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到世界找「敦煌」——敦煌流散海外文物複製展在蘭州市博物館展出
敦煌莫高窟
《靈鷲山釋迦說法圖》
《藥師淨土變相圖》
局部圖
局部圖
（本版文物圖片由酒泉市博物館提供）
孔瑛
9月1日，在蘭州市博物館展出的《到世界找敦煌——敦煌流散海外文物複製展》吸引不少藝術愛好者和敦煌學者紛至沓來，一睹夢寐以求流落海外的莫高窟藏經洞文物真容。展覽由酒泉市博物館策劃，曾榮獲第三屆絲綢之路（敦煌）國際文化博覽會「最佳設計獎」，並被列為第四屆敦煌文博會重要展覽之一。此次在蘭州市博物館精彩亮相前已相繼在瓜州文化產業園、隴西縣博物館、天水麥積區博物館、武山縣博物館等多地博物館展出。此次展覽展期為兩個月。
《到世界找敦煌——敦煌流散海外文物複製展》主要展出的文物為流散於英國不列顛博物館、法國吉美博物館、法國國家圖書館等海外收藏機構珍藏莫高窟藏經洞內的文物複製品，展品均是按文物原比例複製，主要內容為敦煌藏經洞流失的南北朝、隋唐、五代、北宋等歷代絹畫、紙畫、麻布畫和經卷等各類文物130餘幅。展品除紙、絹、麻布等材質未做還原處理外，其尺寸、色彩、完殘程度均是按文物原件高清採擷真實現狀呈現在觀眾面前。一件件質感厚重、色彩沉穩的藝術品，從宗教內容闡釋，最終卻回歸於藝術殿堂，描繪出真、善、美兼備的理想美好之境。
展覽用複製展的形式讓百年前流散於海外的國寶回歸故土大放異彩，旨在給更多國人提供了解敦煌、了解莫高窟、了解藏經洞之輝煌藝術成就的機會。當人們駐足悉心觀賞展廳中的一幅幅法相莊嚴的佛教故事畫、佛像畫、經變畫等藝術作品時，不禁嘖嘖讚嘆！
展覽中呈現的每一件都屬稀世之珍、無價之寶。那麼，這些珍貴的文物為何流落他國？在中國歷史上，敦煌曾經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是絲綢之路上繁榮的國際都會之一。從漢朝始，經歷魏晉南北朝，再到隋唐五代。絲綢之路的千年繁盛帶給敦煌無限輝煌，莫高窟便是其文化產物。然而自元代末年至明朝，中原王朝逐漸失去了對西域的控制，絲綢之路秉承的貿易、文化也隨之衰落蕭條，敦煌從此被湮沒在歷史的長河中，逐漸被人們遺忘。
敦煌莫高窟始建於十六國的前秦時期，歷經十六國、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才形成今天我們看到的巨大規模。現存有735個洞窟，其中包括45000平方米壁畫和2000多身彩塑，以及聞名遐邇的藏經洞（敦煌研究院編號第17窟）。藏經洞於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年）開鑿，原為時任河西都僧統洪辯的影窟。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因于闐國覆滅，當地寺院將數萬件時間跨度從公元4世紀至11世紀的佛教經卷、佛像、絹畫等文物封藏於此洞窟中，後人稱之為「藏經洞」。因知情者漸離人世，洞中寶藏也隨之與世隔絕。
時光追溯到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住在敦煌莫高窟的道士王圓籙在清理積沙時無意中在16窟甬道發現了藏經洞，6萬餘件文獻、絹畫、紙畫、法器等珍貴文物重見天日，其所涉領域之多、學科之博、信息量之大，令人嘆為觀止。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的發現被譽為上世紀初中國學術界的四大發現之一。可惜，敦煌藏經洞的意外發現，也是一把雙刃劍。1900年藏經洞被發現後，這些珍貴文物的災難也隨之降臨。
