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權與近代英國崛起的雙向互動

摘要：18世紀以來英國以海權推動國家崛起的戰略及政策，一直保持著高度的連續性，並未因國王或首相更迭而出現偏離或失誤。由此，相對寬鬆、自由、體現民意的政治體制，避免了個人專權對於國家外交政策的不利影響，因而成為英國崛起並樹立霸權的政治保障。

海權與大國崛起

自1500年新航路開闢以來，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美國等，都以不同方式，在世界歷史舞臺上演繹著大國崛起的奇蹟。

「崛起」是一個特定概念，是指一個相對弱小的國家，在其所處的國際體系內的力量排位，快速提升，進而成為該體系內一流大國的歷程。大國的崛起，從根本上說，就是其綜合國力不斷增強，且在與他國競爭中佔據優勢的過程。美國學者小約瑟夫·奈將綜合國力等同於國家實力，分為硬實力和軟實力兩種形態：硬實力是指支配性的實力，包括基本資源、軍事力量、經濟力量和科技力量；軟實力是指吸取性的實力，包括國家凝聚力、文化被普遍接受程度和參與國際機構程度等。而自1500年以來人類開啟的海洋時代中，海權則成為綜合國力中的關鍵要素。修昔底德最早提出「海權（Sea Power）」一詞，並將其解釋為「海洋的權力」（Power of the Sea）；阿爾弗雷德·馬漢對此做了進一步闡釋，認為海權「不僅包括海上的軍事力量，還應包括和平時期的商業和航運」，是「憑藉海洋或通過海洋能夠使一個民族成為偉大民族的一切東西。」不過，最為全面、客觀的界定要數薩姆·坦戈裡蒂，其將海權界定為「一國國際海上商業和利用海洋資源的能力、將軍事力量投送到海上以對海洋和局部地區的商業和衝突進行控制的能力，以及利用海軍從海上對陸上事務施加影響的能力的總和。」綜合多位學者對於海權的界定，筆者認為，海權涵蓋的要素包括：海上軍事力量；海上商業及航運力量；海上航線及戰略要地的控制力。這三大要素緊密相連，共同構成海權的三大支柱。而這三大要素，直接受制於綜合國力中硬實力與軟實力中的多項因素。

近代以來的世界歷史表明，海權與大國崛起之間存在著內在關聯：海權優勢是大國崛起的前提和基礎，大國崛起後則進一步發展與擴大海權，進而維繫在世界歷史舞臺上的霸權國地位。在理論方面，西方眾多學者從多角度對於二者之間的關聯進行了深入分析。馬漢認為，海權在國家的成長中扮演者重要角色，海權的適當運用可增長國力和財富，世界的統治地位可通過制海權來獲得。20世紀80年代，美國學者莫德爾斯基和湯普森從國際體系視角分析了海權的歷史作用，進而提出了著名的「海權—世界霸權周期」理論。該理論認為，自16世紀以來，大約每隔100年就會出現一個海權霸權國，典型的如16世紀的葡萄牙、17世紀的荷蘭、18和19世紀的英國以及20世紀的美國。這些國家確立世界霸權的關鍵，就在於其擁有自己所處時代的主導性的優勢海上力量。作者得出海權與大國崛起具有高度正相關性的結論，即海權發展與大國崛起息息相關，強大的海權是大國崛起的必要條件。

近代英國海權興起歷程

英國是偏居歐洲大陸之外的一個小小島國，四面環海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得英吉利民族的發展與海洋密切相關。進入近代社會之前，英倫三島屢遭外族入侵：羅馬人在公元1世紀入侵不列顛，並建立統治達四個世紀之久；公元5-11世紀的盎格魯撒克遜時期，北歐的維京人（丹麥人與挪威人）也曾入侵英國並建立自己王朝；1066年，法國諾曼第公爵入侵不列顛並開創了諾曼王朝。抗擊外族入侵，保衛國土安全，成為不列顛民族建立海軍、發展海權的首要因素。

