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現代散文的世界裡，豐子愷的散文可謂獨樹一幟，是為數不多的「藝術家的散文。」
豐子愷不僅能文能畫，而且精書法，通音樂，會翻譯，但鬱達夫卻認為豐子愷散文勝於漫畫：
「人家只曉得他的漫畫入神，殊不知他的散文，清幽玄妙，靈達處反遠出在他的畫筆之上。」
縱觀豐子愷的散文創作，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即20世紀20年代中後期、抗戰前、抗戰勝利及新中國成立後。
這幾個時期一脈相承地帶著豐子愷個人獨特的風格，它們之間的不同社會的時代的制約和豐子愷個人思想的演變影響到他的散文創作。
豐子愷在《讀<讀緣緣堂隨筆>》一文中曾說：
「我自己明明覺得，我是一個二重人格的人。一方面是一個已近知命之年的、三男四女俱已長大的、虛偽的、實利的老人(我敢說，凡成人，沒有一個不虛偽、冷酷、實利)；另一方面又是一個天真的、熱情的、好奇的、不通世故的孩子。這兩種人格，常常在我心中交戰。雖然有時或勝或敗，或起或伏，但總歸是勢均力敵，不相上下，始終在我心中對峙著。為了這兩者的侵略與抗戰，我精神上受了不少的苦痛。」
這種「出世」與「人世」的矛盾思想狀態，幾乎貫穿在豐子愷散文創作的每個時期中。
01 第一個階段：20世紀20年代中後期
1925年，豐子愷正式開始了散文創作，這個階段的豐子愷散文大都收在1931年1月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的《緣緣堂隨筆》中，該集共收散文20篇。
黑暗的社會現實與作者的理想境界形成了很大的反差，不由得令作者陷人矛盾和苦悶的境地。
三十歲左右的他，人世尚嫌不深，書籍卻是讀了不少，特別是給他以藝術啟迪的李叔同老師，在他的心目中更直如聖人一般。
可這位老師卻在1918年看破紅塵而到杭州虎跑寺削髮為僧了。這對豐子愷的影響相當大，滋長了他的佛教思想，使他對人生真諦的疑問更深了一步。
在《剪網》一篇中，他感嘆：
「世間有一個極大而複雜的網」，人人都在這兩裡混沌，「使得本物不能孤獨地明晰地顯現在我的眼前，因之永遠不能看見世界的真相。」
所以作者真「想找一把剪刀，把這個網盡行剪破，然後來認識這世界的真相。」最後他說「藝術，宗教，就是我想找來剪破這『世網』的剪刀罷」。
豐子愷受老師李叔同的影響，於1928年5月從弘一法師皈依佛門，法名嬰行。
這一時期他的散文創作在內容土不外乎兩個方面：其一，是對現實人生的思索；其二，是童趣的追懷。
寫於1928年的散文《漸》，是很有代表性的一篇。該文是為闡發一種理念而作，是作者通過佛學信仰上的沉思，而悟及人生無常。
他感嘆：
「使人生圓滑進行的微妙的要素，莫如『漸』。而『漸』，正是『造物主』騙人的手段，它使天真爛漫的孩子變成野心勃勃的青年，使慷慨豪俠的青年變成冷酷的成人，又使成人變成頑固的老頭子。這都是『漸』的作用，就是用每步相差極微緩的方法來隱蔽時間的過去與事物的變遷的痕跡，使人誤認其為恆久不變。這真是造物主騙人的一大詭計！」
唯有大徹大悟者方能識破「漸」的秘密，「收縮無限的時間並空間於方寸的心中」。這種「人生如夢」的感嘆、「看破紅塵」的說教自然都流露出佛學色彩。文章最後勸世人做「明達之人」、「謙讓、和平」，「也許在人類社會上可減少許多兇險殘慘的爭鬥」。
這是作者的真感情，但是在那個黑暗社會裡，過分宣揚與世無爭也是對現實的一種逃遁。難怪柔石說讀他的文章，「幾乎疑心他是古人。」
1929年寫的《秋》，表現了他暗淡的心境，文章開頭便是：
「我的年歲上冠用了『三十』二字，至今已兩年了。不解達觀的我，從這兩個字上受到了不少的暗示與影響……使我的全身蒙上了一個暗淡色的陰影。」
然後借著春與秋的對比敘議，表露了一種「超塵脫俗」的思想感情：
