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時期科學新思想和實學新興趣的出現造就了哪些文學作品

引言

一種具有科學特徵的新思想方向，可能以不同程度的鬆散方式而與李贄的反傳統主義以及他對待經典傳統的懷疑態度聯繫起來了，而這種經典傳統在中國社會中，曾扮演過類似於基督教傳統在西方扮演的那種角色。

人們一般都把創造一種文獻和歷史考證的科學方法，歸功於顧炎武（1613~1682年）以及18世紀的那些大訓話學家們。事實上，人們可以把清代訓詁學派的起源上溯到16世紀。從1543年起，梅驁就揭露了歷史經典《古文尚書》的偽作特徵，認為它應斷代為漢代。

▲明末清初思想家顧炎武

陳第（1541~1617年）是最早觸及到歷史語音學研究問題的人，這些問題於稍後又由顧炎武在其《毛詩古音考》一書（1606年）中，作了充分發揮。我們應該把第一次在字典中將漢字分為214個部首（偏旁）的做法，歸功於梅膺祚，這種分類從他那個時代起，就變成傳統了。該字典即《字彙》（1615年），其中共收33 179個漢文方塊字。

在宋末和元代就曾被大量學習研究的數學，在明代似乎遭到了遺棄，此種情況一直拖延到耶穌會神父們，以及他們之中最著名者利瑪竇重新引導大家注意數字科學的時代為止，他們於17世紀初引發了對中國數學及其歷史之好奇心的一種復興。但天文學和曆法科學在16世紀時，仍是人們研究和出版的內容。宗王朱載堉（1536~?年）熱衷於數學和音律學，他是世界上第一個確定了平均律的人。

▲明代著名的律學家朱載堉

事實很可能正如李約瑟指出的那樣，由1584年出版的《律學新說》所闡述的研究成果，成了歐洲在1605~1608年間出現平均律的源頭。但當時的新思想主要表現在使用知識領域中。數目相當多的一批具有技術或科學特徵的著作，在明末問世了。它們幾乎涉及到了知識的所有分支（藥典、植物學、農業、手工技藝、輿地學……),並且無疑都表現了16世紀實現的某些進步。《工部廠庫須知》（1615年）是有關中國技術史的最豐富的資料寶庫之一。緊接著它之後的，便是於1637年出版的《天工開物》，這部圖解著作也全面論述了農業以及紡織、瓷器、冶金、漕運、兵械、筆墨和紙張等技術。

王徵（1571~1644年）在其諸多著作中，描述了由他發明的大量農業、水利和軍事機械。他也與德國耶穌會士鄧玉涵（Johann Schreck)合作，寫成了《遠西奇器圖說》一書。在明末也出現了大批農業論著：馬一龍（1490~1571年）的《農說》、有關明末浙江北部平原之農耕方法的《沈氏農書》、《農圃六書》（1636年），特別是利瑪竇的弟子和歐文科學著作的翻譯家徐光啟（1562~1633年）的《農政全書》。後者是有關中國農業技術的一部真正的百科全書，其中也包括有關西方水利技術和地理的資料。

▲《遠西奇器圖說》內頁

在16世紀初葉和17世紀中葉，出版的醫學衛生（保健學、營養學、針灸學、婦科學等）和藥學著作中，我們應該特別提及李時珍（1518~1598年）的植物學和藥草志的不朽巨著《本草綱目》。這是一部於1552年開始，經過16年的艱苦工作，而於1578年完成的內容非常廣泛的著作，共包括對於可作藥用的一千多種植物和一千多種動物的記述，1596年被配以精美圖版刊印。我們於其中發現了對一種種痘術或接種術的首次記載，其基本原理與後來在西方產生了免疫學的那種接種方法沒有多大差異。

軍事科學同樣也證明了技術的這種基本發展，17世紀初的一部如同是與11世紀中葉宋代問世的名著《武經總要》之對應本的軍事藝術名著，出版於1621年，這就是茅元儀的《武備志》。他提供了有關火器的資料，並利用這一大好機會而於其中重提這類兵械，即從其開始在中國發展（10~13世紀）的時代起的全部歷史。中國式的火炮在明代仍保持了一種重要角色，它們在1407年的越南事變中曾被廣泛使用。威力更大的新火器（炮和輕武器）從德國修道士貝特霍爾德·施瓦茨（Berthold Schawarz,1310~1389年）的實驗開始，而在歐洲被改進，此後它們可能是由葡萄牙人在16世紀傳入了東亞。它們在中國不大受重用，因為那裡的人始終都依戀和重視傳統類型的臼炮，但它們卻在日本獲得了巨大成功。