王道士將數量可觀的洞內藏品獻上並呈報朝廷，卻沒有引起朝廷重視，更談不上採取應有的保護措施。時任官員不僅將藏品據為己有，還作為私相饋贈的禮物，任其流落民間。藏經洞發現寶物的消息不脛而走，引得英、美、法、俄等西方列強學者聞風而至，他們在了解、意識到敦煌莫高窟藏經洞文物的重要價值後，紛紛前往搜刮掠奪。
據相關文獻記載：1907年5月，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以200兩銀子從王道士處騙購敦煌藏經洞出土遺書24箱（計萬餘卷），同時還有經卷、文書、刺繡、絹畫、麻布畫、木版雕刻印刷的金剛經等藝術傑作5箱。1908年2月，接踵而來的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又用500兩銀子騙購，對藏經洞中所有的遺書通檢一遍，他挑選洞內波羅蜜文、回鶻文之全部、藏文之大部，佛典以外的漢文文書之全部，佛典中有紀年者，重要者之全部精華。把斯坦因依靠翻譯而忽略的更珍貴的經卷和語言學、考古學上極有價值的6000多卷寫本和許多絹畫、木雕、彩塑等，裝了10輛大車運往巴黎。1905年和1914年俄國人奧勃魯切夫和奧登堡從敦煌先後竊走12000餘件敦煌藏經洞遺書。1911年10月，日本大谷探險隊也聞訊來到敦煌，桔瑞超和野村榮三郎從王道士手中騙到500多卷經卷和2尊精美的塑像……
就這樣，由於當時清政府腐敗無能，加之西方盜寶者乘虛而入的猖獗劫掠，使藏經洞內涉及政治、經濟、文化、軍事、醫學、科學宗教、教育、文字、書法、美術等包羅萬象的珍貴文物最終飄零海外，才有今天世界12個國家、44家博物館中分別珍藏有藏經洞的數萬件遺珍，至今難以聚首，更有甚者遺失殆盡，難覓蹤跡，造成無可挽回的損失。這既是藏經洞的悲哀，也是當時積弱的中華民族的悲哀，無法回歸已然成為中華民族的舉國之殤。
「敦煌流散海外文物複製展」讓珍藏在其他國家的敦煌藏經洞文物以複製的方式回歸故裡，讓曾經的「唯一」，變成一種無處不在的中華文化。在這裡，我們精心遴選了展覽中數件文物，穿越時間隧道，追溯歷史，一同與古人對話，傾聽它們的訴說，欣賞它們的藝術，揣摩它們的思想，深度解讀國際顯學「敦煌學」，從中汲取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傳承國粹精神，弘揚文化自信。
《靈鷲山釋迦說法圖》
唐代，8世紀，繡品，長方形，高241釐米，寬159釐米，大英博物館藏
《靈鷲山釋迦說法圖》是中國古代刺繡中尺幅最大的一幅。整幅作品氣勢恢宏，著重刻畫五尊佛，畫面中心為釋迦牟尼立像，佛陀立於青色華蓋遮蔽的蓮花寶座上，扁桃形的身光環繞著身體與頭光等高。曼陀羅的背後有一座巖山（即《法華經》中所說的靈鷲山）。釋迦牟尼身披紅色袈裟，偏袒右肩，右手臂自然下垂，左手輕執衣襟，赤腳立於蓮座之上，蓮座兩側各有一白色獅子，華蓋兩側各有一飛天。釋迦牟尼兩側侍有兩大弟子和菩薩，均為赤腳立於蓮座之上，菩薩像基本保留，但迦葉阿難除殘存頭部之外，身體其餘部分均已缺失。繡品的右下方跪著四個男供養人，其中一人為和尚裝扮，另外三人則均頭戴黑色襆頭，身穿藍色圓領袍，身後是一個站立的男性侍者；左下方則跪有四個女供養人，頭梳髮髻，身穿窄繡襦，外罩半臂，身系各色長裙，有的披有披帛，一婦女身旁還跪有一小童，她們身後站立著一個身穿袍服的侍女。供養人身旁的題記上繡有字跡，但已凐滅不可辨認。
