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為何沒有變成「熱戰」:均勢、思想與兩極體系的穩定

友誼的根基是如此之深，多年來在發展過程中共同利益壓倒所有的其他分歧，這一事實使邁向新和解的努力被認為不僅符合兩國的短期利益，而且也符合兩國的長期利益。——福斯特·雷亞·杜勒斯，1943年

大國對抗始終是人們津津樂道的話題。縱觀歷史，威斯特伐利亞體系與七年戰爭和拿破崙戰爭、維也納體系與克裡米亞戰爭和德國統一戰爭、俾斯麥結盟體系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凡爾賽體系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仿佛每一次國際體系的重建都會終結於新的大國戰爭。但是，唯獨冷戰沒有重蹈歷史的覆轍。那麼，是什麼原因使冷戰得以避免這個「宿命」呢？這一段歷史能帶給我們哪些啟示呢？本文就與讀者一起聊聊這個話題。

兩個支點還是多個支點？

生活的常識告訴我們，擁有三個支點的桌椅是最穩當的，那麼這個道理同樣適用於國際關係嗎？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首先來回顧一下19世紀歐洲大國關係的變遷。

拿破崙戰爭結束後的維也納體系是一個經典的大國合作案例。歐洲大國在奧地利傳奇外交家梅特涅親王的主持下，形成了一個由英國、法國、奧地利、普魯士和俄國組成的——被稱作「歐洲協調」的——「五大國集團」。五大國之間既相互合作又相互制衡，維持了歐洲近半個世紀的穩定與和平。但是，仔細剖析這段歷史可以發現，「歐洲協調」看似團結一致的安排下存在著一個有趣而又關鍵的要點：

「歐洲協調」的目標不僅是大國之間的勢力均衡，還有對新興的民族主義思想的壓制。我們分析維也納體系往往只看重其對歐洲均勢的強調，而忽視了思想層面的變化，這是一個巨大的失誤。法國大革命之所以令歐洲各國如此緊張，不僅在於拿破崙的軍事天才和對外擴張，更在於孕育法國大革命的民族主義思想對歐洲傳統的王朝統治的衝擊。拿破崙雖然戰敗了，但是這種思想威脅卻從來沒有消失，這就是為什麼在「歐洲協調」的大國合作之下，梅特涅又打造了由奧地利、普魯士和俄國組成的保守同盟的原因。從這一角度來看，法國在短暫的壓制之後重新走上了民族主義的道路，英國也更傾向於後者。1848年歐洲再次爆發了規模宏大的民族主義運動。這次運動迫使梅特涅下臺、促成拿破崙三世上臺，從而徹底改變了歐洲的國際關係格局。

拿破崙三世與俾斯麥

諷刺的是，舊的國際體系的破裂沒能成就其主要推手拿破崙三世，反而成就了他的對手——普魯士的俾斯麥。更加諷刺的是，俾斯麥在統一德國的過程中正是借用了德意志的民族主義浪潮，而在完成統一大業之後又重新回歸了保守的外交思想。

在俾斯麥的主導下，歐洲形成了以德國為核心的由德奧同盟、德奧意三國同盟、德俄再保險條約等的囊括了幾乎所有歐洲大國的結盟體系。同時，俾斯麥也在殖民地問題上拉攏英國，並努力實現與法國的和解（雖然沒有成功）。歐洲再次實現了類似梅特涅主導下的穩定。

威廉二世即位後改變了俾斯麥的結盟體系。威廉二世最初的想法是與英國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結盟，為此不惜終止俾斯麥結盟體系的基石德俄再保險條約。如此一來就迫使俄國與法國達成協約。也正是在這一時期，歐洲形成了短暫的「三個支點」——法俄協約、德奧同盟和若即若離的英國，並最終被協約國和同盟國的兩個支點所取代。

冷戰兩極體系與一戰兩大陣營之間的不同

筆者閱讀過大量分析一戰爆發原因的著作，其中有這樣的觀點引起了筆者的思考：有人認為，正是由於歐洲被嚴格劃分為協約國和同盟國兩個陣營，從而使歐洲的大國關係失去彈性，也就失去了協調避免戰爭的迴旋餘地。換句話說就是兩個支點取代多個支點使得大戰在所難免。但這一觀點顯然與冷戰的兩極格局最終得以避免熱戰的事實相悖。這又是為什麼呢？