「看到群花的鬥豔，蜂蝶的擾攘，以及草木昆蟲等到處爭先恐後地滋生繁殖的狀態，我覺得天地間的凡庸，貪婪，無恥與愚蠢，無過於此了。」
其實，三十來歲正是青壯年時代，作者的悲秋之語未免過於悽涼。如說：
「假如要我對於世間的生榮死滅費一點詞，我覺得生榮不足道，而寧願歡喜讚嘆一切的死滅。」
可見其情緒消沉之一斑。後來，豐子愷提起他早期散文《秋》和《漸》時，說道：
「那時候，我是一個悲觀主義者。」
也許，「悲觀主義者」這個詞兒對他來說未免份量過重，但當時他因不滿現實，思想頗有些陰暗，卻是事實。
初涉人世的豐子愷，在漫談人生感悟的時候，是可以看到佛學的影響的。但在同時，他又是執著人生、熱愛生活的。
他的老師李叔同曾墨書「慈良清直」四字橫額送給友人，其實這四個字亦可用來概評豐子愷。
他對家庭、對兒童的熱愛，對理想世界的嚮往，說明了這一點。這一時期他也寫下了許多謳歌兒童的名篇。
如《兒女》、《從孩子得到的啟示》、《憶兒時》、《華瞻的日記》、《阿難》等。在這些篇目中，他讚美孩子們是「身心全部公開的真人」，有「比大人真是強盛得多」的「創作力」，「世界的人群結合，永沒有像你們樣的徹底地真實而純潔」，有著「天地間最健全的心眼」，「天賦的健全的身手與真樸活躍的元氣」。
《兒女》一篇最後寫道：
「近來我的心為四事所佔據了：天上的神明與星辰，人間的藝術與兒童，這小燕子似的一群兒女，是在人世間與我因緣最深的兒童，他們在我心中佔有與神明、星辰、藝術同等的地位。」
與孩子的純真可愛相比，他認為現實社會是病態的：
「因為我那種生活，或枯坐、默想，或鑽研、搜求，或敷衍、應酬，比較起他們的天真、健全、活潑的生活來，明明是變態的，病的，殘廢的。」
作者正是因為不滿虛偽傾軋、貪婪、凡庸的現實社會，而崇尚「徹底地真實而純潔」的兒童生活。他曾將八指頭陀(黃瀆山)的詩刻在自己的菸斗上：
「吾愛童子身，蓮花不染塵。罵罵唯解笑，打亦不生嗔。對境心常定，逢人語自新。可慨年既長，物慾蔽天真。」
豐子愷也常在散文中感嘆兒童總是要長大的：
「你們的黃金時代有限，現實終於要暴露的。這是我經驗過來的情形，也是大人們誰也經驗過的情形。我眼看見兒時的伴侶中的英雄，好漢，一個個退縮，順從，妥協，屈服起來，到象綿羊的地步。我自己也是如此。『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你們不久也要走這條路呢！」
所以作者雖然確實是兒童的崇拜者，但他對現實社會的認識還是比較清醒的，兒童般的純真可愛也究竟只能存在於理想境地裡。
《東京某晚的事》借一個老太婆求援而遭拒的事，作者也表白了他所理想的世界是：
「天下如一家，人們如家族，互相親愛，互相幫助，共樂其生活……陌路就變成家庭。」
但這種理想的「烏託邦」是難以實現的，它也只是豐子愷「慈良清直」的性情所引發的一種美好願望而已。
02 第二個階段：20世紀30年代
20世紀30年代是豐子愷散文創作的成熟期。自1931年出版第一個散文集《緣緣堂隨筆》後，又於1932年出版了《中學生小品》，1933年出版《子愷小品集》、1934年出版《隨筆二十篇》、1935年出版《車廂社會》、1937年《緣緣堂再筆》等散文集。
1933年春，他在故鄉石門灣建成一座名曰「緣緣堂」的住宅，自甘淡泊。但並沒有忘卻社會人生，作為文學研究會中的一員，豐子愷主張文學應反映社會現實。
1934年他在《藝術的展望》中說：
「我一向抱著一種信念：藝術是生活的反映，我確信時代無論如何變化，這道理一定不易。」
抱著這種信念，豐子愷三十年代散文創作內容不斷充實，反映現實、揭露黑暗的佳作不斷湧現。
寫於1934年的散文《肉腿》表現了作者對黑暗現實的不滿和對農民疾苦的同情。文章先寫大旱時節，家鄉一帶農民踏水抗旱的艱辛：
「兩岸數千百個踏水的人，儘量地使用兩腿的力量，在那裡同太陽爭奪這一些水。」
這景象使作者的心情發生了變化：
