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漢書·黨錮列傳》序中提到，東漢桓帝（146—167年在位）即位之初，甘陵鄉人中間流傳有歌謠「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歌謠涉及兩名甘陵籍朝廷官員，一位是靠真才實學有名當朝的房植（字伯武），另一位是因做過漢桓帝老師而被擢升的周福（字仲進）。聯繫當時的社會背景，房植是清流士大夫的代表，周福則是外戚勢力的暗指。這首「鄉人謠」表面上雖是對房植的稱頌和對周福的譏諷，實際上反映了桓帝即位前後不同政治派系的黨爭。因這首「鄉人謠」的流傳，甘陵從此便有了南北部黨之爭，「黨人之議」因之產生。汝南郡太守宗資（南陽郡人）委任範滂（字孟博）為功曹，南陽郡太守成瑨（弘農郡人）委任岑晊（字公孝）為功曹。因此，汝南、南陽二郡流傳著一首與四人相關的歌謠：「汝南太守範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表面上看，這首「二郡謠」具有一定的諷刺意味，實際上其中涉及的政治人物都是清流士人中反對宦官或不法權臣弄權的地方代表。因此，與甘陵「鄉人謠」一樣，「二郡謠」也是當時黨派鬥爭的產物，其政治屬性較為明顯。
「二郡謠」含有褒貶傾向
汝南、南陽「二郡謠」涉及的人物，當時都是極力抨擊宦官擅權的清流士人。漢桓帝時期，面對宦官集團愈加猖獗的弄權幹政行為，河南尹李膺等正直朝臣對個別宦官及其黨羽進行了嚴厲打擊。宦官黨羽便上書誣陷李膺等朝臣「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後終引發了著名的黨錮之禍，大量名士被逮捕下獄。黨錮之禍發生後，被逮捕的名士雖被終身禁錮，但同時也得到時人更大的尊崇，時人為他們稱號揚名。因此，士林間的35位黨人名士便有了「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稱號。「二郡謠」中的範滂是「八顧」之一，「顧」指能以德行引人者；岑晊則為「八及」之一，「及」是能指引他人追隨尊者的人。
但是，我們不能就此斷定這首歌謠原本是用來褒揚黨人名士的。仔細品味歌謠內容即會發現，其中蘊含著一定的諷刺性，歌謠中「主畫諾」「但坐嘯」等語，明顯含有對太守「失權」、功曹「弄權」的暗諷。汝南太守本來是宗資，歌謠卻說成是範滂；南陽太守本來是成瑨，歌謠卻說成是岑晊。也就是說，功曹範滂、岑晊因為權力過重，成為事實上的太守。
功曹職權過重，在範滂身上體現得尤為明顯。範滂任職汝南功曹期間，「嚴整疾惡，其有行違孝悌，不軌仁義者，皆掃跡斥逐，不與共朝」，他的外甥李頌經由中常侍唐衡請託，被太守宗資任用為吏。李頌雖為公族子孫，但名聲欠佳，為鄉人所棄。因此，範滂「以非其人，寢而不召」。當宗資遷怒於書佐朱零時，朱零無奈道：「今日寧受笞死，而滂不可違」，宗資也只得作罷。可見，在官署最重要的選吏任人問題上，基本上由功曹範滂做主，太守宗資也無可奈何。至於南陽功曹岑晊秉事用權如何，史料中沒有明確記載，但從歌謠內容來看，恐與範滂較為相似。這大概是「二郡謠」含有諷刺性的原因所在。
並未超出體制規定
其實，功曹權重並非只是範滂、岑晊個人原因所致，還有漢代選官任人機制上的原因。漢代官制規定，每郡置太守一人，各郡皆置諸曹掾史。最高長官郡守由中央任命，且要避免任用本籍人士，而諸曹掾史則由長官自行任命本地的賢士，範滂、岑晊即是汝南和南陽的大族名士。範滂為汝南徵羌人，其父官至龍舒侯相；岑晊是南陽棘陽人，其父官至南郡太守。而功曹的職能，據《續漢書·百官志》「州郡條」載：「功曹史，主選署功勞」，《漢官儀》曰：「督郵、功曹，郡之極位。」可見，功曹職位本來就是主管署吏任免的，地位重要。他們熟諳本地鄉論對士人的評價，因此選賢任能、懲惡揚善亦能得心應手。從這方面來說，範滂、岑晊的「職權過重」，並未超出體制規定。
