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英德對抗最關鍵的起源,就在於德國的快速崛起可能破壞了歐洲大陸的均勢,而這恰恰是英國賴以生存的平衡,這是英國非常忌諱的。如果僅僅是這一點,英國還沒有太多理由跟德國打起來。即便是1904年籤訂英法協約,1907年籤訂英俄協約,這兩個協約也只是英國對歐洲大陸的某種再平衡。在這種再平衡以後,英德對抗道路才開始逐步走向不歸路。
吳徵宇(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我今天講的題目,叫「地理政治、英德對抗與第一次世界大戰」。1907年1月1日,英國外交部高級職員艾爾·克勞曾經寫過一份《克勞備忘錄》,這份非常著名的備忘錄的核心,就講德國正在無意間走向與英國對抗的道路。我在這裡要回答的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即為什麼德國會走向這條道路。
地理政治、英德對抗與第一次世界大戰
一戰與二戰不一樣,二戰雖然至今有爭論,但大多是集中在技術層面,對這場戰爭的共識比較多,而一戰不一樣。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至今還被看成是一場可以被避免的戰爭。
走向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成因裡,英德對抗的興起是最具關鍵意義的。雖然一戰不是英德對抗引發的,而是因為巴爾幹的一個火星,但是英德對抗為這個火星最終成為沖天大火,準備了足夠的火藥堆。從這個意義上講,英德對抗在一戰起源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在英德對抗上,值得注意的一點是,英德沒有太多的直接衝突,領土不接壤,雖然在海外殖民地問題上有利益衝突,但跟法國、俄國相比,英國與德國間的殖民地利益衝突相對來說是比較少的,一直都沒有出現太大的問題。還有一點也非常關鍵,就是在一戰以前,英德在經濟和社會許多方面高度相互依賴。甚至在一戰爆發後,英國人為了洩憤,把德國狗全部殺掉,也是因為德國狗品種比較好。
萊茵蘭號戰列艦,德國海軍建造的首個無畏艦船級——拿騷級戰列艦的其中一艘。德國海軍建造萊茵蘭號及其姊妹艦,是為了應對英國在1906年下水的劃時代戰列艦無畏號。
關於英德對抗,在現有對一戰的很多解釋裡,至今為止沒有一個非常具有說服力的理論解釋,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地理政治因素通常被忽略掉了。實際上,地理政治的作用非常重要。地理政治學最關鍵的價值是它可以幫助我們辨認什麼是英國最核心的戰略利益。這個戰略利益很多是隱含的,不是擺在明面上能明顯地看出來的。
英國作為主導性海洋強國的戰略利益
英國在歷史上有兩個非常重要的目標,從伊莉莎白一世開始就可以看出來。一是維持海洋優勢,二是維持歐洲大陸強國的戰略利益。這兩個都不是新東西,關鍵問題是兩者間的相互關係。對英國來講沒有選擇,要麼兩個都要,要麼兩個都不要。因為大陸均勢是海洋均勢的重要保障。
麥金德講過,大陸國家和海洋國家有兩條基本路徑:第一條是直接進攻本土。英國歷史上曾屢次遭到入侵威脅。在古典歷史上,用直接進攻方式的一個例子,就是羅馬把地中海變成它的內湖。第二條是獲得一個比海洋國家自身規模更大、更開闊的領土資源基地——這個基本路徑具有更加重要的意義。這就是為什麼英國絕對不允許任何一個國家獨霸歐洲大陸的原因。
英國是個海洋國家,最怕的是被封鎖。為了維護自己的大洋優勢,必須保證在關鍵時刻可以對大陸均勢進行有效幹預。英國在歷史上為什麼要反覆幹預歐洲大陸?因為如其他任何一個國家統一歐洲大陸,都將獲得一個比英國更加開闊的領土資源基地,這會使得英國在經濟實力、在海洋實力上被超越。並且歐洲在1945年以前是世界上最最重要的核心區域,一旦被某個單一強國控制,該區域的市場就會對英國封閉,這對英國是一個沒有辦法接受的代價。歷史上的英國,從應對西班牙腓力二世到路易十四戰爭、拿破崙戰爭,再到兩次世界大戰,無一例外,都可以看到英國為什麼要幹預歐陸事務。
英吉利海峽地圖
英國在歷史上的優勢,不僅僅表現在經濟、技術、金融、海軍等等這些有形的物質層面上,而且它還有一個特別重要的資源,一般不到關鍵時候也看不出來,那就是,除了爭霸國家以外,其他所有國家跟它的利益完全一致。所以英國在關鍵時候每次都能形成同盟。你非要別人選邊站的話,別人不會選德國。
英國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非常特殊。霸權(hegemony)歷來是兩種形式,一種是企圖統一國際社會,把無政府的國際秩序轉變為等級制的國際秩序。英國的hegemony,在詞源意義上,是指領導者或領導地位的意思,是另外一種意義上的霸權。
歷史上,大陸秩序跟海洋秩序完全相反,大陸秩序是沒有人能夠獨霸,但海洋上從來只有一個主人。正因為這一特點,當年英國作為主導性的海洋強國,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受均勢約束的。對這種海洋強國的約束,一般來自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內部體制,這個體制制約它不能肆意妄為;另一方面是能力上的缺陷,這使得它幹預大陸事務時必須要有大陸強國的配合。比如,18世紀後期,俄國瓜分波蘭,英國激動得不得了,但什麼事也做不了。
