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元六年。迎岐山無憂王寺佛指骨進宮，又送各寺供人瞻禮，費用無數。回鶻忠貞可汗為其弟所殺。國人殺篡者，立忠貞子阿啜。安西、北庭與中原陰隔，奏事必須取道回鶻。是年，回鶻與吐蕃戰，不利。北庭與沙陀酋長朱邪盡忠降吐蕃。安西路絕，不知存亡，惟西州(治高昌，今吐魯番東南)仍為唐守。 ——《公元790年》公元790年，繁華不在的大唐帝國呈現一幅風雲變幻、粉飾太平的景象。「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這一年，安史之亂剛剛過去8年。這一年，韓愈22歲，兩年後，韓愈登進士第，開始了他的從政之路。每個人都肩負使命，韓愈畢生都在致力於華夏文化的復興。韓愈並不是第一位文化復興的先行者，在他千年之前，孔子也在做同樣的事情。春秋戰國，禮崩樂壞，諸侯間攻伐不斷，周初建立的禮樂秩序蕩然無存。周代以天子代天理民，徵伐自天子出，以禮樂制度來規範與實現社會的治理。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天子與諸侯的禮樂界限已模糊不清，實力消長之下，諸侯取代天子成為新的權力中心，而在諸侯國內部，公卿大夫取代諸侯成為新的國君。從天子到諸侯，再到公卿大夫，權力的下沉，使得等級與尊卑讓位於實力，天道秩序讓位於動物世界和叢林法則。任憑這樣發展下去，聖人遵循天道，建立人間秩序的文明國度，有淪為蠻夷的危險。天下需要一套新的秩序與運行體系。既然天道過於幽遠，禮樂過於抽象，那麼就在現實世界，在人間重新建立秩序的基礎。經過儒家的努力，天子雖仍以代天牧民的名義管理國家，但這個國家從服務天道秩序的過去，轉變為服務現實的大眾社會，而過去被貴族世家壟斷的權力，開始向平民打開大門。國家由貴族世家主導的天道秩序，轉變為君民共建的世俗社會。 孔子刪訂六經，開辦平民教育，實質上是為新的社會秩序提供理論基礎，重塑社會結構。從《道德經》、《素書》等先秦道家典籍中，我們可以看到，在儒家成為顯學之前，」「道、德、仁、義、禮」共同構建了以天道為原型的人間秩序與行為規範。經過孔子的刪訂之後，儒家用「仁、義」構建人間秩序，而禮也演變成為皇家威儀與個人修身的組成部分。「割不正，不食。」「寢不言，食不語。」「鳳兮鳳兮，何德之衰！」舊的秩序破碎了，聖人不在了，聖人治國的時代也結束了。孔子順應時代變革的趨勢，在新的時代重構秩序，一個以「仁」為核心的秩序，他刪訂六經，開辦平民教育都是服務這一目的。孔子認為，聖人之後的時代，是仁義的時代，是君子的時代。孔子時代的危機是權力中心下沉，王室衰微、諸侯爭霸，周初禮樂秩序的瓦解造成的，而韓愈面臨的危機則是巫鬼文化對儒家文化傳統的汙染造成的。孔子面對的是天人之爭，而韓愈面對的是人鬼之選。韓愈面臨的危機，比孔子所面臨的危機要嚴重的多。東漢張道陵創立道教以來，他的徒子徒孫們要麼兜售方術丹藥，成為皇室貴族的寵侫，禍亂朝廷；要麼以消災禳禍、符水禁咒為誘餌，騙取百姓錢財，為害社會；更有張角之流以宗教為名組織顛覆政權的活動。東漢明帝時起，佛教傳入中國，一邊以道家經典裝裱門面，彰顯名門正教的身份，一邊以導人向善的名義宣傳宿命論和因果報應。佛教徒不事生產，不繁衍子嗣，僧侶在把金錢稱為身外之物的同時，卻通過信徒善眾的布施大量斂財。在很多朝代，僧侶寺院佔有大量的土地與傭工，成為富可敵國的莊園資本集團。「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數百年間，佛教幾度成為國教。鑑於佛教的巨大危害，南朝士人張融批判佛教，提出了著名的「三破論」，說它「入國破國，入家破家，入身破身」。在韓愈的時代，過於開放的民族政策使得「安史之亂」成為南朝「侯景之亂」的再現， 而唐朝多位皇帝侫佛的態度，絲毫不弱於「（佛教）入國破國」的梁武帝蕭衍。一邊是蠻夷坐大，盛唐繁華，盡毀於數載安史之亂。一邊是寺院資本集團無限膨脹，宗教文化泛濫成災，以至於天下土地人口盡趨於寺觀，而國家財富入不足用。唐代的僧道不納賦稅，不服徭役，所以逃丁避罪者，併集於寺觀，「至武宗會昌滅佛時，官度僧尼已達二十六萬多人」。