身不同,敘事主義和分析的歷史哲學一樣,都是以歷史學的學科特性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的。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將歷史學家的工作分為歷史研究和歷史寫作兩個階段的話,倘若說分析的歷史哲學關注的是前一階段的問題,則敘事主義歷史哲學關注的則是歷史學家工作的最終產品——歷史文本。
以往人們總是認為,歷史學家在收集、考訂史料,提出歷史解釋的基本框架之後,最主要的工作就完成了,剩下來的任務無非是將研究的成果寫出來而已。傳統所謂的文史不分家,在很多人看來無非是說,史家如果在寫作自己的研究成果的時候能夠有些動人的文採就再好不過,省得落下孔夫子所說的「言而無文,行之不遠」的結果。敘事主義的一大洞見,就在於看到歷史寫作的性質沒有這麼簡單。歷史文本因其使用的承載工具是「日常有教養的語言」,就具有了文學產品的特性。一個彰明較著的例證就是,看似由可靠的史料、客觀中立而不帶個人色彩的方式寫就的歷史文本,其文本整體所具有的某些特質,絕非構成它的對史實的單個陳述所能具有。分析的歷史哲學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經歷了二、三十年的發展,多少有些陷入了回報遞減的窘境。敘事主義卻因其轉移了史學理論的關注焦點,帶來了學術視野的重大變化而頗多創穫,至今不衰。
海登·懷特之後,當前敘事主義史學理論的領軍人物、荷蘭學者安克斯密特(Franklin Rudolf Ankersmit),素來就不是一個低調謙遜的人。在對待論戰對象時,甚而常常有超出學術範圍的嚴苛之辭。比方說,此公就曾經公開說過,雖然自己很樂於在學術會議這樣的場合認識很多同行,卻從未通過會議上的報告或討論學到過任何東西。不過,安克斯密特對沃爾什及其他這本薄薄的《歷史哲學導論》倒是青眼有加。在成為一等一的學術權威之後,安克斯密特一再聲稱,自己最好的書還是當年他剛出道時那本頗為遭人詬病的《敘事的邏輯:對歷史學家語言的語義學分析》。而在那前後他都明確地說過,其中最重要不過的概念「敘事實體」,來自於沃爾什《歷史哲學導論》中所提出的概念「綜合」(即colligation,順便說一句,我覺得此詞也不妨譯為「總括」)。
在沃爾什看來,歷史學家的工作,是要「通過追蹤一個事件與其他事件的內在關係並給它在歷史的脈絡中定位的辦法來解釋那個事件」,這就是他所說的「綜合」。他又說:「歷史學家的目的乃是要從他所研究的事件中構成一個一貫的整體。……他做出這一點的方式是要尋求某些主導的概念或指導的觀念,以此來闡明他的事實,追蹤這些觀念本身之間的聯繫,然後表明事實細節是怎樣由於對所討論的那個時期的各種事件構造出來一種『有意義'的敘述而(就這些觀念看來)成為可以理解的」。
歷史學家在討論和解釋過去的某個片段或者某個層面時,總是用「文藝復興」「啟蒙運動」「17世紀危機」之類的範疇來表呈他的主題的,這些就是安克斯密特所說的他那脫胎於沃爾什「綜合」概念的「敘事實體」。比如,就文藝復興而言,它可以包涵許多單個的現象:繪畫、雕塑或者作戰的風格、對於人在此世命運的某種哲學、某種特定的對於政治和有教養的人應該知道些什麼的看法。「文藝復興」所力圖作出融貫一致而又無所不包的解釋的,就是1450年到1600年歐洲社會這樣一些諸多不同的方面。可是,構成為敘事實體的歷史文本,是由各個對於單個事實的描述構成的,然而,單個事實的準確及其表述方式的客觀中立,並不意味著歷史文本就能得到人們的普遍接受。比如,選擇不同的事實陳述並將其構成為一個整體來解釋文藝復興,同樣是關於文藝復興的歷史圖景,同樣基於真實性無可懷疑的若干單個陳述,其基本蘊涵卻可以大為不同。有的圖景向我們展示的是古典文化的再生,有的圖景鋪陳的是中世紀後期文化在文藝復興中的延續和發展,等等。這就是說,可以用來判斷單個陳述的「真」「假」這樣的範疇,則很難徑直用在歷史文本整體之上了。安克斯密特從「敘事實體」(後來他更傾向於換作「歷史表現」的概念)入手所進行的理論闡發,使得敘事主義史學理論具有了更加密實的學術縱深。沃爾什雖則遠遠未能對「綜合」之功用和特性進行深入的探討,卻無疑是指示了這樣一個用力方向的。