儘管英國海軍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公元9世紀的阿爾弗雷德大帝，但海軍正式創建則是在15-17世紀的都鐸王朝統治時期。這是英國民族國家形成階段，也是新航路開闢拉開序幕時期。出於捍衛國家安全及對外殖民擴張需要，歷任專制君主都極為重視發展海上力量。亨利七世主持建造了龐大的常規戰艦，開闢專門的船塢用於商船的養護，並對建造百噸以上商船者給予補貼。亨利八世正式創建王家海軍，引進造船工匠，創辦航海技術學校，並製造出能發射火炮的戰艦，海上力量初具規模，亨利八世因此被稱為「海軍之父」。伊莉莎白一世時期，輕型艦船和快速艦船得以設計發明，火炮技術不斷更新。此時，英國海上力量已躋身歐洲強國之列，不僅足以保障自身安全，而且得以在海外殖民探險與實施海盜劫掠行為。

亨利八世像

英國海權崛起的過程，從本質上而言，就是不斷通過戰爭，來挑戰乃至擊敗既有海上霸權國家的過程。1588年，英國利用天時地利人和之便，戰勝了龐大的西班牙無敵艦隊，顛覆了西班牙的海上霸權，英國開始步入以大西洋為中心的世界貿易主要參與者行列；這同時也標誌著英國海洋政策由早期純防禦轉向積極防禦，由「貿易制海」轉向「貿易與軍事制海並重」的階段。17世紀中葉，英國開始向「海上馬車夫」荷蘭發起挑戰。為了在海外市場排擠荷蘭人，英國頒布《航海條例》，宣稱從英國及殖民地進口的貨物，只能由英國或殖民地的船隻來運送，這引發了17世紀50、60、70年代的三場英荷戰爭。雖然在戰場上互有勝負，但是從戰略上看，荷蘭的海上優勢地位開始喪失。荷蘭不僅喪失了北美的殖民據點新阿姆斯特丹，而且被迫接受《航海條例》，接受英國所制訂的遊戲規則。英國開始向海上霸主邁進，此時唯一能對英國構成挑戰的就是法國，而英法之間的殖民爭霸進行了一個世紀之久。

在這場霸權爭奪戰中，英國時而採取均勢、時而採取結盟政策來抗擊法國。此間戰役包括：1688-1697年奧格斯堡同盟戰，1702-1713年西班牙王位繼承戰；1756-1763年的七年戰爭，1793-1815年拿破崙戰爭。七年戰爭是英法海上爭霸鬥爭的頂點，英國通過七年戰爭不僅維持了歐洲大陸均勢格局的穩定，還再度摧毀了法國的海上力量，奪取了法國在北美大陸和印度的幾乎所有殖民地，英國確立其海上霸主地位。拿破崙戰爭期間的特拉法加海戰，徹底擊潰了拿破崙入侵英國本土的夢想，百餘年來的英法海上爭霸局面至此結束，英國成為稱雄全球的海洋帝國，其海上霸權維持一個世紀之久。

海權在英國霸權崛起中的作用

英國是一個海島國家，海權在近代英國霸權崛起過程中發揮著決定性作用。

其一，海權是英國抵禦外敵入侵、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保障。大國崛起首先建立在自身安全的保障上。自都鐸王朝以來，英國再也沒有被外敵入侵並佔領過，強大的海上軍事力量是其關鍵所在。1688年光榮革命後，被趕下臺的詹姆士二世及後續兩位王位覬覦者長期流亡法國，並在1689年、1715年與1745年，在法國支持下三次發動叛亂，懾於英國強大的海軍及其對英吉利海峽的控制權，法國軍事介入的企圖一直未能實現。19世紀初的反法戰爭期間，拿破崙對英國實施海上封鎖，並做好了渡海入侵的準備，但英國採取的戰略是禦敵於國門之外，特拉法加海戰的失敗，徹底擊潰了拿破崙的迷夢，英國本土的安全得以保障。