「以前為了我的旅行太苦痛而不快，如今為了我的旅行太舒服而不快。……唯有那活動的肉腿的長長的帶模樣，只管保留印象在我的腦際。」
並發出感慨：
「住在都會的繁華世界裡的人最容易想像，他們這幾天晚上不是常在舞場裡、銀幕上看見舞女的肉腿的活動的帶模樣麼？踏水的農人的肉體的帶模樣正和這相似，不過線條較硬些，色彩較黑些。近來農人踏水每天到夜半方休。舞場裡、銀幕上的肉腿忙著活動的時候，正是運河岸上的肉腿忙著活動的時候。」
這表明作者已面向黑暗的社會現實，不僅入世而且憂世、憤世了。
1935年寫的《半篇莫幹山遊記》，通過去莫幹山途中，汽車拋錨後眾乘客的種種表現，對「那齷齪的機器司務和那茅屋裡的老婦人」極表崇敬。
同年所寫的《榮辱》，則對那些見長官肅然起敬、見百姓橫眉怒目的官吏爪牙進行了譏諷。《兩場鬧》，對比了上層遊手好閒和下層貧民生活，對統治階級欺壓百姓的醜行進行了揭露。
《楊柳》一文，實為寄興之作。作者讚美楊柳出身下賤，卻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它長得很快，而且很高；但是越長得高，越垂得低。千萬條陌頭細柳，條條不忘記根本，常常俯首顧著下面，時時借了春風之力，向處在泥土中的根本拜舞，或者和它親吻。」
作者歌頌「高而低下」、「高而不忘本」的楊柳精神，也正是他自己的精神情操的寫照。
他一貫厭惡權貴，甘於淡泊，聲稱「政界人物一律不見」。「緣緣堂」落成後，曾有崇德縣縣長慕名往訪，豐子愷卻在大門外貼紙聲稱有病，閉門謝客，亦可見其為人性情。
同時，他也更其關注社會人生。《吃瓜子》一篇，笑中卻也有淚。寫中國人吃瓜子可當第一，有「博士」資格，與拿筷子、吹煤頭紙堪稱三絕。
在細細描寫了中國人吃瓜子的絕技之後，感嘆：
「試看糖食店、南貨店裡的瓜子的暢銷，試看茶樓、酒店、家庭中滿地的瓜子殼，便可想見中國人在『格，呸』、『的，的』的聲音中消磨去的時間，每年統計起來為數一定可驚。將來此道發展起來，恐怕是全中國也可消滅在『格，呸』、『的，的』的聲音中呢。」
作者的憂患意識是深沉的，他已非冷眼看世界，而深為我們民族的危難而擔心。當然，豐子愷三十年代的確更關注現實，但他自認的「兩重人格」仍然存在。他既有「人世」的一面，也有「出世」的一面。
如1935年所寫的《車廂社會》，寫的是乘火車時的車廂小社會，推而廣之是反映了作者對人間大社會的感受，人事紛紜，車內的乘客也是各有表現，就作者看來，「也覺得可驚，可笑，又可悲。」
文末偈語般的一節新詩，也頗有人生無常的佛學色彩，這種心態對豐子愷而言也是很有代表性的：
「人生好比乘車：有的早上早下，有的遲上遲下，有的早上遲下，有的遲上早下。上了車紛爭坐位，下了車各自回家。」
全民抗戰的炮火使豐子愷更加走向了社會，1937年11月，豐子愷舉家人離開了故鄉石門灣，輾轉遷往內地。這使他看到了更為廣闊的社會面，激起了強烈的愛國熱情。
在輾轉途中，他聽到了自己心愛的住宅「緣緣堂」已毀於戰火，憤而寫出《還我緣緣堂》、《告緣緣堂在天之靈》和《辭緣緣堂》這二篇富有戰鬥性的散文。
在《還我緣緣堂》一文中，他寫道：
「身外之物又何足惜！我雖老弱，但只要不轉溝壑，還可憑五寸不爛之筆來對抗暴政，我的前途尚有希望，我決不為房屋被焚而傷心；不但如此，房屋被焚了，在我反覺輕快，此猶破釜沉舟，斷絕後路，才能一心向前，勇猛精進。」
《辭緣緣堂》一文長達，15000餘字。從家鄉的美好寫起，將眷念故土之情與愛國主義感情交織在一起，憶及老屋「緣緣堂」，他說即便：
「秦始皇要拿阿房宮來同我交換，石季倫願把金谷園來和我對調，我決不同意。」
但竟被日寇焚毀了，作者憤慨地說：
「普天之下，凡有血氣，莫不愛好和平，厭惡戰爭。我們忍痛抗戰，是不得已的。而世間竟有以侵略為事，以殺人為業的暴徒，我很想剖開他們的心來看看，是虎的還是狼的。」
他在文章裡，直指日寇「變成了禽獸」，對侵略者的痛恨表現得異常強烈。
