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舊時的成都，茶鋪無處不在，橋頭、街角、巷尾、廟前、樹下……各種層次的茶鋪、茶樓、茶園、茶亭、茶廳，五花八門，洋洋灑灑，熙熙攘攘。人們耳邊無時無刻不響著堂倌的吆喝聲，震天的鑼鼓聲，咿咿呀呀的清音，抑揚頓挫的評書……來到成都，仿佛進入了一家大茶館，節奏不慌不忙，似乎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不擔憂明天，沒有遠慮，一碗茶便道盡了生活的真諦。成都因為茶鋪而成都，茶鋪因為成都而茶鋪。成都和茶鋪難解難分，有多少人從孩提到垂老，在那裡耗盡了一輩子的時光。茶鋪如何有那麼大的魔力？那個地方有竹椅、木桌、茶碗、閒聊、掏耳朵、算命、買賣貨物、聽戲、看曲藝、談生意、打瞌睡、發呆、看街、打望女人、傳播小道消息、談論國事、找工作……林林總總，豐富多彩，似乎已經夠吸引人的了。在這個世界上，難道還可以找到任何一個其他的空間，能夠同時兼這麼多的職責和功能嗎？沒有，過去僅此一家，今後也再無來者！茶鋪，竟然能夠完成如此重大和複雜的使命，上能取悅文人雅士，下能服務販夫走卒；可以堂皇，也可以簡陋；或提供眼花繚亂的表演，或僅僅一碗清茶放在面前……管他世道炎涼，勿論兵荒馬亂，總有一樣東西在成都永葆繁榮，那就是：茶鋪，那間街角的茶鋪！
童年的經歷，經常可能影響到一個人一生對世界的看法。我出生在1956年，直到1965年，都住在成都布后街2號的大院裡。門口一左一右兩座石獅子，兩扇黑漆的大門，高高的門檻，大門外的牆裡邊，還嵌著石頭的拴馬樁。那過去是世家大族的幾進套院，裡面有亭臺樓閣，長廊拱門，假山水榭，果樹花草，成為四川省文聯的機關所在地。布后街是典型的成都小巷，出去就是梓潼橋、福興街，如果繼續前行，就是錦江劇場、商業場、總府街等熱鬧地段了。其實我在五十多年前就已經搬離了那裡，但是童年的記憶還是那麼新鮮。
那些小街小巷的空間概念，在我頭腦裡仍然那麼明晰，是我最早對成都這個城市和城市生活的記憶。在我這樣一個小孩看來，梓潼橋就是一個繁華的去處，那裡有賣豆漿油條的早飯鋪子，有做糖餅、面人的手藝人，街邊有補鍋、補碗、磨刀的流動手工匠，打煤球的，做木工的，彈棉花的，爆米花的，充斥著街頭。更多的是賣各種小吃的挑子、攤子、籃子，賣春餅的，賣豆花的，賣鍋盔的，無奇不有，無所不包。提籃的是最小的生意人，不是裡面放花賣，就是鍋盔，要不就是一隻碗放著醬油和熟油辣子，小竹籤串著切成小片的大頭菜。小孩花一分錢買兩串，在佐料碗裡面滾一轉，立刻就連著汁水送到口中。記得有一次我走了狗屎運，在廁所裡撿到一枚5分的硬幣，高高興興地走出大院，直奔梓潼橋。先花一分錢買了兩串大頭菜吃，再花兩分錢買一個小糖餅，嘴裡含著糖餅，美滋滋地走進了連環畫鋪，一分錢租小人書看了一下午。我和哥哥在梓潼橋的那些街邊小店裡，度過了無數的夜晚。經常6分錢買一個滷兔頭，賣家會把它從中切成兩半，上面撒辣椒麵和花椒麵，一人吃一半，邊啃兔頭，邊進了連環畫鋪，要不就站在街邊觀風望景。
過去成都居民大多住在街的兩邊，日常生活中的鄰裡關係十分緊密，跨出家門就是街頭，就可以在小販那裡買各種東西，就可以和隔壁的鄰居社交聊天。還記得上小學的時候，我從布后街到商業場的上學路上，都是小街小巷，沿途就喜歡看那些各種商鋪的擺設、手工工匠的做工、藝人做面人和糖人，以及街邊鋪面和攤子上賣的各種小吃。因此，從很小的時候，我就染上了我們今天所說的那種城市的煙火氣。一個城市留給一個人的印象，經常就是這種在日常生活中每天都會重複的東西，那種經歷深深地印在了自己的腦海中，融化在了自己的血液裡。梓潼橋就有一間茶鋪。那裡總是座無虛席，煙霧繚繞，人聲鼎沸，扶手已經磨得像黃銅般發亮光滑的竹椅，三件套的蓋碗茶，火眼上燒著十幾個生鐵茶壺，外加一個大水甕的老虎灶……那就是我一生中不斷在我的腦海裡出現，反覆進入到我的夢中的那間街角的茶鋪。
