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著跟牛頓相同的職位，能和英女王共進午餐；他曾憑重大生物學發現奪下諾貝爾獎，每年帶著一幫科學家在白金漢宮開派對；他是全球著名的遺傳學家，卻有著離奇的身世。
這個傳奇人物是誰？他就是現任英國皇家學會會長保羅·納斯爵士（Sir Paul Nurse）。
現任英國皇家學會會長保羅·納斯。圖片來源：Sarah Lee/Guardian
保羅·納斯精彩非凡的人生開始於1949年1月25日。那一天，保羅·納斯成為英國一戶工人家庭中最小的成員。「我父親是個機械師，母親作為保潔員養大了4個孩子。」保羅·納斯在2001年為諾貝爾獎寫的自傳中說，「我是家裡的幼子，有時候我就像是獨生子一樣。」
他的感覺沒有錯——家中的「父母」其實是他的外祖父母，而他生母則以他「姐姐」的身份陪伴了他一輩子。保羅·納斯在57歲時才偶然知道自己身世不簡單，後費勁周折知道這一秘密，並決定將它公開。
儘管身世複雜，保羅·納斯還是度過了美好的童年。這個男孩在很小的時候就懂得在大自然中觀察各種迷人細節來滿足自己無止境的好奇心。雖然家裡並不富裕，保羅·納斯的家人一直努力支持他追求知識和其他各種可能性。
中學時，在生物老師的鼓勵和縱容下，討厭死記硬背應付考試的保羅·納斯在校園生活中找到屬於自己的樂子：野起來的時候，他探秘山林收集甲蟲標本，駕駛滑翔機遨遊天際；靜下來的時候，他參閱《科學美國人》上記載的方法進行科學實驗，鑽研果蠅的眼色遺傳。那時，這個「有才，任性」的小夥子還只有16歲。
成年後，保羅·納斯的人生越發跌宕起伏：法語考試掛科差點讓他與大學擦肩而過。幸虧相中他的遺傳學教授出手相助，他才得以入讀伯明罕大學——在那裡，他既找到了人生方向，也遇到了他的妻子安妮。然而，意氣風發的保羅·納斯在研究生階段卻攤上了「世界上最無聊的課題」，他要看著一臺機器做死板的操作。
但正是在這沉悶的機械操作中，保羅·納斯悟出了「控制」的重要性，也更確認自己想研究的課題：此後，他的研究生涯一直專注於細胞如何控制自己在細胞周期中的行為。
在還沒有DNA克隆技術的時代，保羅·納斯和他的同事們艱難地摸索著酵母細胞周期的奧秘。他說自己曾思前想後好幾個月，不知道該不該相信某個奇怪的實驗結果。最終，對真理的追求使他最終重視了那離奇的數據，並從它身上發現了重要的結果。2001年，由於發現細胞周期中的關鍵調控因子，保羅·納斯與利蘭·哈特韋爾（Leland Hartwell）和蒂姆·亨特（Timothy Hunt）共享了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保羅·納斯在北京大學舉行講座。圖片來源：阿斯利康
今年12月15日，保羅·納斯應邀參加「諾貝爾獎創新啟迪項目」，在北京大學舉行了主題為「解密細胞增殖」的學術講座。這個項目由著名跨國生物製藥企業阿斯利康和諾貝爾媒體聯合舉辦。在阿斯利康全球總部所在的倫敦，保羅·納斯正在為一所新型研究所的崛起而勞心勞力。
講座過後，果殼網科學人對保羅·納斯進行了專訪，這位一頭利落銀髮，卻滿臉蓬勃朝氣的諾獎得主，與我們分享了他作為學會會長、貴族好友、研究所負責人和遺傳學家的種種趣事與構想。
與公爵開派對，跟政府講科學科學人：英國皇家學會和現在的英國皇室是什麼關係？英女王會看你們的期刊嗎？
保羅·納斯：皇家學會早在1660年就成立了，當時是受英王查理二世（Charles II）的資助。皇家學會一直保持著與英國皇室的聯繫，一些皇室成員也對科學感興趣，那個把美國「輸掉」的國王喬治三世（George III）就是其中之一。皇家學會有一個會士類別叫做「皇家會員」（Royal Fellow）——當然這是和時代脫節的東西啦——但有那麼五六個皇室成員，因為對科學感興趣而被選為皇家會員，其中就包括英女王、愛丁堡公爵（即菲利普親王）、威廉王子、查爾斯王子等等。女王的丈夫愛丁堡公爵是近些年跟皇家學會關係最密切的皇室成員。但他現在已經92歲了，來往就沒那麼頻繁。我現在大概每兩個月會跟女王的兒子約克公爵（即安德魯王子）見一次面。他會來我家吃飯。
