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路警察李承翰的父親病逝，嘉義市長黃敏惠（右）慰問家屬。 （中央社）
鐵路殺警案一審判決兇嫌無罪，時隔卅七天，殉職鐵路警員李承翰之父李增文因胃出血抑鬱而終。在「進步價值」口號震天價響的今天，竟有這種「一案兩命」的悲劇，何其諷刺！
李父長期患有胃疾，兒子殉職後每次開庭均堅持到場，可見他要的不是賠償，而是堅信司法會彰顯正義。誰料，一片真心，卻換來司法的絕情。這個可憐的白髮人，就在對司法失望中，含怨而亡。
政府「保障人權」的調子唱得很高，但實況卻是：少數人權益被放大，多數沉默大眾的權益被壓抑。在司法天平上，被告與被害者的人權天平似已傾斜。
身心患者的權益當然應予保障，但僅讓單一醫師在速食店內兩小時做出鑑定，令人錯愕；也難怪李父怒控，「速食店精神鑑定太草率」。此外，法官未質疑兇手行兇時毫無判斷能力的結論；除了先射箭再畫靶，難以合理解釋。
再看，體制對被害公務員家屬的撫慰及保障是否足夠，也顯非當政者的思考重點。李父身亡後，蔡英文下令內政部全力協助家屬，蘇揆則說全力協助上訴，卻未談及體制改革的隻字片語。司法有洞，光說援助，又有何意義？
直言之，甩鍋法官或司法殺人容易，卻無助解決「體制殺人」的問題。李承翰殉職後，蔡英文說希望他是「最後一個犧牲的警察」；誰料，連他父親都把老命賠了進去了。如果政府只會空喊口號，遇事則採鋸箭法切割，司法能有公義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