一個人未來一生的事業，有的時候似乎從童年，就在冥冥之中有所暗示，或者被決定了。研究成都茶鋪似乎在我的小時候，就命中注定了的。這並不是說因為我出生在成都，長大在成都，讀書在成都，工作在成都，曾經長期生活在成都。如果這些都是研究成都茶館的理由的話，有著同樣經歷的成都人何止上百萬。小時候再熟悉不過的街角茶鋪，路過的時候總是不免要往裡邊瞧幾眼，或者在門口觀看裡面的熙熙攘攘。但是小孩既沒有坐茶鋪的興趣，也沒有坐茶鋪的資格。不過，每次隨父母到公園、動物園或其他遊樂場所，他們就坐在茶館裡休息，我和哥哥就去玩，玩夠了累了再到茶鋪裡找父母，這就是我關於坐茶鋪的最早的記憶了。這個說法雖然不過是一個自我調侃而已，其實也有那麼一點點無法解釋的淵源：我在上小學的時候，有一個綽號，就叫「茶客」。至於它的來歷，我現在仍然是百思不得其解。前些年小學同學碰到一起，還有人提到這個綽號。
在成都，所謂的「茶客」，就是指那些每天去茶館喝茶的人。雖然我現在每天也喝茶，但是我一生中都沒有成為茶客，我對茶館並沒有什麼特殊的依賴。現在想起來，真不可思議。難道是冥冥之中，老天爺便已經決定了我今後的使命，要我研究茶館嗎？那也只有天知道了。所以說所謂的天降大任於斯人也，經常無非是在陰差陽錯之中，一不小心，就在歷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蹤跡。無論是昨晚最後離開茶館的茶客，或者那個本世紀第一天凌晨呱呱墜地的世紀嬰兒，以及正在做夢的堂倌，他們不會知道，又隔了五十多年後，一位在成都出生長大但流落他鄉的歷史學者，會給他們撰寫歷史。這位歷史學者有時也會突發奇想：如果世界上真有時間機器，把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後輩同鄉送回到那1949年最後一天晚上，乘著濃濃的夜幕，降落到成都一家街角的小茶館，告訴那些圍坐在小木桌旁喝夜茶的茶客或正忙著的堂倌，他要給茶館和茶客撰寫歷史，一定會引起他們的哄堂大笑，覺得這個人一定是在說瘋話。他們可能會用典型的成都土話把他嘲笑一番：「你莫得事做，還不如去洗煤炭……」的確，他們天天在茶館裡聽講評書的說歷史，人們津津樂道的「二十四史」，汗牛充棟的其他官方記錄，哪裡不是帝王將相、英雄人物的歷史？小民百姓是不會有一席之地的，說是要給他們寫歷史，不是「忽悠」他們，那又是什麼？他們不會想到，在這位小同鄉的眼中，他們就是歷史舞臺上的主角。在過去的50年裡，他們所光顧的茶館，他們視為理所當然的坐茶館生活習慣，竟一直是國家權力與地方社會、文化的同一性和獨特性較量的「戰場」。他們每天到茶館吃茶，竟然就是拿起「弱者的武器」所進行的「弱者的反抗」。這也即是說，弱小而手無寸鐵的茶館經理人、堂倌和茶客們，在這50年的反覆鏖戰中，任憑茶碗中波瀾翻滾，茶桌上風雲變幻，他們猶如衝鋒陷陣的勇士，為茶館和日常文化的最終勝利，立下了汗馬功勞。如果他們知道自己在捍衛地方文化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就不會嘲笑這位通過時間機器突然降臨、要為他們撰寫歷史的小同鄉了。可以這麼說，我兌現了在意念中與那些即將跨入1950年的茶客們做出的許諾，這本書也是繼續踐行「為民眾寫史」這個歷史使命。在一個城市中，公共空間——特別是那些和城市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場所，就是一個城市性格的展示。茶鋪是成都公共生活的一個重要舞臺，吸引了各行各業、三教九流，而且茶鋪又是如此緊密地與街頭聯繫在一起。當堂倌每天早上把茶鋪門板取下開始營業時，桌椅被擺放在屋簷下，街邊自然而然地納入其使用範圍。毫無疑問，茶鋪為人們提供了一個休閒娛樂和社會生活的地方，同時它也承擔著從交易市場到娛樂舞臺等幾乎所有的街頭空間的功能，人們從事各種諸如共同愛好的聚集、商業交易，甚至處理民事糾紛等等名目繁多的活動。所以當地的諺語說「成都是個大茶館」。
