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軍四個支隊中唯一沒有政委、沒有副司令,人數最多、裝備最強

1938年1月，紅二十八軍改編為新四軍四支隊的命令下來了，根據國共雙方達成的協議，由國民政府發給新四軍一些武器彈藥和軍需物資，包括革命軍的制式服裝。四支隊由武漢後勤部門領來三千套單、棉軍衣，以及帽子、皮帶、綁腿、挎包、軍毯等成品，還有青天白日帽徽。當戰士們聽說改編還要取下紅軍五角帽徽，脫下紅軍衣服，穿上國民黨軍隊的服裝，戴國民黨十二道輝光的''狗牙帽''時，有的摔帽子，有的流淚，甚至有的罵娘。

戰士們拒絕穿國民黨發來的服裝，更不願戴青天白日帽。紅軍戰士想不通，一戴上這種帽就馬上落淚痛哭。同時紅軍戰士又拒絕上交紅五星帽徽和紅領章。後來，鄭位三和高敬亭只得下去做工作。鄭位三同志到了部隊，耐心地給同志們講，我們取下''紅星''不是要丟掉它，這裡有烈士的鮮血和我們的理想。我們要往遠處看，為了抗日救國，可以把紅星保存起來，把它放在心坎裡。紅星在我們心裡，我們就不會迷失革命方向。後來做了妥協，紅帽徽和紅領章可以不交。大家收起了軍帽上的，用紅布做的、桐油浸染過的紅五星，珍藏起黨證，鐮刀和錘頭的圖案在他們懷裡熠熠生輝。

這樣，紅二十八軍幾千號人馬順利改編為新四軍第四支隊，穿上了新四軍的灰布軍裝。

1938年2月，為做好四支隊東進支前和擴軍工作，鄭位三在七裡坪主持萬人集會，成立七裡坪人民抗日後援會，號召人民支援四支隊，動員青年參加四支隊。僅七裡坪地區就出動了四十餘部手推車和三十多頭毛驢為部隊運送糧草。黃安縣報名參加新四軍四支隊的青年有四百七十餘人。

1938年2月中旬，高敬亭同志從漢口長江局返回七裡坪，遵照中共中央和長江局的指示，於2月16日正式將鄂豫皖邊紅二十八軍以及鄂東北獨立團等地方武裝、便衣隊，同鄂豫邊紅軍遊擊隊一起，正式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第四支隊。支隊司令員高敬亭，參謀長林維先，政治部主任肖望東，經理部主任吳先元，軍醫處長阮漢清，醫務主任汪浩（原名汪運富），下轄第七團、第八團、第九團、手槍團和直屬隊。

第七團，由紅二十八軍三年遊擊戰爭時一直存在的第八十二師第二四四團、部分便衣隊和新兵組成，下轄兩個營。團長楊克志，政治委員曹玉福，參謀長林英堅，政治處主任胡繼亭。

第八團，由鄂豫邊紅軍遊擊隊組成，下轄三個營，團長周駿鳴，政治委員林凱，參謀長趙啟民，政治處主任徐祥亨。

第九團，由紅二十八軍第八十二師特務營，鄂東北獨團、部分便衣隊和新兵組成，下轄兩個營，團長顧士多，政治委員高志榮，參謀長唐少田，政治處主任鄭重。

手槍團由紅二十八軍手槍團、部分便衣隊和新兵組成。團長詹化雨，政治委員汪少川。

直屬隊以原紅二十八軍司、政、供、衛人員為基礎，組成了支隊參謀處、政治部、經理部和衛生部。直屬隊有特務連、通信連、交通隊，還有一個被服廠和醫院，全支隊共三千一百餘人。還有一些黨政領導同志和體弱的同志被動員回到原地堅持黨的工作。