再從範滂、岑晊的為人來看，《後漢書》本傳載範滂「少厲清節，為州裡所服」「有澄清天下之志」，在三府掾屬「舉謠言」時，他「奏刺史、二千石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太守宗資也「先聞其名，請署功曹，委任政事」。南陽太守成瑨同樣「聞晊高名，請為功曹」，並且「委心晊、（張）牧，褒善糾違，肅清朝府」。成瑨捕殺過宦官黨羽，謝承《後漢書》對其為政之美也給予充分肯定：「成瑨少修仁義，篤學，以清名見……遷南陽太守。郡舊多豪強，中官黃門磐互境界。瑨下車，振威嚴以撿攝之」，又載及時人對宗資委任範滂為功曹之事給予極大讚譽：「署範滂為功曹，委任政事，推功於（範）滂，不伐其美。任善之名，聞於海內也。」《後漢書·陳蕃傳》亦載，成瑨以經術著稱，「處位敢直言，多所搏擊，知名當時」。可見，不管是太守宗資、成瑨，還是功曹範滂、岑晊，都可謂當時清流士大夫的代表，他們之間也不存在很大的衝突。所以，顧炎武《日知錄》言：「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範滂，南陽太守成瑨委功曹岑晊，並謠達京師，名標史傳。」
抨擊宦官公卿豪族
由上看來，「二郡謠」雖然具有諷刺意味，但並非針對太守與功曹之間的矛盾所發。至於這首歌謠的始作俑者及傳播目的，可從蛛絲馬跡中做出推論。《後漢書·范滂傳》載，範滂違背太守意願斥退李頌後，「郡中中人以下，莫不歸怨，乃指滂之所用以為『範黨』」。袁宏《後漢紀·桓帝紀下》「延熹九年」提及範滂「進善退惡」行為時也載：「郎中不便者，鹹共疾之，所舉者謂之朋黨……中人恥懼，懷謀害正矣。」材料中提到的「中人以下」者、「歸怨」者、「郎中不便者」之類，應該是範滂在執政過程中罷黜的大批不合格的官吏及其追隨者。司馬彪《續漢書》甚至直稱：「汝南太守宗資任用功曹範滂，中人以下共嫉之，作七言謠曰：汝南太守範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據此推斷，「二郡謠」應該為範滂的政敵所作，其目的是譏諷或誣陷範滂「以權結黨」。可想而知，南陽也應有類似情況發生。
既然如此，範曄在《後漢書·黨錮列傳》序中為何要引用這首歌謠呢？其實範曄引用歌謠是為了揭示東漢桓帝、靈帝時期「黨人之議」的緣起做鋪墊的。在「二郡謠」之前，範曄還引用甘陵「鄉人謠」揭示了「黨人之議」的產生，並以此凸顯了與宦官勢力對抗的房植等清流士大夫。而「二郡謠」中的成瑨、範滂、岑晊，也是當時清流士大夫中抨擊宦官及不法之徒弄權禍國的「黨人代表」，並且歌謠的創作與傳播還反映了當時黨派間的相互攻擊和矛盾之深，這便是範曄在《後漢書·黨錮列傳》序中執意凸顯此謠的原因。其實，在「二郡謠」之後，範曄還引用了第三則歌謠：「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御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這首「七言謠」是「二郡謠」在流傳至京師時太學生受此激勵為褒揚正直的朝廷官員而作，其中涉及三個人物：李膺（字元禮）、王暢（字叔茂）是黨人名士「八俊」成員；陳蕃（字仲舉）則為黨人名士「三君」之一。這三個政治人物均是抨擊宦官亂政和公卿豪族違法行為的權臣代表，所以太學生們作了這首歌謠為他們褒善揚名，並藉此加強士人群體與宦官集團對抗的聲勢。
總之，在東漢末年社會動亂之際，京師和各地方流傳著很多反映政治問題和抨擊時政弊端的歌謠。範曄選取其中較具代表性的歌謠貫穿於黨人事件的敘述中，並以此來揭示「黨人之議」的緣起和發展，切合當時的社會背景和歷史語境。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東漢清議與士人文化新變研究」（18FZW013）、山東省社會科學規劃項目「兩漢謠諺發展與傳播研究」（17CQXJ28）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青島大學文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孫立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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