《告緣緣堂在天之靈》則將可愛的老屋擬人化，寫出了感人的祭文，表達了作者對濫施暴行的敵寇的極端仇恨和強烈抗議，對和平美好生活的無限眷戀，體現了強烈的愛國主義感情。最後作者高呼：
「我們是為公理而抗戰，為正義而抗戰，為人道而抗戰。我們為欲殲滅暴政，以維持世界人類的和平幸福」，並堅信「最後的勝利快到了！」
作者這樣的奮筆疾書、慷慨陳詞，在抗戰前的散文創作中是看不到的。是抗戰烽火燃起了他的戰鬥熱情，寫下了許多富有戰鬥性的散文。
如《中國就象棵大樹》，歌頌中國和中華民族的生命是永遠摧殘不了的；《散沙與沙袋》，號召全國人民團結抗戰，這些都反映了抗戰的大主題。
03 第三個階段：解放前夕及新中國建立時期
抗戰勝利後至解放前夕，他相繼在1946年出版《率真集》，1947年出版《貓叫一聲》、《小鈔票歷險記》、《豐子愷傑作選》、1948年《博士見鬼》等。
抗戰勝利後，豐子愷曾甚感欣喜。在《勝利還鄉記》中寫道：
「這一晚我們到一個同族人家去投宿。他們買了無量的酒來慰勞我，我痛飲數十盅，酣然人睡，夢也不做一個。」
但不久，豐子愷看清了反動派加緊內戰步伐的真面孔，故而極表反感。在《謝謝重慶》中，他寫道：
「豈知勝利後數日內，那些『劫收』的醜惡，物價的飛漲，交通的困難，以及內戰的消息，把勝利的歡喜消除殆盡。」
嚴酷的社會現實，促使他寫了不少揭露社會黑暗的散文作品。寫於1947年的《口中剿匪記》，是作者認識到貪官汙吏統治下的社會真相後，寫出的戰鬥性很強的散文作品。
他把自己口中的病牙，比作一群「匪」，「貪官汙吏」，「貪贓枉法，作惡為非，以危害國家，蹂病人民」。
因此痛下決心，要把它們「連根拔起，滿門抄斬，全部貪官，從此肅清」。像這樣將筆鋒指向當時黑暗社會現實的作品還有《伍圓的話》。
它以童話體的形式，寫一張伍元紙幣不斷跌值的經歷，從原來可以買一擔白米，到後來只能買一隻雞蛋，以至只能用來墊桌子腳，諷刺了黑暗統治下通貨膨脹的社會現實。
面臨嚴酷的社會現實，豐子愷寫下了不少具有強烈時代精神的散文。
新中國成立後，豐子愷擔任過不少社會工作，如上海市美術家協會主席、上海市作協副主席、上海市文聯副主席等。
工作之餘也寫了一些散文作品，歌頌新社會、讚美祖國大好河山。他寫的《廬山遊記》和《隔海傳書》，風採依然不減當年。寫廬山之秀、黃山之奇，讀來令人興味盎然，毫無公式概念之時弊，這也就難能可貴了。
在文化動亂期間，豐子愷也受到了迫害。但他仍筆耕不輟，寫下「緣緣堂續筆」三十三篇，且都是每天清晨四時左右起床偷偷地寫下來的。
其中有一篇題目叫《歪鱸婆阿三》，寫一個農村無賴少年阿三偶然中了頭獎，闊綽起來，許多無賴追隨他，到處大吃大喝，穿慣的舊衣裳也扔到了一邊。豆腐店老闆娘說：
「把阿三脫下來的舊衣裳保存好，過幾年他還是要穿的。」
果然沒多久，阿三又成了窮光蛋，穿上舊衣裳了。豐子愷寫作此文正是「四人幫」猖獗之時，所以顯然是弦外有音，矛頭直指這夥人。
綜上所述，豐子愷散文創作歷經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到建國後,作者的思想不斷前進, 出世與入世間相互貫通，其作品內容也有很大的變化。
從《漸》到《吃瓜子》, 再到《還我緣緣堂》, 再到《口中剿匪記》, 最後到《歪鱸婆阿三》，我們當可見到作者不斷前進的步伐。
豐子愷將繪畫、音樂、翻譯、書法多方面的藝術修養觸類旁通，在創作中更能左右逢源，使他的散文較之其他作家的散文別具一種藝術美。
在評價豐子愷時，日本學者吉川幸次郎說：
「我覺得，著者豐子愷，是現代中國最像藝術家的藝術家，這並不是因為他多才多藝，會彈鋼琴，作漫畫，寫隨筆的緣故，我所喜歡的，乃是他的像藝術家的真率，對於萬物的豐富的愛，和他的氣品，氣骨。」
他認為豐子愷是「最像藝術家的藝術家」，這一評價可謂精準。可以說，豐子愷的散文是真正藝術家的散文，具有超越時空的藝術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