抗戰初期，國民黨不讓共產黨部隊設政委，而代之以''副職''，如新四軍副軍長項英實際上是軍政委；八路軍一一五師副師長聶榮臻，其實就是該師的政委。新四軍其他支隊團級也是如此。可是四支隊高敬亭在團一級都設立了政委，以示''我們還是我們''，靠我軍特有的政治委員制度，來維護部隊政治上的一致。可是由於高敬亭沒有處理好和中央代表的關係，鄭位三的副司令兼支隊政委、肖望東的政治部主任都沒有到任，是四個支隊中唯一沒有副司令、政委和政治部主任的支隊，還有從延安來的張體學、程啟文都沒有參加四支隊的工作，這不能不說是四支隊整編工作的一個缺憾。

高敬亭率領的四支隊是新四軍的一支勁旅。整個新四軍有四個支隊十個團，一萬零三百餘人，六千二百餘支槍。據統計，四支隊兵力佔新四軍各支隊總和的百分之三十七。新四軍其他三個支隊則各有兩個團，兩千餘人。而四支隊成為唯一有三個步兵團、一個手槍團建制的部隊，長短槍數佔全軍百分之三十八點四，輕機槍佔百分之六十二點五，成為新四軍四個支隊中建制最整齊、人數最多、裝備最強的部隊。

在新四軍的代碼裡，一支隊為團結支隊，二支隊為堅決支隊，三支隊為英勇支隊，四支隊為抗戰支隊。新四軍全軍共一萬餘人，國民政府給的編制很苛刻，每個支隊下面只有兩個團。新四軍在組建的初期，為了保持和發揚紅軍的優良傳統，全軍開展了發揚優良傳統運動。於是，新四軍軍部確定把''保持發揚優良傳統''八個字作為八個主力團隊的代號：四支隊的七團為傳團，八團為統團。九團和手槍團是超編的，沒有代號。

四支隊這支部隊不僅人數多、裝備好，而且軍政素質也比較好，戰士大部分是身經百戰的紅軍出身，向以能徵善戰、決不向敵軍低頭著稱。而高敬亭也是最年輕的一位支隊司令員，年僅三十歲。當時一支隊司令員陳毅三十六歲，二支隊司令員張鼎丞三十九歲，三支隊司令員張雲逸四十五歲。軍長葉挺四十一歲，副軍長項英三十九歲。

高敬亭以其歷史地位和在大別山的影響，使鄂豫皖三省緊緊相連的兩塊蘇區紅軍和遊擊隊形成鐵的力量。

四支隊整訓後，同七裡坪人民和來自鄂東、豫東南各縣的許多烈屬軍屬一起，熱熱鬧鬧地過了個元宵節。元宵節裡，看了七裡坪的獅子、龍燈和旱船，部隊準備整裝東進抗日。

當時，四支隊廣大將士對於上海、南京、徐州、蕪湖失陷非常焦急，要求立即出動抗戰，甚至整團整營的指戰員籤名上書，主動要求到前線參戰。

當部隊的改編工作尚未結束的時候，國民黨中一些堅持反共立場的人就妄圖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他們藉口第四支隊駐防地區在安徽省蚌埠、合肥以東，要四支隊儘快離開七裡坪老根據地。這時，國民黨軍隊又在黃陂、麻城、光山等地監視四支隊行動，妄圖挑起事端。鄭位三、高敬亭對國民黨的破壞活動做了不懈的鬥爭，但是為了顧全大局，挽救民族危亡，準備儘快地向抗日前線出動。

據朱國棟回憶：四支隊成立後，我們在與國民黨打交道時，始終保持高度警惕，因為雙方畢竟打了那麼多年的仗，可以說有血海深仇。而且，他們也不可能信任我們，即便是雙方協定籤字後的一段時間，我們還與國民黨軍隊多次作戰。後來搞統一戰線，那是民族戰爭的需要。但對於國民黨軍隊的警惕，我們是一直不敢松的。他們來人搞點驗一類活動的時候，我們都有一套辦法對付他們。我當時是七團保衛股長，就承擔過監視國民黨來人的任務。

1938年2月24日，高敬亭要的、中央派的戴季英，經武漢來到七裡坪，開初見面，兩人十分高興。高敬亭對戴季英說：''從參加革命，你就是我的領導。紅二十五軍時，我倆都是師政委，都是鄂豫皖省委的常委，後來，你在鄂東北，我在皖西北。現在我們又並肩戰鬥了。''