他對我們幫助很大。比方說，我們每年會從大概300個處在職業生涯中期，年齡30到40歲的研究者中投票選出30個。約克公爵會安排房間讓我們在白金漢宮舉行派對，我每年就安排他們和他一起聚會。有時，我也會跟英女王一起吃午飯呢。
科學人：「您在和女王吃飯時，跟她聊什麼？」保羅·納斯：「這我就不能告訴你們啦。」圖片來源：阿斯利康
科學人：那英國皇家學會平常是怎麼運作的？作為會長，你的日常工作包括什麼？
保羅·納斯：皇家學會相當於英國的國家科學學會，從這個角度看，跟中國的中科院有點類似。英國皇家學會負責甄別英國及大英國協國家的高質量科學研究，推動科學發展。學會也會負責組織研討會，出版刊物。
我們還在與政府的交流中發揮重要作用，在科學相關政策的制定方面有著很大的影響力。我自己就花大量的時間跟部長們溝通。我們會出版科學政策報告——既包括關於科學的政策，也包括關於政策的科學，每年都會發布一系列重要報告，因此我們有相當重要的政治影響力。所以，相對於其他方面，我的工作更貼近政治一點點。在某種程度上，我像是非官方的政府首席科學顧問。政府自己也有一批科學顧問，但和他們比起來，我的身份更加獨立。
科學人：考慮你們到跟皇室的關係，皇家學會的科學家在英國和在跟諸如美國這樣的國家所受的待遇會有不同麼？
保羅·納斯：我並不認為會有區別。爵位什麼的，都是歷史遺留產物了，我們只是將這個傳統保留了下來。不過，在籌措資金的時候倒是挺有用的，尤其是在美國。我在美國工作的時候就常常拿爵位說事兒。很有趣的一點是，在美國，特別是東海岸和西海岸，科學家是很受尊敬的，尤其是當你還有諾獎的時候。
可是在英國就不同了，人們會有所保留，他們不那麼熱情，這也是英國人的天性。跟科學家比起來，英國的人們更喜歡足球明星。
科學傳播：讓擅長的人做擅長的事科學人：除了皇家學會會長一職，你同時還是弗朗西斯·克裡克研究所（Francis Crick Institute）的行政總裁及董事。這個研究所和其他高校或產業內的研究機構有多大不同？
保羅·納斯：區別可大了。這是個獨立於高校和基金機構的新研究所，它規模很大，裡面有1400位研究者，所有人在一棟大樓裡工作。而從零開始到這個規模，只用了幾周的時間。這個研究所是由原有的三家研究所合併而來的。
它有很多與眾不同的地方，比如說，我們不分系。我們那有120位研究領導者，但沒有分科系。我一直努力鼓勵研究者進行跨學科研究。克裡克研究所跟倫敦的三所大學有著共同博士生項目。雖然現在還不是，但長遠來說，我們希望研究負責人將會是相對更年輕的研究者，年齡將在30到40歲之間。他們會到克裡克研究所工作10到12年，之後，他們就得去別的地方。這不是永久性的職位。
我的構想是從全世界——我希望也包括中國——召集人才，讓他們在這家研究所度過職業生涯的一段時期，之後離開。他們有些人會在英國定居，有些則會到海外工作，但他們會形成某種遍布全球的網絡。大部分大學只會緊緊抓住自己最好的人才，跟它們不同，我們希望將這些人才「趕」到外面去，久而久之，我們會得到一個連接全世界的網絡。
科學人：在科學傳播和政策制定方面，你覺得科學家應該發揮怎樣的作用？
保羅·納斯：在面向公眾的科學傳播方面，我認為如果一個科學家擅長做科學傳播，那麼我們應該鼓勵並尊重他做這樣的工作。但很不幸，大多數科學家其實是不擅長的，而強迫別人做他們不擅長的事情是很傻的做法。
我的職責更多地與政策部分切合。15年來我一直會向英國首相提供科學建議，這期間英國首相都換了三四個了。作為科學家，我們有責任告訴他們怎樣的科學對怎樣的政策和問題有影響。但同樣地，你首先得擅長做這些事情。
還是有某些人善於做傳播、上電視的，這樣的人應該得到鼓勵。
保羅·納斯祝科學人「Good Luck！（好運）」。他寫字的時候是豎著寫的，但寫出來的字卻仍然是橫著的，這真是一項神奇的技能。圖片來源：阿斯利康
科學人：比如布萊恩·考克斯（Brian Cox，英國物理學家）就很善於做科學傳播。
保羅·納斯：是的，我正巧跟他有些合作呢。我還不能告訴你做了些什麼，但你會在未來幾周看到他跟皇家學會有密切合作。布萊恩·考克斯是個很好的例子，他是個出色的交流者，我們應該尊重這樣的研究者。
科學人：我們知道你在十幾歲的時候就放棄了宗教信仰。在你看來，宗教和科學的關係是怎樣的？