成都人寫他們自己的城市，或者外來者敘述這個城市，幾乎都離不開茶館。關於成都的茶館，我們從文學的描述中，比歷史的敘述中能看到更多。其實在展示歷史的細節上，文學有的時候比歷史學做得更好。如李劼人的《暴風雨前》和《大波》，有許多場景發生在成都的茶鋪裡。沙汀在他著名的短篇小說《在其香居茶館裡》，描述了成都附近一個小鎮的茶館生活，而這篇小說也是他自己經歷的再現。可以說，他對茶館是情有獨鍾，他甚至認為在四川沒有茶館就沒有生活。
成都茶客就十分藐視他人，認為只有自己才配稱「茶客」，只有四川才是真正的「茶國」。的確，作為茶葉生產和飲茶的發源地，他們的確有自豪的本錢。茶館、茶館文化在中外聲名遠播，並成為其傳統的一部分。我們經常過分地強調中國文化的獨特性，其實如果仔細地觀察，我們經常看到處在兩個不同的世界，會有類似的文化特徵。例如成都茶鋪與西方的咖啡館、酒館、酒吧有許多相似之處。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的中國歷史專家羅威廉（William Rowe）教授在其所著的《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衝突與社區（1796—1895）》中，便認為
茶館「猶如伊斯蘭和早期近代歐洲城市的咖啡館，人們去那裡並不是尋求保持隱私，而是享受無拘束的閒聊」。與歐洲近代早期和美國的咖啡館、酒店和酒吧間一樣，成都茶鋪的社會功能遠遠超出了僅僅作為休閒場所的意義。從某種程度上講，成都茶鋪所扮演的社會、文化角色比西方類似的空間更為複雜。它們不僅是人們休閒、消遣、娛樂的地方，也是工作的場所和地方政治的舞臺。有的時候我們認為自己有很長歷史的所謂傳統，其實進入我們生活的時間並不長，有許多所謂的「傳統」是現代才創造的。直至19世紀末20世紀初，現代概念的「茶館」在成都並不十分普遍，正如晚清曾任知縣的周詢所寫《蜀海叢談》中說：「茶社無街無之，然俱當街設桌，每桌四方各置板凳一，無雅座，無樓房，且無倚凳，故官紳中無人飲者。」
也就是說到了晚清，在成都，茶館仍然使用高的方桌、凳子、長條椅，並不是很舒服，不便人們久坐，到20世紀初，各茶鋪逐漸使用矮方木桌和有扶手的竹椅，舒服的座位使顧客更樂意在此逗留，隨後其他茶鋪群起仿效。
「茶館」是對中國這類服務設施最常用的詞。但是在四川，過去人們雖然也稱茶館，但是口語中更習慣叫「茶鋪」。另外，還有其他的叫法，如「茶園」「茶廳」「茶樓」「茶亭」以及「茶房」等等。在過去成都，熟人在街頭相遇，最常聽到的招呼便是：「到茶鋪喝茶」，或者「口子上茶鋪吃茶」。這裡「茶鋪」可以指任何一類茶館。因此在這本書中，除了資料本身稱「茶館」外，在一般的情況下，我都使用「茶鋪」這個詞。如果說「茶鋪」是稱人們所使用的公共空間，那麼「茶社」或「茶社業」則經常指茶館這個行業。在20世紀初，一些更優雅的茶館設立，一般稱「茶園」或「茶樓」。不少「茶園」提供演戲娛樂，而「茶樓」則指在有兩層或設在二樓的茶館，不少以評書招徠顧客。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化其實並不是統一的，而是由各具特色的地方文化所組成，一旦這種地方特色的文化消失了，所謂國家和民族的文化也就失去了它的根基。因此，如果以國家文化來打擊地方文化，其實最終也會反過來傷害到國家文化本身。從一定程度上講，成都茶鋪和茶鋪生活也可以籠而統之地稱為「中國文化」之一部分，這即是說成都茶鋪反映了中國文化和公共生活的一個普遍現象。事實上，在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揚州、南通、成都等地的茶鋪，都有不少共同點：