四
討論歷史哲學,總是無法規避沃爾什所謂「批判的歷史哲學中既是最重要的而又是最棘手的」客觀性問題。沃爾什對客觀性的討論頗不同於一般分析學派的路數,而是提出了一種配景理論(perspectivism,也可譯為視角論)。
歷史學家總是受到各種主觀因素、具體處境的制約,而不可能成為一面對各種史料虛己以待的鏡子,唯一的功用不過是考訂其準確性和可靠性而已。這是比爾德等相對主義者早就反覆論說過的。沃爾什也強調,史學家必定是從某種視角(他更願意強調那其中最要緊的乃是對於普遍人性的觀點)來研究歷史的。他將造成史學家之間意見分歧的因素總結為四類:個人的偏好、集體的偏見、有關歷史解說的各種相互衝突的理論以及根本性的哲學衝突。
我們可以說,任何歷史解說都必然或隱或顯地包含了歷史學家對不同因素所賦予的不同等級的重要性。就此而論,沃爾什所說的歷史學家無法擺脫這些造成他們彼此之間衝突的因素,就並非不可理解的了。只是這樣一來,沃爾什所維護的客觀性,就變成了「在一種弱化了的意義上來加以使用」的客觀性。既然形上學的和主觀的因素無法取消而又無法在合理的基礎上加以比較,客觀性就只能是就某個視角而論的客觀性。於是,照配景理論的思路,「馬克思主義對19世紀政治史的解說,將只對馬克思主義者才是有效的;自由主義的解說則只對自由主義者才是有效的……但是這並不妨礙馬克思主義者或者自由主義者以一種可以稱之為客觀的姿態來寫歷史;那就是說,來試圖在他們給定的前提假設之內構造出一種確實是對他們所承認的全部證據都做到了公平對待的敘述。於是就會有馬克思主義的相對客觀的和相對主觀的敘述和以自由主義的觀點而寫出的相對客觀的和相對主觀的歷史著作。」這樣一種配景理論視野下的客觀性,也許在不少人眼裡,已經完全無客觀可言了,此處不遑多論。
值得注意的是,在敘事主義的開山之作《元史學》的導論中,海登·懷特認為,歷史學家的歷史文本構想了有關過去某一層面的歷史圖景和解釋策略,其中包含了認知的、意識形態的和審美的三個層面的蘊涵。懷特進一步提出,人們寫作什麼樣的歷史,乃至於人們接受什麼樣的歷史,取決於他們是什麼樣的人。人們在相互競爭的解釋策略中作出選擇,其最終的原因是審美的或者道德的。懷特和安克斯密特這樣的路數,雖沒有否認、卻實際上大大淡化了歷史學家「技藝」這一歷史學學術傳統賴以安身立命的根本。懷特是以一系列的理論範疇和推演步驟達到他的這種結論的,然而,此種結論與沃爾什配景理論之間的近似之處,還是清晰可辨的。《歷史哲學導論》中討論分析歷史哲學的主要論題(歷史學學科特性、歷史解釋、歷史中的真實和事實、歷史學的客觀性)的四章,文字不多,論點的表述也未完全展開,確乎只把自身局限在一個導論性的範圍內。然而,他對於這些問題的討論,既延續和發揮了分析學派的基本思路,又確實表現出來了不少超出一般分析學派的觀照面。安克斯密特後來評論說,沃爾什是最早脫離了分析的歷史哲學的窠臼的。照我們前面的說法,這一方面固然是有了懷特、安克斯密特等人的工作,藉著後來者在觀察學術史時所具備的「後見之明」,我們才可能更多地體察到了沃爾什那些未經大力發揮、他自身也未必有太多要不同於分析學派的自覺意識的理論觀點的可能內涵。另一方面,這樣一些論點在較早時期的出現,確乎本身就具有了指引不同學術取向、轉移學術關注焦點的潛在意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