其二，海權是「日不落帝國」得以建立及維繫的基石。近代英國建立的「日不落帝國」，分為前期以北美為中心的第一帝國（重商主義帝國）、以印度為中心的第二帝國（自由貿易帝國）。帝國所轄殖民地，一部分是對於土著領土的直接佔領，如澳洲、東非、西非等地；另一部分則來自從荷蘭、法國等對手中的搶奪，強大的海上軍事力量成為帝國建立的基礎。極盛時期的帝國，其控制的領土面積是本土110多倍，人口佔世界總數的四分之一，而這一龐大帝國的維繫，有賴於英國始終保持著一支強大的海軍力量。例如在18世紀初的西班牙王位繼承戰中，強大的英國海軍成為英國與法國相抗衡的基礎。1704年，英軍攻陷直布羅陀，並在附近的馬拉加海面與法國海軍展開激戰。儘管雙方均損失慘重，但英國卻保持住了對直布羅陀的控制，使得法國土倫艦隊和布雷斯特艦隊的聯合行動更為艱難，因而取得戰略上的勝利；與此同時，在北美戰場上，英國軍隊奪取哈德遜灣、紐芬蘭等法屬殖民地，向「日不落帝國」邁進。

瓦特改良的蒸汽機

其三，海權是工業及貿易霸權長期持續的基礎。英國是工業化的先驅，工業化所釋放出來的生產力，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個時代，到19世紀中葉，英國迅速崛起成為工業霸權國，其人口佔全世界人口的2 %，佔歐洲人口的10% ，但現代工業生產能力卻幾乎相當於世界的40%-50% ，歐洲的55%到60%。英國成為全世界的加工廠，其龐大的遠洋船隊將本國生產的工業品運往世界各地，再把各地的原材料運回本土，加工成工業品後再銷往世界各地。在此過程中，強大的英國海軍成為英國工業霸權及海外貿易擴張的重要軍事保障：它不僅確保了英國商船在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上的航行安全，而且還以武力威懾方式迫使其他國家接受英國訂立的貿易規則。

其四，海權是19世紀英國主導的經濟全球化體系的根本保障。經濟全球化的源頭可以追溯到新航路開闢，此後海洋不再作為天塹而是化作人類交往的通衢。進入19世紀後，海洋成為英國所開創的經濟全球化的重要載體。英國改變重商主義時代的貿易保護政策，在19世紀中葉打出自由貿易旗號，以開拓世界市場，促使一切國家的生產與消費都成為世界性、即全球性的了。由於英國是世界海洋的主宰，又開啟了自由貿易大門，近代意義的全球化浪潮終於形成。英國依靠「炮艦外交」（憑藉其自身擁有的強大海權，通過武力威脅的方式，採取強硬動作加大談判砝碼，從而影響與達成既定的政治目的或對外政策，實現國際戰略目標）來威懾其他國家接受自由貿易規則，倡導「公海航行自由」，打擊海盜以及私掠行為，建立起以海權為基礎、以自由貿易為規則的新型全球化國際秩序，即「不列顛治下的和平」。

英國崛起模式的特點

在近代世界史上，英國走上了一條以發展海權為先導的大國崛起之路。如前所述，這並非一條和平崛起之路，而是一條充滿腥風血雨的戰爭強國之路。通過一次次戰爭，英國戰勝了曾經的強國或霸權國，即西班牙、荷蘭、法國，一躍而成為歐洲乃至世界霸主。從對海權與近代英國崛起歷程的考察中可以看到：

其一、英國以海權促進大國崛起之路，依賴於具有戰略意義的經濟政策以及強大的經濟實力。工業革命前，英格蘭銀行的建立以及國債制度的實施，為英國建設海上力量、發展海權，提供了強大的經濟支柱。工業化以後，工業生產力的迅速發展，促使英國成為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強大的經濟實力與綜合國力，使得英國有足夠的資金投入到海權方面。1889年，英國通過《海軍防禦法》，提出了確立海上力量絕對優勢的「兩強標準」，即英國艦隊應該至少等同於可能與之為敵的任何兩個歐洲強國的聯合艦隊，而強大的國力是英國推行兩強標準的保障所在。