整幅刺繡作品色彩豐富，技藝精湛，是敦煌藏經洞出土的比較精美的作品之一。從刺繡做工來看，我們會發現繡樣先直接描繪在絹底上，然後照樣刺繡的。主線基本上是用深藏青色絲線割繡。但有一部分如裸露的山石、侍立右側的菩薩的袈裟等，則用褐色取代了藏青色。然後用柔軟的單股絹絲認真填平用線圈起來。繡品中不僅運用直線針，更多則採用織錦似的針法，且在填埋各部分時，通過變換針腳的長短或所用絲線的種類來產生色彩的微妙變化。這幅作品用刺繡表現出空間感和質量感，應為初唐時期繡制。
《藥師淨土變相圖》
英國不列顛博物館藏
與西方淨土阿彌陀相應的是藥師如來的東方淨土，藥師信仰曾在敦煌地區極為流行。本圖可能是存世敦煌絹畫中最大的一幅，在構圖方面可與敦煌石窟壁畫中最複雜的淨土圖相媲美，是敦煌繪畫中十分罕見的超大型絹畫。
《觀音菩薩像》
唐代中期，9世紀，絹本設色，高101.6釐米，寬58.5釐米，英國不列顛博物館藏
此像雖然褪色嚴重，殘缺不全，卻是敦煌絹畫中極為精美的佳作。觀音菩薩面朝前方，腰肢微扭，左肩前傾。面部輪廓清晰雅致，大耳垂肩，雙目微斂，神態慈悲安詳。右手持柳枝，左手提淨瓶，彎曲的長莖從瓶口伸出，蓮莖與觀音的站姿相呼應，搖曳向上在左肩上方開出一朵含苞紅蓮。畫面右下方跪有持蓮花女供養人像二身，她們衣著髮型簡樸。其邊緣和畫面下部缺損嚴重，上部和兩側保存較完整，左上角長方形榜題呈空白。整幅畫面造型柔美繁複、勾勒緊勁嚴謹，衣帶翻轉飄舞，線條行雲流水，疏密有致，加之斑斕的色彩，令畫面熠熠生輝。
《絲綢殘片》
英國不列顛博物館藏
絲綢之路得名於絲綢，敦煌作為絲綢之路的重要集散地，在藏經洞發現了大批紡織品文物。作為文明的載體、中華民族必備的生活用品以及奢侈品，無論是工藝、圖案還是文字，它們都蘊含著太多信息有待解讀。這些絲綢殘片雖已殘缺、褪色、糟朽，但歷經千年，是今天信息採集、分析其材質、工藝、編織技法、圖案、染料等不可多得的藏品，極富研究價值。
《馬、駱駝圖》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
畫中描繪的是一匹馬和一頭雙峰駝，馬前有一位牽引的人，駝後畫面斷開，右端後續殘畫可見又一牽馬之人（人與馬均不完整）。
馬作為一種交通工具，在古代人們的生活、生產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人類最親密、最忠實的朋友，其精神和神韻對人類社會發展有著極為重要的推動作用。
駱駝在絲綢之路上是沙漠戈壁中負載馱運重要的交通工具，被稱為「沙漠之舟」，故其藝術形象出現在藏經洞繪畫或敦煌壁畫中，儼然成為古代中西經濟、文化交流的象徵符號。
本幅作品畫面構圖形式類似北宋著名畫家李公麟的《五馬圖》，只是方向相反，此畫面以極其簡練淳樸的線條，高度凝練的線條勾勒出生動逼真的馬與駱駝之形象，賦色簡潔明快，無一絲拖泥帶水，雖著筆不多，但造型準確，動感十足，躍然紙上，妙趣橫生。
《獅子圖》
唐代，9世紀末，紙本，墨線勾勒，高29.8釐米，寬42.8釐米，大英博物館藏
中國本無獅子，原產地是非洲和南美洲，約在漢武帝時才經西域傳入。獅子作為進獻的禮物，是敦煌壁畫中最早出現的動物形象之一。由於它的勇猛威儀備受佛教推崇，故在造像和壁畫中曾出現大量的獅子元素。除此，獅子形象還被吸納成為陵墓裝飾和傳統建築的基本元素。這幅紙本畫，造型準確、健壯飽滿，昂首闊步、氣宇軒昂，線條遒勁、中鋒用筆，彈性十足，顯示出畫家嫻熟的造型功底，長短弧線勾勒捲毛，寥寥數筆，卻靈動活潑、灑脫不羈，為不可多得之線描精品。