一戰之前的「兩大陣營」與冷戰時期的「兩級體系」有一個關鍵性的不同——內部結構的差異。不論是協約國還是同盟國內部，都沒有一個佔據絕對主導地位的國家。協約國內部，英國、法國和俄國都是大國，同盟國內部雖然德國首屈一指，但奧匈帝國至少在紙面上依舊保有大國地位。從敵對關係上看，法國和德國的矛盾由於阿爾薩斯-洛林而不可調和、奧匈帝國和俄國由於對巴爾幹的爭奪而劍拔弩張。這就導致了兩大陣營各自內部都存在多個矛盾點，每個成員國都希望藉助盟友的力量幫助自己解決自己關注的矛盾，卻又不願意對盟友的不同矛盾點承擔過多的義務。這就導致一戰之前雖然表面上看只有兩大陣營，但實際上卻是圍繞多個矛盾點形成了多個組合。每一個組合之間都可能引發戰爭，又由於同盟關係的存在而使戰爭迅速波及整個歐洲。

這一點與冷戰的兩極格局截然不同。在兩極格局中，美國和蘇聯擁有在各自陣營內無可爭議的主導地位。雙方爭奪的焦點也是圍繞對歐亞大陸的主導與反制。在這種矛盾單一、關係相對簡單的環境下，兩大陣營更容易實現勢力均衡。即使是雙方都出現了盟友的分裂——法國之於美國和南斯拉夫之於蘇聯——這一均勢也沒有被破壞。這是冷戰兩極格局實現穩定的關鍵之一。

歷史的教訓與安全觀的改變

除了上述看得見摸得著的不同之外，思想層面的改變同樣不可小覷。

如同一戰爆發前瀰漫在各國腦海中的「必有一戰」的想法類似，冷戰之初，西方國家也認為蘇聯對西歐的侵略在所難免。但是後者並未演變成開戰的誘因。這是因為，二戰結束後的西歐一片殘垣斷壁百廢待興，這就使得西歐國家在心理上處於一種相對蘇聯的弱勢和不安全感。這也是美國出臺馬歇爾計劃和建立北約的心理基礎，其目的就是要重建西歐的信心。但是，這一切歸根到底都是防禦性的，雖然美國在外交層面上確實採取了適度的攻擊性姿態，但是本質上仍舊是保守的。蘇聯方面也同樣如此，史達林的謹慎與冷靜是出了名的，他應對冷戰的思路也是將鞏固東歐陣營內部放在首位，本質上同樣是防禦性的。

歷史的教訓同樣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一戰爆發之前，各交戰國的戰爭思想依舊停留在普法戰爭甚至是拿破崙戰爭的時期，寄希望於通過一次決定性的會戰實現速勝。對於機槍、坦克對戰爭形勢的改變估計不足。更沒有預料到工業時代的戰爭會造成怎樣的傷亡。可以說，一戰之前的歷史非但沒有起到「以史為鑑」的作用，相反促進了交戰各方對戰爭的樂觀與期待。

機槍、坦克，徹底改變了戰爭的樣式

冷戰則完全不同。二戰剛剛結束、一戰也不過就是30年前的事情，其近乎災難性的代價在人們的腦海中形成了可怕的回憶。核武器的出現更加深了雙方的恐懼感。這一點最直接的體現就是美蘇雙方對衛星偵察的默許與限制戰略武器談判的開展。在凡爾賽和約與華盛頓海軍協定這樣的和平體系下都沒能實現的軍備限制，在冷戰的劍拔弩張中卻取得了成功，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但這個奇蹟的背後正是雙方的謹慎、務實與防禦性的安全觀。

我們常說：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冷戰的故事足以告訴我們，即使在劍拔弩張的局勢下，仍有達成諒解，實現合作，維護和平的可能。關鍵在於當事各方能否以謹慎、理性和創造性來面對它。不論國際格局如何變化，我們都沒有必要悲觀，更不要陷入「必有一戰」的宿命論漩渦。

參考文獻：1、《長和平》，（美）約翰·劉易斯·加迪斯2、《大國博弈》，（挪威）蓋爾·倫德斯塔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