其二、英國在海權推動國家崛起過程中，英國走了一條靈活的外交路線，英國並非以一己之力來單打獨鬥，而是採取孤立與結盟相結合的均勢外交政策，最終崛起成為霸權國家。在海權及霸權崛起過程中，除了軍事上的對抗與戰爭以外，英國還根據形勢變化制定了適宜的外交政策，即「歐洲均勢」政策。具體表現為：針對歐洲大陸強國，在不同時段，英國不斷地衡量情勢，總是選擇站在較弱或受威脅較大的一方，與之聯合或結盟，來打擊或削弱歐洲大陸霸主，以維持歐洲大陸的均勢。例如，在奧地利王位繼承戰中，英國則站在奧地利一方，以對抗有法國、西班牙、巴伐利亞及薩克森支持的普魯士。在七年殖民爭霸戰爭中，英國又選擇站在普魯士一方，對抗奧地利、俄國、法國和薩克森及瑞典結成的另一方。當拿破崙帝國崛起後，英國又聯合歐洲大陸其他國家，如普魯士、奧地利、西班牙、俄國、撒丁王國等，組建七次反法聯盟，在滑鐵盧之戰中徹底擊潰了歐洲霸主法國，使歐洲又回歸到傳統大國制衡的均勢時代。

滑鐵盧戰役油畫

其三、從政治方面看，1688年光榮革命後英國君主立憲制度下議會主權的確立，以及與海外擴張相關聯的新貴族及工商業階層對於議會主導權的控制，促使國家在發展海上力量方面保持政策上的高度一致性與連續性，這為海權及霸權的崛起提供了政治制度保障。光榮革命後的一個多世紀，是英國與法國進行殖民爭奪、並進而確立世界霸權的時代。

此間，君主立憲制建立後議會主權地位的逐步確立，避免了不同君主的個人喜好對於國家對外政策的影響力。國王雖為一國之主，統管國家內政外交，但其決策不再依據其個人意志，而需要更多地反映議會以及大多數民眾的訴求。而18世紀後殖民爭奪的加劇以及商業貿易的擴張，使得擴張英國海外利益成為政治精英及民眾的共識，由此在議會制定的對外政策中得以體現。有學者為此指出：「從歷史回顧來看，1689-1815年間呈現出一種主流，即社會各階層廣泛贊同國家的對外和貿易戰略；即使在與北美殖民地人發生無利可圖的衝突時期，這種贊同也保持了平衡。」在這種潮流之下，18世紀以來英國以海權推動國家崛起的戰略及政策，一直保持著高度的連續性，並未因國王或首相更迭而出現偏離或失誤。由此，相對寬鬆、自由、體現民意的政治體制，避免了個人專權對於國家外交政策的不利影響，因而成為英國崛起並樹立霸權的政治保障。

維多利亞女王時期是大英帝國的極盛期

結語

綜上所述，英國的經歷表明，海權與大國崛起之間存在著雙向互動關聯：海權促進了大國崛起；大國崛起後又進一步發展與壯大海權，最終成就了英國的帝國夢與霸權夢。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一，英國是個典型海島國家，其以海權成功鑄就的大國夢對於其他陸海複合型國家的借鑑意義較為有限；其二，無論是發展海權還是建立霸權，絕不僅僅是強化軍事力量與增強經濟實力的過程，而且還需要外交、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綜合保障。其三，發展海權與大國崛起，從根本上而言，依賴於國家的綜合國力；強大的綜合國力是海權與大國崛起的基礎，但綜合國力下滑、基礎喪失時，海權與霸權的衰落將成為必然。

作者簡介

劉金源， 1972年生，安徽望江人，1999年於南京大學獲博士學位並留校任教，現為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領域為：英國近現代史；現代化與全球化進程。曾赴英國薩塞克斯大學、杜倫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等從事訪問研究；曾獲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江蘇省「333工程」高層次領軍人才、南京大學優秀中青年學科帶頭人等榮譽；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4項，省部級項目4項；出版《英國通史》（第四卷）、《現代化與英國社會轉型》、《全球化進程中的反全球化運動》等專著十餘部，在《世界歷史》、《人民日報》及《光明日報》理論版等發表論文100餘篇；研究成果獲教育部人文社科優秀成果二等獎、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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