''你是鄂豫皖特蘇和省蘇維埃主席，是我的領導啊。''戴季英謙虛了一下。接著他向高敬亭傳達中央的指示。中心內容是：執行抗日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將部隊改編後迅速東進開赴安徽合肥一帶作戰。他還傳達了毛澤東同志對高敬亭和紅二十八軍的讚許：''在鄂豫皖奮鬥了三年，很不容易，是很大的功績。''在戴季英的幫助下，高敬亭最後完成新四軍四支隊的改編。3月4日，戴季英離開七裡坪去漢口長江局匯報四支隊整編情況。

後人都說，高敬亭不滿德高望重的鄭位三，要來戴季英，是他人生的一大失策。鄭位三同志，樸實無華，平易近人，和人相處富有包容性，不具攻擊性，對有些問題見解高，善於分析，有說服力，被稱為''小諸葛''。和這樣的人處不到一塊，責任又在誰呢？談到鄭高關係，人們總愛想起鄭李（先念）關係。同樣來自大別山的李先念，本來被毛澤東派往四支隊擔任參謀長，可是在從延安來四支隊的路上，被中原局代理書記、河南省委書記朱理治看中，留任河南省委軍事部部長。李先念率領竹溝留守處兩個中隊和從延安來的六十多名紅軍幹部，南下鄂豫邊，兩年時間打出了一個鄂豫邊區和新四軍五師，李先念任邊區黨委書記、五師師長和師政治委員。1943年冬，由於有人對五師提出不實檢舉，中央兩次任命鄭位三以華中局代表的身份，前往鄂豫邊擔任邊區黨委書記和五師政治委員，並負有對五師領導層整肅的任務。

可是鄭位三沒有宣布中央對自己的任命，而是以中原局代表的身份指導李先念的工作。他告誡李先念要吸取高敬亭的教訓，服從中央領導。兩人珠聯璧合，查清問題後共同前進，硬是把新四軍五師和鄂豫邊區，發展成為有六萬餘人的中原戰略區，成就了李先念的蓋世功名。鄭位三是中央代表，來到鄂豫皖後，看問題、處理問題謹慎得體。他不當欽差大臣，而是埋頭深入群眾和部隊中，進行廣泛的調查研究，不斷加深對紅二十八軍和邊區的了解。他肯定他們的成績，又願意指出他們的不足，幫助他們前進。

鄭位三是高敬亭和中央、長江局和軍部溝通的最好橋梁，可是高敬亭非要拆了這座橋梁。高敬亭在紅軍革命時期很快成為軍政新星，太順了，幾乎沒有受到挫折。三年遊擊戰爭中雖是九死一生，可是他沒有經歷紅四方面軍長徵的三過雪山草地和西路軍的失敗、紅二十五軍的艱苦長徵，沒有經過延安批張運動，沒有經受過複雜的黨內鬥爭的考驗……不知道在革命徵程中，一個好的領導、好的引路人對自己的成長是多麼重要。

說到戴季英，紅二十八軍的幹部戰士大都知道他。他也是鄂豫皖蘇區和紅軍的創始人之一，是早已載入黨史軍史的人物。此人身材高大，方頭大耳，看上去是個白面書生，此人活到九十一周歲，到老時人們還說他面帶佛相。他在紅四方面軍和紅二十五軍時期及長徵到達陝北時期，立過功。但數落他短處的人不少。戴季英是湖北黃安人，1926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是黃麻起義的領導人之一。他擔任過紅二十五軍軍政委和七十四師政委，長徵時任軍政治部主任、軍參謀長等職。據他回憶：''我和高敬亭是1928年冬認識的。那個時候，他跟石生才在他家鄉工作。他原先在家裡宰豬、賣肉。1928年秋石生才參加革命了，他就跟石生才一起。那個時候就成立了弦東區工作委員會。工作委員會是黨和群眾在一起的，好像農民協會這樣的。書記是石生才，高敬亭是委員。當時石生才是黨員。他經常和石生才在一塊工作。1929年3月間，經石生才介紹，我批准，高敬亭入的黨。高敬亭入黨以後，就參加了弦東區區委。''兩人早就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