《楚辭· 卜居》：「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為重，千鈞為輕; 黃鐘毀棄，瓦釜雷鳴。」民族問題帶來的社會動蕩、信仰危機造成的巫鬼盛行，歸根結底都是意識形態問題，文化屬性的問題。面對種種亂象，韓愈勇敢地承擔起了時代的責任，開啟了他的文化復興之戰。一種學說，一個團隊，在發揮其社會影響力之前，必定要有完善的理論基礎。在開啟民間教育，傳播儒家思想之前，孔子進行的是《六經》的整理與編纂的工作。孔孟建立了仁義理論，到了曾子這裡，又完成了個人與天下關係的詮釋。 《原道》：「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斯道也，何道也? 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 在《原道》一文中，韓愈構建了儒家的道統理論。道統理論是韓愈向悖道、壞道的行為與勢力進行鬥爭的基石。 在韓愈看來，仁政愛民是君王之道，把君王的恩澤施及百姓是臣子之道。士農工商各致其業，是百姓之道。君臣士民，各安其位，各盡其份，是天下安定發展的正道。而佛道兩教，則是禍亂人心，為害社會的重要因素。需要強調的是，自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道家作為一個學派已不顯於世，蠱惑君王，附庸權貴，禍亂民間的多是道教所為。韓愈站在儒家的立場上對道教開戰，有其門派之爭的局限性，更多則是對張道陵等竊道家之名，立敗世之教的鞭撻之意。道儒法三家作為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與施政導向，在華夏文明進程中一直發揮著積極而重要的作用。我們要擦亮雙眼，不要把作為華夏優秀文化內核的道家與作為宗教的道教混為一談。 禮崩樂壞之後，孔子重新建立了以「仁義」為核心的文明秩序。
孔子刪訂六經，以此作為傳播儒家學說的經典，但他一個人的力量是遠遠不夠的。所以他要開課授徒。傳說孔子有弟子三千人，特別出色的弟子有七十二人。正是依靠這麼多的弟子，儒家才能為影響天下的顯學，孔子也被尊為萬世師表。儘管佛道兩教禍亂天下，但儒家仍是文化的主流，所以韓愈在培育弟子傳承自己的學說之外，更多的是對儒家道統理念的宣傳。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在教師的諸多責任之中，傳道是為師之道，傳道是第一位的。這個道，即是孔孟的「仁義」，曾子的「誠心，正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到了北宋，張載對韓愈的道統與師道做了進一步的發展，這就是著名的「橫渠四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科舉制度確立之後，唐代的教育系統已相當完備。儘管佛道兩教在社會上影響巨大，儒家經典作為國家意識形態的正統地位仍是無法撼動的，儒學仍是各級官民的立身之本。在韓愈的倡導推動之下，堅守孔孟傳統，傳承儒家經義的朝野勢力形成了巨大的政治影響力與社會影響力，為儒學在宋代的復興奠定了基礎。孔子開啟平民教育，知識文化由之前的貴族世家掌握，變成了向全社會擴散。知識教育進入了世俗化時代。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孔孟開啟的儒家教育是傳統天道教育在人間的降維，天道尚有規律可循，人心並無尺規可測。一些別有用心的解讀者，憑藉資源優勢，在知識典籍傳播過程中，附會歪曲經典，以宣傳自己的異端邪說。張道陵以道家之名建立道教，佛教徒更是借道家、名家學說杜撰佛教經典。到了唐代，佛道兩教成了附骨而生的文化毒瘤，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病態景象。 在歷史上，一代代思想家都在與佛道宗教的鬥爭中留下了燦爛的思想，即便千百年後，他們的思想仍足以醒人心智。南朝範縝痛斥鬼神之妄，提出「形存神存，形謝神滅。」的無神論觀點，秉天地正氣，範縝多次與侫佛之人論戰，從無敗績。然梁廷中毒已深， 雖有國士，終不免於亡。