保羅·納斯：它們的關係挺有意思的。有些人認為這兩者是可以並存的。我認識一些虔誠的信徒同時也是非常好的科學家，對他們來說宗教和科學完全兼容。艾薩克·牛頓（Isaac Newton）是我的前很多很多任皇家學會會長，他就非常信奉宗教。法拉第也是一樣。所以一個人是有可能既信奉宗教又做好科學的。
我認為科學漸漸地滲透了宗教的領域，它非常強大。談及太陽系在宇宙中的結構時，西方宗教的教會曾非常強烈地認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到了現在，他們根本就不評論這些事了。進化論與神創論之間的矛盾也是一樣，教會之前認為人是被創造出來的，現在包括伊斯蘭教和原教旨基督教在內的某些教會也還是這樣認為，但大部分自由主義神學的信奉者對達爾文並不牴觸。科學家已經開始研究行為科學、神經生物學、利他主義的遺傳學、博弈論等等，我覺得最終他們會開始考慮探究倫理學。因此，我漸漸認為科學正在削弱宗教思想。而就我個人而言，我覺得科學和宗教是無法兼容的——雖然我知道有些人覺得能夠共存。
科學人：你怎麼評價理察·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牛津大學公眾傳播科學教授）呢？
保羅·納斯：我跟理察·道金斯很熟，他住在我家附近。我經常會同意他言論的內容，但並不總是認同他說話的方式。
科學人：目前，中國在轉基因問題上產生很大爭議。作為一個遺傳學家，你怎麼看轉基因？作為皇家學會的「代表」呢？
保羅·納斯：之前我們說過，皇家學會關於各種事情都會出版科學報告，近幾年就有關於氣候變化的和關於轉基因作物等等話題的。但除了主報告之外，我們還會基於報告內容製作一份簡短的「常見問題」。我們會向民眾做調查，詢問他們想知道哪些關於氣候變化或者轉基因作物的問題。之後，我們再給出答案。上周我們出版了關於氣候變化的小冊子，並將它發給上下議院的所有議員，讓他們了解事實。如果在酒吧裡有人就氣候變化說了些很蠢的話，你就可以對照小冊子來「打臉」，告訴他他錯了。
我們也會就轉基因的話題做一個這樣的小冊子。事實上我已經起草好了文本，現在正在重寫，以便讓公眾更好地理解其中的內容。小冊子上有大概17個問題。作為遺傳學家，我認為在目前轉基因爭論中，人們對爭論焦點的理解是有誤的。他們的關注點通常都落在「這個技術安全嗎」上。事實上，完全沒有理由認為轉基因技術是不安全的。人們應該關注的是「這個技術帶來了什麼」。在這個議題上，需要討論的就是這樣做會不會對環境有害、是否對食物有害的問題。可是，這些問題同樣也能用來問傳統育種啊。所以，我們需要重視的是最終的結果，而不是技術本身。
現在的爭論中有很多不理性的觀點，比如一些改良作物是通過對原作物的誘變形成的，這裡頭產生的是隨機突變，各種各樣的損傷都會出現——人們對這類作物卻放心得很；轉基因作物對基因的修飾非常具體，人們反而擔心得要死。這裡頭有大量不理性的因素，我想其中一部分原因在於某些團體反對轉基因是出於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原因。他們不喜歡大企業掌握這種技術，他們不喜歡作物不受農民掌控。但這些人又並不從政治或經濟角度表達訴求，卻跑到「科學」角度製造爭論。氣候變化話題裡也有這種現象。我們需要做的事情是把科學做對，之後再去討論政治和經濟的問題。
慷慨、好奇、高標準科學人：在你的記憶中，你印象最深刻的，激發了你對自然科學的興趣的一件事是什麼？
保羅·納斯：有好幾件事兒呢。有個故事我蠻常提到的。我對自然歷史和天文學很感興趣。在我八九歲的時候，史潑尼克2號（Sputnik 2）載著一隻小狗「萊卡」經過倫敦上空。我自己也有一隻小狗，所以我為最後在大氣層化為灰燼的萊卡感到很傷心。我現在還能非常清晰地記住當時的情景：我穿著睡衣，在大街上跑著，追著那顆衛星。之後我也對自然歷史產生了興趣。
在學校裡，我遇到了很好的老師，那時候看《科學美國人》，那上面有些我能做的實驗。大概十五六歲的時候吧，我開始照《科學美國人》複印本上的實驗方法做果蠅的眼色實驗，用紫外光做檢測，分析眼睛顏色的色譜。這件事也挺重要的。45年之後，當我講起這個故事的時候，《科學美國人》將那本1965年發行的正本寄給了我。
科學人：你有說過自己對天文學很感興趣，你有沒有看《星際穿越》這部電影？