▲使用火槍的士兵們

曾在16世紀中葉蹂躪中國海岸的倭寇就已經使用了火槍。由於這是引入種子島（Tanegashima)的武器，所以該島名在日本變成了對這種武器的通稱。當明朝軍隊於1593~1598年間，在朝鮮反擊由豐臣秀吉將軍率領的日本侵略軍時，這些新武器無疑給日軍造成了麻煩。明朝正是從此時起，才尋求採用歐式火槍，它們在中國以「佛朗機銃」之名而著稱。為了在遼河流域反擊滿族人，明朝通過耶穌會神父們的斡旋，讓澳門的葡萄牙人鑄造火炮。但中國人很可能是通過葡萄牙人之外的其他渠道在16世紀了解到了歐洲火炮。

在嘉靖年間（1522~1566年），出版了一部著作《西域土地人物略》。它論述了西域、伊朗、伊拉克、土耳其直到君士坦丁堡的山水系統、物產和人物，它似乎為明代中國與當時地中海沿岸的近東之間的關係，提供了某些證據。其他的輿地學著作，也都揭示了明末有關外國知識的進展。《殊域周諮錄》（其序寫於1574年，刊印於1583年）論述到了朝鮮、日本、琉球、安南、吐蕃、西域和蒙古的情況。福建人張燮的《東西洋考》（完成於1617年，刊印於1618年）主要是論述東南亞國家的，但它也提供了有關日本人、荷蘭人和航海技術的某些珍貴資料。正是在出版物非常豐富的17世紀的上半葉，才出現了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輿地學家徐宏祖（徐霞客，1586~1641年），他是第一位對地形和地理產生強烈興趣的學者。

▲明代地理學家、旅行家徐霞客

他的著作是直接考察，並於30年間穿過中國南部和西部旅行期間，所作筆記的結晶。徐霞客發現了廣東的大江－西江以及長江的源頭。他考察印度諸大江大河的上遊時發現，與當時普遍流行的觀點相反，薩爾溫江和湄公河在其上遊是具有明顯區別的。但這位輿地學家的偉大才華，主要是通過其遊記和地質考察的價值表現出來的。市民文學一種更接近口語方言而不是古典語言寫成的消遣文學，在明末得到了史無前例的發展。它是針對渴望消遣娛樂的市民大眾的，這些人的文化修養不高，但卻不受由經典培養所灌輸的文化束縛力的限制。大家在大量通俗出版物中，發現了這類以大眾為讀者主體的直接佐證。

▲徐霞客畫像

在萬曆時代（1573~1619年），活字印刷和雕版印刷術發展的同時，也出現了一次廉價出版物的出版高潮；出版了大量通俗性書的福建北部的書局，從1571年左右開始成為這類出版物的主要中心之一。明末的傳奇文學，出自可以追溯到11~13世紀的開封與杭州娛樂場所，它後來脫離了原形，並表現出了某些只能通過風俗習慣的深刻發展來解釋的新奇特徵，其中想像、杜撰、心理推測和發揮的成分，要比在14世紀的著名小說中大得多，比如《三國演義》和《水滸傳》。它們的內容也都豐富和發展起來了。其作者們有的是官吏，但更多地則屬於那個人數眾多和無職務的文人階級，他們通過一些迫不得已的途徑來謀生，即試圖從有職有權者的訂貨人中，或者在家庭教師或學校教員的職業中，獲得微薄收入以維持生計。

結語

明末有兩部最著名的小說，即1570年左右出版的、敘述高僧玄奘和猴子孫悟空赴印度朝聖取經期間所經過的冒險經歷的《西遊記》；描述了山東一個富商的生活、可斷代為1619年左右的《金瓶梅》。它們均提供了風俗習慣的變化和文學藝術發展的資料。前者有一點兒拉伯雷的文風和諷刺挖苦的格調，大量地從差異最為紛繁的靈感之源中吸取資料；後者系現實主義和市民階級的著作，是有史以來的第一部風俗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