初唐之時，太史令傅弈多次奏廢佛教未果。太宗常臨朝謂奕曰：「佛道玄妙，聖跡可師，且報應顯然，屢有徵驗，卿獨不悟其理，何也？」奕對曰：「佛是胡中桀黠，欺誑夷狄，初止西域，漸流中國。遵尚其教，皆是邪僻小人，模寫莊、老玄言，文飾妖幻之教耳。於百姓無補，於國家有害。」太宗頗然之。臨終誡其子曰：「老、莊玄一之篇，周、孔《六經》之說，是為名教（此處指正統學問），汝宜習之。妖胡亂華，舉時皆惑，唯獨竊嘆，眾不我從，悲夫！汝等勿學也。」 北宋思想家張載在其著作《正蒙》中評論佛教：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真所謂疑冰者與! ……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為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為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所從也。王夫之也花了大量筆墨揭批佛教荒誕不經：自晉以來，支、許、生、肇之徒，皆以莊生之說緣飾浮屠，則老、莊、浮屠說合於一久矣。嘗覽昭明太子二諦義，皆以王弼、何晏之風旨詮浮屠之說。空玄之說息，則浮屠不足以興，陶、何之論，拔本之言也。夫浮屠之禍人國，豈徒糜金錢、營塔廟、縱遊惰、逃賦役已乎，其壞人心、隳治理者，正在疑莊疑釋、虛誕無實之淫辭也……浮屠之亂天下而偏四海垂千年，趨之如狂者，唯其納天下之垢汙而速予之以聖也。苟非無疚於屋漏者，誰能受君子之典型而不舍以就彼哉？淫坊酒肆，佛皆在焉，惡已貫盈，一念消之而無餘媿，儒之駮者，竊附之以奔走天下，曰無善無惡良知也。善惡本皆無，而耽酒漁色、罔利逐名者，皆逍遙淌瀁，自命為聖人之徒，亦此物此志焉耳。不管現實世界多麼汙濁不堪，總有人為正道而戰。千百年來，正是他們燭照人性醜惡的呼喚與抗爭，讓我們一次次洞穿黑暗，找回初心，矢志向前。
雖然韓愈上書憲宗以被流放而告失敗，但他的努力並沒有白費。845年，在韓愈去世21年後，唐武宗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滅佛運動，唐武宗會昌五年，"秋七月，詔天下佛寺僧尼並勒歸俗"，史稱「會昌之難。」 唐亡以後，周世宗柴榮再次發起對佛教的清剿，極大的消弱了這一文化毒瘤，為宋代文化的復興奠定了健康的文化環境。治道之裂，壞於無法；文章之敝，壞於有法。無法者，惟其私也；有法者，惟其偽也；私與偽橫行，而亂惡乎訖！——王夫之魏晉南北朝時期，隨著道教、玄學、佛教的興起，整個社會瀰漫著一種務虛談玄的風氣，神怪妖異之事成為流行話題，受此影響，文壇駢文盛行，極盡排比誇張之能，詞藻繁飾、華而不實。志怪題材、駢文風格的流行是社會娛樂獵奇思想、浮華風氣在文學上的表達。這種現象體現了部分文人不再把道德學問作為人生目標，而在奇聞佚事的創作與作文技巧中徹底放飛自我。直到唐代，駢體仍是唐代文壇的主流文體。韓愈並不是提倡新古文運動的第一人，早在玄宗年間，蕭穎士、李華、元結、獨孤及、梁肅、柳冕等人，先後提出宗經明道的主張，改用散體作文，實際上他們才是古文運動的先驅。
韓愈的功績，在於新古文運動在他領導下取得了重大成就。當駢文「浮華害道」成為社會共識之後 「質樸自由，以散行單句為主，不受格式拘束」的先秦與漢朝時期流行的散文，無疑更適合成為「文以載道」的文體與表現形式。所謂古文，不是形式上的古，而是不尚矯飾，文質樸實，行文自由的古文能更好的承擔載道的功能，能更好地傳承孔孟仁義之道，更好地針砭時弊，弘揚健康向上的社會正氣。孟子說，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孟子的浩然之氣是一種什麼樣的氣呢？「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這是一種人與天地同在的正氣，當一個人與天地同在的時候，他是一個擁有天地正氣的人，大寫的人，正義的人。無論是天地之道，還是仁義之道，都能使人擁有浩然之氣，使人成為大寫的人。 當人放棄同於天地之後，放棄堅守仁義之道之後，無論是屈於利，屈於勢，或者屈於巫妖胡鬼之後，他丟掉的不僅僅是浩然之氣，還丟掉了作為人的自身。