人們以茶館作為市場、客廳、辦公室、娛樂場所、解決糾紛之地。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它們都是「中國茶館」。然而，在不同地區、不同城市的茶館的不同之處也非常明顯。在北方，如北京，戲院在17—18世紀便產生了，北京的茶館多是從演戲的戲院發展而來，剛好與戲園從茶館產生的成都相反。在北京的公園裡，樹蔭下的圓桌和方桌，鋪有白桌布，上面擺著瓜子、花生和其他點心，也賣汽水和啤酒，賣茶並非是其主要的生意。在華北的茶館是用高木桌、長凳子、茶壺，坐起來不是很舒服，茶壺泡茶也不利於品茶，而且顧客加開水還得另付錢。因此，人們稱這些茶館為「無茶無座」。
北方人一般喝白開水、冷井水，僅那些老頭或地方士紳去茶館飲茶。人們很少在河北、河南、安徽、陝西、東北等地看到茶館。在許多地方，比如天津，居民在「老虎灶」買開水回家泡茶，並非待在茶館裡喝茶聊天。在南方，茶館發達得多。在《夢粱錄》《儒林外史》等有關中國古代茶坊的描述，也幾乎都集中在南方，如杭州、南京等城市。那些近代作品中如舒新城、黃炎培、張恨水、何滿子、黃裳等人關於茶館的回憶也幾乎都是南方城市。有人觀察，在廣州，老人們稱茶館為「茶室」，這些茶館主要是賣點心，但其座位舒服得多，所以人們稱是「有座無茶」。廣東一般稱茶樓，表面看起來像四川的茶館，但顯然是為中產階級服務的，與四川的「平民化」茶鋪不同。這些茶樓可以高達四五層，樓越高則價越貴，因為那裡使用的桌椅、茶具等都比較高檔，光亮照人，茶客是有身份的人，不是士紳，就是富商。他們不但喝茶，還買點心小吃，把茶鋪作為會客或洽談生意的場所。揚州雖然在長江北，還是習慣上被視為南方的一部分。在那裡，茶館和公共澡堂經常合二而一，一般早晨賣茶，下午成為澡堂。南京的茶館比成都少得多，顧客一般只在早晨光顧，茶客多為中下階層。南通則有三類茶館，即點心、清茶館和堂水爐子。所謂堂水爐子，即老虎灶，只賣熱水和開水，都為下層人民服務。在上海，性別間的限制較少，婦女被允許進入茶館也較成都早得多。在1870年代，越來越多的上海婦女進入茶館、戲院、鴉片煙館以及其他公共場所，年輕婦女也喜歡在茶館約會，當然也會有一些妓女混跡其中。1880年代，中下層婦女也經常與男人同處一個公共空間，雖然上層婦女拒絕到這樣的地方。事實上，茶館在上海人的日常生活中甚至不像咖啡館那麼重要，例如原哈佛大學教授李歐梵在他的《上海摩登》（Shanghai Modern）中所指出的，咖啡館「在歐洲特別是法國作為一個公共空間充滿政治和文化意義」，在1930年代的上海，作為學者和知識分子的聚會地，成為「當代城市生活的象徵」。如果說上海人去咖啡館追求「現代生活」，那麼成都居民則在茶鋪裡捍衛「傳統」生活方式。雖然茶是中國的「國飲」，在全國大江南北的城鎮甚至鄉場都有茶館，但沒有任何城市像成都人那樣，其日常生活與茶館有如此緊密的聯繫。
人類學家也同意，在華北飲茶不像南方那麼普遍，茶館和茶館生活對南方人比北方人更重要。巴波在其回憶中，講到他坐茶館的經歷，他發現茶館的數量，「北方不如南方多，南方要數四川多，四川境內要數成都多」。在不同地區產生了不同的飲茶習俗。例如，
北方人說「喝茶」，南方人說「飲茶」，四川人說「吃茶」。成都茶鋪是中國茶館的一部分，也是中國茶館文化的精華。也可以這麼認為，成都的茶鋪是中國茶館的代表，因為它具有中國茶館和茶館文化最豐富的歷史和最有影響的文化現象。它是根植於地域、生態、生活方式而發展起來的，是地方文化的最突出的表現。如果我們想了解中國日常生活文化和公共空間關係的話，那麼成都茶鋪無疑是最典型的觀察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