《柳公權書金剛經》
唐拓孤本，墨繪紙本，縱28.5釐米，橫1166.6釐米，法國國家圖書館藏
《柳公權書金剛經》刻於唐長慶四年（824年）四月，系柳公權47歲時所作，全稱《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為右街僧錄準公書，原石早佚。1908年在敦煌石窟發現唐拓孤本，一字未損，極為珍稀，故為敦煌文獻中的稀世珍寶。柳公權因書寫此經而深得穆宗賞識，得以升官晉爵。在唐代書法中當以顏正卿、柳公權為其代表。顏書豐腴，柳體瘦勁，變內蘊為外拓，追求一種筆到力到，清癯精勁的藝術情調。
此拓本書體用筆靈巧勁健，雖有與「顏書」同法之處，但更多融入魏晉及初唐楷意，並摻之以北碑的骨力洞達，故初觀此碑似覺平常，頗有劍拔弩張之勢，然細察之則一招一式頗富變化，方勁整飭中寓清靈通秀之氣，其一點二畫，一如刀斫般齊整，乾脆利落，節奏明快，極富動感。
《文選音》
殘卷，法國國家圖書館藏
《文選》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漢族文學總集，是由梁代蕭統選編文學作品而成，並非專人著作。它選錄的作品上啟秦漢，下至南朝的梁代，其內容分類之細，選材之廣，質量之優，使它成為眾多學者研究關注的焦點。
此書問世以來就在文人中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特別是隋唐以後，實行科舉制度，尤重以詩賦為主要內容的進士科，蔚然形成「《文選》學」，成為考生學習詩文的主要範本，尤其在唐朝盛極一時，隨著《文選》在文人中的廣泛傳習，對它的注釋也就應運而生。遺憾的是，《文選音》殘卷首尾不全，無法得知其作者，學者們對此說法不一，但對該殘卷為唐代寫本似乎並無多大異議，因此，我們亦可將《文選音》視為唐寫本的語音材料。
藏經洞發現的《文選音》有兩個殘卷，經過辨認，其內容同屬一個寫卷，只是內容不能銜接，字體、抄例相似，故合而為《文選音》。它雖是殘卷，但可一窺當時具體語音面貌，且不只是語音，這些手抄本還具有獨特的字形，裡面有許多異體字，與傳世的各種版本並不同，也值得琢磨。總之，它對於音韻學、訓詁學、文字學、校勘學等領域的研究都大有裨益。
《孔子備問書》
唐代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
《孔子備問書》屬通俗類蒙書之一，此蒙書歷代史志典籍中無記載，後世亦無傳，今僅見於敦煌遺書中，尤顯彌足珍貴。這部蒙書在思想上融儒、釋、道三教混同民間信仰雜糅的色彩，既表現出與唐代官學教育的一致性，又極具敦煌地域特色。
《孔子備問書》現存四個寫卷，三個抄本，從避諱推測，應抄於唐太宗時期，從文書內容來看，大致成書於太宗時期或更早些。四個寫卷皆為卷子本，四卷不同程度略有殘損。全篇採用一問一答的形式，在行款的排列上，皆採用每行大字體為「問」，雙行小字體為「答」的形式。主要就天文、地理、時序、歷史、官職、禮儀、人情等常識進行啟蒙教育，充分體現了人們對這些問題認識的深度和廣度，反映了當時敦煌一帶的社會生活與普通民眾思想的真實面貌，成書具有思想多樣化、知識地域化、通俗化等特點，既反映蒙書教育思想中對儒家傳統文化的認同，又折射出敦煌文化與中原文化屬一脈相承，實屬歷史上不可多得的敦煌原生態訓蒙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