為什麼人民領袖是罕見的胸中有天地之氣的人？為什麼他的作品中激蕩著浩然正氣？因為他獨立於天地之外，往來於古今之間。他沒有私心，他不屈於利，不屈於勢，更不會向巫妖胡鬼低頭。只有像他這樣的人，才能指點江山，才能變換人間。 千年之前，韓愈、柳宗元倡導的新古文運動不僅僅是一場文風運動，更是一場思想革命與文化革命。韓愈生前並沒有看到這場革命的成果，他對道統的思考，對傳承的思考，對佛道的鬥爭，他所領導的新古文運動，都是對文化復興的努力探索。他喚醒了那個時代的人，他的思考成為文人共同的思考，他的抗爭帶動了那個時代的抗爭。蘇軾在《潮州韓文公廟碑》中評價韓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得益於韓愈的憂思與抗爭，華夏民族並沒有在宗教的糞坑中陷的更深，而後來者們把韓愈的文化復興的努力變成了宋代文化的滿樹繁花。
殖民地文化餘毒未清、教育淪陷、媒體淪陷、巫妖文化泛濫成災。每一個文化亂象，每一次精神危機，都與國家命運休戚相關。我們如今面臨的局面，比韓愈的時代還要嚴峻，但我們仍能從韓愈的身上汲取力量。
傳承什麼樣的道，靠誰去傳承，如何與巫妖胡鬼鬥爭，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文化產品？
文化復興不是一個空洞的概念，不是空洞的口號。它需要實實在的文化精神、文化產品的充實，需要實實在在地與危害文化安全的勢力鬥爭，需要無數人的參與，抗爭與傳承。
儘管大家都在說文化自信，文化復興。然而如何復興文化，如何重建文化自信，卻鮮有完整的規劃戰略與實施策略。重建道統，重建基於華夏文明的社會秩序，孔子與韓愈遇到的問題，也是我們今天遇到的問題。
被裹挾在別人的話語體系中進入現代社會的中國，重建道統是一場宏大而複雜的工程。歷史與文化的解釋權，需要把傳統天道文明、儒家仁愛文明與現實世界進行無縫對接。
這是一場傳統文化現代化的工作，用華夏原生的制度文明、技術文明、思想文化把歷史之根與現實之身接續起來，我們才能更好的走向未來。我們如果不能用自己的文化解釋我們所處的時代，就只能永遠生活在西方主導的「現代化」的陰影之下。目前道統的問題在於，近代以來西方列強以現代化、科學、國際化等名義，對華夏文化進行遮蔽、稀釋、解構與替代，對知識分子群體進行觀念植入、知識體系的格式化與學術綁架，主流的學術體系與知識分子群體實質上已成為文化殖民地的秩序維護者與內容生產者。
不破不立，只有拆除了舊文化、舊秩序的載體，新的秩序才能建立。
在解決道統與傳道者的問題之後，其它問題都將迎刃而解。
從歷史的經驗來看，周代建立的禮樂文化較長時間的保持了社會的穩定運行。它失效的原因在於權力下沉造成的多中心，而代天牧民的天子在大多數時間裡並沒有表現出足夠的聖王品德，對於迷失於世俗世界的君王來說，天道對人的要求太高。
孔子把人拉到現實社會，脫離了天道的束縛與引導，當作為精神引路人的諸子們消失之後，世俗世界的靈魂日益空虛而巫妖胡鬼趁虛而入。
無論是天道，人道，還是巫妖宗教，其實質都是一種秩序，而秩序意味著權力與利益。
一種秩序的建立，總是以另一種秩序的消亡為基礎。
只有用先進的思想武裝我們的頭腦，我們才不會成為宗教或者西方文化的奴隸。
天下事，公與私。兩千年盛衰周期，全在一個「私」字。
天道也好，仁義之道也好，都是對「公道」的詮釋。
在聖王先賢的眼中，只有作為族群的華夏，沒有作為謀利者的個人。無私才能成就大同，大同才能惠及蒼生。
孫中山先生明白這個道理，所以他說，「天下為公。」
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
人民領袖也明白這個道理，所以他期待華夏兒女向祖先看齊。
走出現實困境，實現民族復興，我們需要一場深刻的文化溯源與認知革命。
儘管天道幽遠，往聖難接，但一代代華夏兒女不會忘記實現大同社會的使命，每個時代都有無數人在努力接續這個偉大文明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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