歐洲強國與世界強國:德國面臨的兩種選擇
1815年以後至少到冷戰結束之前,歐洲歷史乃至世界政治歷史當中,一直有一個所謂的「德國問題」。一般意義上講德國問題,主要是指1871-1945年這個時期。這個問題簡單講,就是小德意志還是大德意志問題。小德意志,是1871年俾斯麥統一的德意志。大德意志,是把歐洲所有日爾曼民族及其領土歸為單一國家結構下的德意志。
這個問題本身,還跟另外一個問題相關,就是德國僅僅是滿足於做一個歐洲強國,還是最終要成為世界性強國。談這個選擇,就不能不談德意志的民族主義。
一戰以前,特別是歐洲第二次工業革命以後,德國也經歷了快速的經濟增長期。經濟增長導致德國社會分裂得非常嚴重,各種階層、各種階級的利益衝突加劇。威廉二世上臺後,民族主義成為非常重要的黏合劑,要不然當年存在於歐洲的就是一個分裂的德國。當時德國的民族主義,特別是德國統一後的民族主義,在俾斯麥後期已經摁不住了。民族主義的訴求,主要體現在德國的對外政策方面。
漢斯·摩根索在《國家間政治》一書裡特別強調過,從人性的好鬥轉到國家的好鬥,有一個特別重要的橋梁,就是大眾民族主義。民族主義對德國對外政策的關鍵影響是,它對德國外政策的方向和具體目標有非常重要的滲透作用。在這方面,德國的精英和大眾是趨同的。
德皇威廉二世
他們有一種德國使命感,要把德國從一個歐洲強國變成一個世界強國。但世界的回答是不行。在這個問題上,我強調兩點:一是,這種選擇對德國而言具有非常強的合理性。二是,為什麼世界兩次對德國做的選擇回答「不」呢?因為德國成為世界強國的代價是以歐洲體系覆滅為前提,不論這個目標對德意志民族來講有多少道義性,但放到更大盤子裡頭是非常不道德的,這是一個政治問題,關係到歐洲國家體系的生存和延續。兩次世界大戰,德國最終發現,除了奧匈帝國、義大利以外,沒有任何盟友,所有其他國家都不會站在它這邊。
世界政策與英德對抗的緣起
從1890年開始,德國進入到「世界政策」階段,一開始比較溫和,後來越來越激進。德國世界政策的根本目標,是爭取與英國在世界範圍內的平等。當時德國已經在經濟和其他許多方面基本趕超英國。所謂與英國在世界範圍上平等,一是對重大事務的發言權,二是與英國有對等的海外力量,包括海軍和海外殖民地。對這種平等要求本身,德國沒有充分考慮到它可能帶來的反彈。
由於採取世界政策,德國外交所面臨的基本困境,就愈發暴露了出來,即德國的身份困境——德國到底想成為什麼樣的國家。在這個問題上,德國一直沒有做出回答,只有在勃蘭特一跪以後,才真正解決了這個問題。由於沒有明確的身份界定,也就喪失了合理界定國家長遠利益的能力,同時,導致的一個惡果是,對物質權力的有效性存在一種扭曲的認識。此外,德國對英國有一個非常矛盾的看法:一方面要英國承認自己,另一方面要把英國幹掉。要英國承認自己這很光榮,可是另一方面又要把英國幹掉,既然是幹掉,還要英國承認幹嘛?!
喪失合理界定國家長遠利益的能力,一個重要的表現就是德國海軍建設。它不僅僅體現出德國開始喪失對國家利益合理界定的能力,而且體現出一種對物質力量盲目的自信。德國的戰略設想有點一廂情願,對英國可能的反彈沒有足夠的認識。對英國來說,因為距離原因,如果北海被德國艦隊控制,這是一個直接威脅。另外還有一個威脅。如果德國海軍強大到能夠封鎖歐洲大陸,只要不讓英國人上岸,歐洲權勢就會落到德國之手,而且當時英國明顯看到法國頂不住德國權勢增長的勢頭,即使沒有對英國形成直接威脅,這也是英國絕對不會接受的。
英德對抗最關鍵的起源,就在於德國的快速崛起可能破壞了歐洲大陸的均勢,而這恰恰是英國賴以生存的平衡,這是英國非常忌諱的。如果僅僅是這一點,英國還沒有太多理由跟德國打起來。即便是1904年籤訂英法協約,1907年籤訂英俄協約,這兩個協約也只是英國對歐洲大陸的某種再平衡。在這種再平衡以後,英德對抗道路才開始逐步走向不歸路。
我要強調的是,即使如此,英德關係仍然沒有進入不可挽回的地步。但隨之而來的是,德國開始逐步喪失戰略定力,搞出了一系列危機。這些危機破壞的是什麼?是信任,是戰略互信。這種信任非常重要,你以前沒有做過我可以相信你,但你老是不做我就沒法相信你。特別是到1914年「七月危機」的時候,信任的惡果就看得非常明白。
(本文系吳徵宇教授在「戰略圓桌」第四期活動上的發言。原文有刪減,經作者審閱刊發。編輯:一行,圖片來自網絡。)
嘉賓介紹
吳徵宇,2002年獲得南京大學歷史系(國際關係史)博士學位。自博士畢業後,一直在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任教至今,現聘為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國際政治系教授。主要從事國際關係的思想/理論及戰略研究方面的教學與研究。本人曾經先後在英國杜倫大學政治系、美國伊利諾伊大學東亞與太平洋研究中心、英國倫敦經濟政治學院國際關係學系、倫敦國王學院戰爭研究系及其它英美大學從事過訪學和博士後研究工作。個人成果主要包括三部學術專著,SSCI英文期刊6篇及中文刊物和論文集的論文50餘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