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德國人看來,外交不是致力於贏得對方的信任,而是在其心理上形成必要的的威懾。當這些國家因德國日益強勢而逐漸聯合起來應對它時,柏林當局不是去反思其言行,而是情緒化地抱怨德國面臨被包圍的危險。
自近代歐洲國家體系建立以降,外交便成為解決國家間爭端,或進行必要溝通的有效工具。
理念上,它是指「主權國家政府間的正常交往」,因此包括談判、說服和必要的妥協。
由於歷史與地緣因素,歐洲國家不僅重視外交工作,而且對外交理論與規則的貢獻更是不言而喻。今天世界各國遵守的外交慣例及其國際法規,基本上源於歐洲,已是不爭的現實。
英國外交官、知名學者亞當·沃森認為,當今國際關係中的重要原則與機制——常駐使館、國際峰會、國際法規以及均勢原則(反對任何霸權)等,均在近代歐洲政治中得到充分的檢驗,並影響到全球。
的確,其完整的理論體系與嫻熟的聯盟政治,只有古代中國的春秋戰國和古代希臘城邦國家體系,才可與之相提並論。
單靠外交本身,並不能確保一個國家的國家安全與合法權益,或在某一具體時間內實現其預期目標。
歷史上,無論是在歐洲舞臺上縱橫捭闔的各國君主,還是在全球範圍追求強權政治的西方列強,外交都須有強大的國家實力予以支撐。否則,「沒有實力支撐的外交只能產生笑話」。
可是,一個國家如果缺失務實與靈活的外交活動,同樣可能導致很大的災難。
鑑於外交的首要任務是維護國家利益,故在實踐中努力把可能的目標轉為現實的利益。但是,它能否成功,也同樣取決於談判的藝術,其中包括使用語言的方式。這裡所指的,是在外交場合使用語言的藝術與方式。
若認真研讀歐洲外交理念和案例,就不難發現,相關學者對此有過異曲同工的論述,其中包括人們耳熟能詳的摩根索、薩道義、尼科森、基辛格以及沃森等人。
在100年前,曾在中國擔任英國公使的薩道義指出,雖然實力與外交是維護國家利益的兩把利劍,但是外交的作用尤為明顯。如果談判一方能夠機智而謹慎地說服對方,結果會比動不動就使用武力恐嚇更有效果。毋庸置疑,以武力相威脅往往引起對方的抵抗甚至引向戰爭。
英國外交官薩道義
20世紀50年代,基辛格深刻指出:「外交需要克制訴諸武力,因為當任何一方以武力追求單邊利益或絕對安全時,它都無法正常運行。」在脅迫或公然對抗的環境下,即使外交談判仍在進行,雙方已經不再使用讓彼此能夠或願意接受的語言。在這種失信的狀態下,他們或是重申自己的堅定立場,或是相互指責對方的惡意言行。這種互懟,很快就淪為「聾子之間的對話」。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守成國家」與「崛起國家」之間發生相互指責,那麼自詡為捍衛現狀的一方會堅持認為,崛起方意在破壞現行規則。因此,它提出的任何合理訴求甚至和平建議都有普遍的欺騙性,其目的是要推翻或至少改變既定秩序。
歷史上的「守成國家」一旦輕易地拒絕「崛起國家」的合理訴求,其結果往往導致戰爭或軍備競賽;而崛起國家如果一味的盲目自信,也是危險的行為。最經典的案例可數20世紀初英德兩國走向全面對抗的過程。
信奉現實主義的理論家或外交史學者通常認為,一戰爆發的原因極為複雜,它不僅包括對峙的國際體系和排他性的國家利益,還有各國極端群體對民族主義與國家榮耀的狂熱追求和濫用。但不可否認的是,戰前各國使用的外交語言已經日趨偏離18世紀普遍遵循的外交原則甚至行為準則。
1878年的柏林會議,後續的巴爾幹衝突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埋下伏筆
對此,英國外交官暨知名學者哈羅德·尼科森寫道,「外交語言體現的是外交官具有的一種涵養和克制能力。即使雙方在尖銳問題上發生爭議,也需要冷靜地避免使用挑釁性或威脅性語言。」顯然,這並非國家示弱的表現,而是外交職業的要求。
可是在19世紀末,德國未能堅持這一規則。雖然它在統一後的20餘年裡崛起為一個強大國家,並且在科技與教育方面逐步領先於歐洲乃至世界,但在外交上,德國日趨使用威脅性語言而遭孤立。
由於歷史文化和國家治理方式的不同,德國對國際事務,尤其是對國家安全的理解,不同於歐洲其他大國,例如英國、法國、義大利甚至俄國。這些國家常常把英國看作精明的「店主國家」,但英國絕非只追求商業利益。
在英國人簡捷風格的背後,是他們對歐洲大陸均衡政治的審時度勢,以及對海軍實力的決意把握。
