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薩克·牛頓爵士
位於倫敦的皇家學會會所
1660年，英國科學家羅伯特·波義耳等發起建立了專門的學術研究機構，即皇家學會。1662年，英王查理二世正式批准成立學會，科學家們可以在此進行學術探討和作品交流以及實驗的演示。皇家學會的成立，是英國理性思想和科學精神最形象的反映。
正如《皇家學會章程草案》中記錄的：「我們明白，再沒有什麼比提倡有用的科技和科學更能促進這樣圓滿的政治實現了……我們只有增加可以促進我國臣民的舒適、利潤和健康的有用發明，才能有效地發展自然實驗哲學，特別是其中同增進貿易有關的部分；這項工作最好由有資格研究此種學問的有發明天賦的人組成的一個團體來進行。」16-17世紀，科學研究能夠得到英國社會各階層的支持，並非一種偶然。究其實，是英國人把科學研究得以興起、發展的基礎——理性思維以及由此演進而來的科學精神，融入到了民族特性之中，並視之為天經地義的事物。
1.
16世紀，英格蘭經歷了宗教改革的勝利以及伊莉莎白一世時期的強盛，一個新興的、獨立的民族國家如旭日東升。在政治上倍覺民族自豪的同時，英格蘭民族也感到必須強調自己文化上的與眾不同。在當時西歐各國，民族優越感都是首先通過語言和文學來表現的，各國都強調自己的文學比其他國家更具優點，英國也不例外。喬叟、莎士比亞的作品都注重表現英格蘭的民族性。而到了17世紀，詩人約翰·德萊頓則成為這種文學愛國主義的代表。在其作品《奇異的年代》中，他毫不掩飾對英格蘭將要成就歷史偉業的樂觀信念：但是長久以來人類那可憐、昧暗的智慧/一直在追尋卻徒勞無益，至今仍不為人所知的東西/將於這個時代在英格蘭首次顯現/並由此傳授給那些欽羨不已的民族。德萊頓此刻的樂觀不僅是因為文學和政治，而且是由於英國人找到了自己表達民族性的獨特方式：理性。
理性在16世紀的英格蘭被認為具有至高無上的價值，是人類「神聖的本質」。從培根開始，理性就被認為是現代人超越古代人的標誌，科學被視為民族之偉大的標誌。英格蘭人自發而又有選擇地將「有理性」視為其民族特性的具體體現和核心成分。所謂有理性，是指獨立思考，有批判頭腦，有能力基於自己的知識與合乎邏輯的考量來作出判斷，熱愛實踐知識，習慣訴諸理智而不是情感和權威；「有理性」會使人們在面對權威時自信而堅定，會使人們平等地獲得得以進步的真正知識。相較於文學上的成就而言，英格蘭人認為理性和科學更能表現他們的天賦。
同時，英格蘭人將感官的、經驗的知識作為堅持理性的基礎。眾所周知，培根強調通過實驗觀察來獲取知識，他在《新工具》的卷首即開宗明義地寫道：「人作為自然界之臣相，他所能做、所能懂的只是如他在事實中或思想中對自然進程所已觀察到的那樣多。」在此基礎上，理性主義被17世紀的英國人加以進一步地闡釋和強調。比如在科學家波義耳的空氣實驗和鍊金術實驗中，理性之運用貫穿始終。而牛頓也認為：「因為進行哲學研究的最好的和最可靠的方法，看來首先是勤懇地去探索事物的屬性，並用實驗來證明這些屬性，然後是建立一些假說，用以解釋這些事物本身。因為假說只應該用於解釋事物的一些屬性，而不能用以決定它們，除非它能為之提供一些實驗。」在牛頓眼中，實驗是為了驗證理論的正確性而存在的，假說是科學研究過程中至關重要的一個環節。正是建立了正確的思維方式，英格蘭的科學研究才得以成熟。
2.