保羅·納斯：我還沒看呢，但它在我的必看榜單上。
科學人：你從老師身上學到了哪些重要的東西？你曾說自己在科研中曾夢見天使與魔鬼，魔鬼讓你忽略不符合解釋的數據，而天使教你「對科學的追求就是對真相的追求」，這是真的嗎？
保羅·納斯：其實，天使與魔鬼的故事是我編出來的。我並沒有真的做那個夢（笑）。不過有一件事是真的，那幾個月我的確不太相信自己的實驗結果。要做到相信自己的實驗結果，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我從我的導師身上學到的第一點是慷慨。我會在學生的論文上署名，但我不會在我實驗室的所有論文上都署上自己的名字。因為有時候他們的工作是獨立形成的，我就不會加自己的名字。
另一點是被我稱為「對知識的無私好奇」的品質。所謂「無私」，是指只關注問題的本末，而不考慮將成果轉化別的什麼，既不沽名釣譽，也不為賺大錢，更不為轉化成實際產品——就只是對問題本身感興趣，哪怕全世界都對它不感興趣。我記得當我在我第二位導師的實驗室研究細胞周期的時候，就根本沒人在意這個課題。但我這位蘇格蘭老闆對它感興趣，而且他是對的。他在實驗室會跟我聊細胞周期聊好幾個小時，他就是對問題本身感興趣，哪怕他不可能因此而出名。
第三點是他們對好實驗的高要求。如果你做不出好的實驗，不忠於你的實驗結果，不重複足夠的實驗次數來證明結果是正確的，那麼光有好的想法是沒用的。你得完成所有這些無聊的事情，才能得到你能相信的結果。生物學是很多變的，並不總是可重現的，你得不斷嘗試，你得用其他方法驗證，你得靠可靠的證據來說明問題。這點是非常重要的。我的導師將這個觀念教給了我，我也盡力將它傳給我的學生。
科學人：和過去你在實驗室做研究時相比，你覺得當今的學術氛圍因為競爭激烈化等種種因素而變差了嗎？
保羅·納斯：人們的確這麼說，但我並不完全相信這種說法。人們總是擔心自己的飯碗，擔心拿不到經費。說實話我當時也擔心自己的飯碗和經費。現在人們為發論文、發好期刊而憂心忡忡，我們那時也一樣的。但我有注意到，年輕的研究者更容易因為這些事情而感到壓力山大。我是不覺得現在而我年輕那會兒有那麼大的區別。我擔心的事情，人們也同樣擔心，但似乎擔心得更多了。我實驗室裡的博士後一天到晚擔心下一步實驗怎麼辦；但大概是我比較蠢，我總是覺得以後的事都沒啥問題。我能感覺現在的研究者更憂心忡忡了，但我不確定大環境真的有改變那麼多。拿美國來說，尤其是在生物學領域，人們成功申請經費的概率跟十五二十年前相比的確是低了，但在英國還好，科研系統的經費越來越多，壓力似乎沒那麼大。我不太確定中國的情況怎樣，但我覺得人們出於某些原因在自己嚇自己。這種擔憂對他們沒啥好處，至少對健康肯定不好。
科學人：在你看來2014年最振奮人心的科學突破是什麼？
保羅·納斯：我不太能選出2014年最好的研究。但我願意說一下「近年來」的事情。覺得在物理學領域，暗物質和暗能量是很重要的研究。它們並不都是今年的研究，但在15年前或20年前，我們還意識不到它們的存在。而現在我們知道，宇宙的95%都是我們未知的東西，這太令人驚嘆了。當年我們還覺得我們所了解的東西已經能代表整個宇宙了，但事實才不是這樣的。宇宙裡那些到底是什麼？想想都覺得神奇。
而生物學就從來沒那麼宏偉壯觀，我也不知道我為什麼會這樣感覺。但我們能通過對基因組等的研究來探究生命運作的知識，這也同樣非常神奇。通常生物學家會談論大腦，但那東西太複雜了，我就想搞懂一些更「簡單」的，只要弄明白細胞怎麼運作就好——我們正慢慢地揭開這個秘密。
科學人：最後，你有什麼想對中國的年輕研究者說的嗎？
保羅·納斯：我想對他們說，如果你們真的對自己所從事的事情充滿熱情，也想一直做這件事，那麼就做吧。別擔心太多，放手做就對了。但如果你不確定自己想做這件事，而想做其他事情，也不用為之感到慚愧。
科學人編輯和保羅·納斯會長的合影。拍照時保羅會長主動伸手摟住了兩位編輯，兩位編輯也隨手摟住會長的肩，於是有了這張氣氛輕鬆的照片。圖片來源：阿斯利康
感謝@Ent 對本文的貢獻。
（編輯：wu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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