然而,志在崛起的德國,卻把英國強調「均勢」原則和商業信譽的特點,看成是虛偽的掩飾。其反擊理由是,「英國以強盜的手段攫取和侵佔其他國家的財產或海外利益之後,則要求以法律來裁決爭端,這足以證明其十足的偽君子行為」。
時任英國外交副大臣阿瑟·尼科森(哈羅德·尼科森之父)後來坦誠道,「就國民素質與文化傳統而言,英國民眾顯然遜色於德國民眾。」
可是此時的英國,儼然是一個既得利益的守護者。它在警覺地守護此前以合法或非法手段攫取的全球利益和勢力範圍的同時,常常以「英倫紳士」的口吻告誡他國,尤其是志在必得的美國和處處逞強的德國:在外交場合要注意行為優雅且談吐得體。
愛德華·格雷,1905年至1916年間擔任英國外交大臣
英國外交部大樓
從19世紀中葉開始推行「文明社會風尚」的英國自身,毋庸置疑,仍然存在諸多的社會問題,包括汙染嚴重的城市和敲詐作弊的商業活動。於是,歐洲國家不僅對英國人的某些做法十分反感,而且視其為狡詐虛偽。
但是,在科技和文化方面領先於當時世界其他國家的歐洲,卻忽視了外交環境的良好基礎始於良好的正常相互交往:它正是建立於信譽、信任、理解與必要妥協之上的。
尤其是在德國,隨著德國人的日益自信和實力增長,他們把黑格爾宣揚的「戰爭不朽」論與俾斯麥推崇的「鐵血精神」日漸融合一體,並在理論上杜撰出德意志文化中存在的神秘「尚武精神」。德國隨後開始追求的「世界政策」,進一步標誌著他們覬覦絕對的實力而非與外交相互配合的整體戰略。
結果是,德國在與其他歐洲列強乃至美國打交道時,推崇 「戰鬥精神」或咄咄逼人的豪言壯語。
在德國人看來,外交不是致力於贏得對方的信任,而是在其心理上形成必要的的威懾。當這些國家因德國日益強勢而逐漸聯合起來應對它時,柏林當局不是去反思其言行,而是情緒化地抱怨德國面臨被包圍的危險。
奇怪的是,相比較同時期崛起更快、對周邊國家更為放肆的美國,德國雖有深厚的文化底蘊,卻不能像當時美國那樣在外交上仍然手握大棒,但同時盡力保持親和的姿態。
當然,任何國家,無論是守成國家還是崛起國家,都會盡力維護自己的正當權益和尊嚴。對此,漢斯·摩根索指出,雖然國家維護其形象的願望不會像追求權力和利益那樣強烈,但是在國際關係中謹慎考慮各國尊嚴和信譽也是國家的本能;畢竟,國家間的關係猶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缺乏尊重與互信,是難以進行正常交往的。
漢斯·摩根索,最具影響力的國際關係學家之一
可是,德國在追求世界大國的進程中,不僅常常言語逼人而且更是行為衝動。作為崛起國家,德國不是以德贏眾,以求「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例如,1914年8月危機之際,時任德國總理霍爾韋格竟然稱德軍踐踏比利時中立條約無異於撕毀一張紙而已。雖然他的表態出自當時的緊張氣氛而非德國政府的一貫對外立場,但是由於是出自德國總理之口,戰時與戰後的新聞媒體與學者,常常以此證明德國是一個不遵守承諾的國家。為此,德國的國際形象深受影響。
霍爾韋格,1909年至1917年間任德意志帝國總理
後來德國歷史學者格羅·曼寫道,其實,德國外交官是相當職業化的。但是,由於他們擔心任何必要的妥協會被本國政府視為懦弱而受到追責,哪怕是謹慎的建議都會被視為缺失德意志精神,因此不敢如實地提出問題所在。
德國政治生態出現的問題,進一步被其盲目自信的實力和脆弱的國內輿論所惡化。乃至把外交中必要的讓步看作是不可接受的。後來,基辛格等學者均堅持認為,正是急於完成所謂「歷史使命」的威廉二世等政治家,逐漸失去一個崛起大國的領袖所必要的眼光、耐力和韌性。其結果是,對內、對外,都形成了難以正常溝通的氛圍。
而歐洲外交的精華卻在於,國家之間的表述需要的是說實話而非崇高言辭,外交是確保國家間可以溝通的渠道,任何國家的外交職業應以對話解決問題為宗旨,而非意在激怒或報復對方。拋棄了這一歐洲外交的精華,這對德國的影響會有多大,不言而喻。
作者簡介
從事博士後研究。自2013年執教於吉林大學公共外交學院。研究領域:英美外交與外交政策、國際秩序治理與軍事安全。主要研究成果包括:《歐洲外交史 1494-1925》,《跨國視角下的世界秩序與國際社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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