倫敦皇家學會的設立宣告了現代科學的興起，將科學提升到職業聲譽的頂峰，並實現了制度化。正是由於科學對英格蘭民族認同具有顯著的意義，因此英格蘭人對科學研究心懷敬意，進一步促進了科學的全面進步。
首先，人們認為，對科學的追求事關民族聲望，科學之偉大就意味著民族之偉大，「為外國人所敬仰」是很多科學家進行科學探索的動力之一。早在16世紀，英格蘭科學研究就領先於歐洲大陸，培根被譽為「我們英格蘭的亞里斯多德」；1600年科學家威廉·吉爾伯特在《論磁石》中提到：「在長途航海中觀察到磁偏角差異的其他博學之士都是英格蘭人。」17世紀的波義耳也在一封信中提及：「我們必須說，英格蘭有大量富有學識和滿心好奇的人，其數量要比全歐洲的還多，他們的成果實實在在而且詳盡精細——這個世界上充斥著籠統理論的時間已經太長了。」豐特奈爾（法國科普作家，1657年—1757年）在《牛頓頌》中寫道：「對於一個國家來說，應該如何評價理智的榮耀，他們心裡一清二楚，不管是誰，只要能為他們的國家獲得這一榮耀，都會被他們萬分珍愛。」皇家學會的秘書奧爾登堡則告訴牛頓，他應該更加「精力充沛地從事研究並將它們推向極致，這既是為了你自己的榮譽，也是為了民族的榮譽」。
其次，在與歐洲大陸諸民族爭奪民族聲望的時候，英格蘭非常強調科學發現的優先權，因為他們明白這是和其他民族進行文化競爭的武器。當時最傑出的數學家約翰·沃利斯在信中經常提到民族聲望的問題，他希望「我們自己民族的人在及時發表他們自己的發現時，要比我通常知道的略微提前一點（特別是那些重要的發現），不要讓外人收穫了我輩中人作為創始人的榮耀」。而皇家學會也敦促牛頓「有必要採取措施防止這項發明（折射望遠鏡）被外國人篡奪」。之後，皇家學會又一再敦促牛頓：「這部（關於光和顏色的）論著應該馬上印刷出版，刻不容緩，因為我們有理由擔心，其中所包含的奇妙而驚人的想法……可能很輕易就會從你那裡被奪去，而其榮譽也被外國人佔有，就像我以前曾告訴過你的那樣，他們中的一些人動不動就炫耀和販賣並非他們國家的成果。」牛頓對此表示了贊同，儘管他很少關注技術性細節之外的事情。而他在推薦另一位地理學家約翰·亞當斯時，也將其著作《一本英格蘭地理概述》稱為「民族聲譽的圖樣」。
於是，在近代歷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折點，英國的科學精神在舉國一致支持的情況下鞏固了它的陣地，並向全世界貢獻出了牛頓這樣的科學巨匠。截至17世紀末，英格蘭人已經堅定不移地將自己界定為一個科學的民族。當時負責撰寫《皇家學會史》的作者託馬斯·斯普拉特，認為英格蘭人的科學能力毋庸置疑：「學問不僅僅是指古代一切有用的科學，而且其中最特別的，是我們這個時代所獲得的、關於人類與自然之真正知識方面的所有發現。英格蘭人的性情在各民族中最適於促進這種知識的發展。」因此，斯普拉特對英格蘭未來的榮耀與繁榮信心十足：科學精神深深紮根於英格蘭的民族特性之中，科學的進步加倍地推動了英格蘭民族的進步。
近代以來幾個世紀的發展，證明了斯普拉特的樂觀與預言。截至今日，英國皇家學會是世界上歷史最長而又從未中斷過的科學學會，起著全英科學院的作用。此外，英國為世界貢獻了100多位諾貝爾獎得主及眾多優秀的科研人才，為人類文明作出了傑出貢獻。雖然科學在現代社會中的作用早已為歷史所證明，但只有在英格蘭，科學在發揮其潛力之前很久就成為人們膜拜的對象。民族主義推動了科學的發展，使之成為一種半宗教的事物。英國能夠成為近代歷史上的頭號世界強國，實則早在工業革命之前就已經顯出端倪。這或許才是引領近代世界科學之先的英格蘭，最值得今人深思的地方。（作者單位：南京大學歷史學系）
鏈 接
英國為世界貢獻的部分諾貝爾獎得主
1902年，羅納德·羅斯因瘧疾研究方面的成就，獲得諾貝爾醫學獎。
1904年，威廉·拉姆齊因為發現空氣中的惰性氣體元素被授予諾貝爾化學獎。
1929年，弗雷德裡克·哥蘭·霍普金斯因為發現刺激生長的維生素而獲得諾貝爾醫學獎。
1935年，詹姆斯·查德威克因發現中子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
1945年，英國細菌學家亞歷山大·弗萊明、病理學家霍華德·弗洛裡與生物化學家恩斯特·伯利斯·柴恩因發現青黴素及其對各種傳染病的療效，共同獲得諾貝爾醫學獎。
1958年，弗雷德裡克·桑格因對蛋白質結構組成的研究，特別是對胰島素的研究獲得諾貝爾化學獎。
1982年，阿龍·克盧格因用晶體學電子顯微鏡技術在病毒以及其他由核酸與蛋白質構成的粒子的結構分析方面作出的卓越貢獻，獲得諾貝爾化學獎。
2003年，安東尼·萊格特因對超導體和超流體理論作出的先驅性貢獻，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
2012年，英國科學家約翰·格登和日本醫學教授山中伸彌因其在體細胞重編程技術領域作出的革命性貢獻，共同獲得諾貝爾醫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