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2020年9月29日，九三學社第36期發枝薈沙龍暨北大國發院公開課第14期舉行，本次活動特邀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國發院院長、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姚洋帶來主題演講。本文根據姚洋教授現場演講整理。
雙循環是現在的一個熱詞，但怎麼去理解雙循環，有兩句話非常重要。
第一句是「要牢牢把握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我國擴大內需已經持續了大約十年時間，但是這次將內需作為「戰略基點」，把內需提到戰略的高度，是一個很大的變化。過去十年裡我國的內需已經在增長，而且增長速度比較快。今天我們確定要把擴大內需作為一個重大戰略時，如何進一步挖掘內需就成為非常值得思考的問題。
第二句話是「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中國出口在GDP中的比例於2006年-2007年達到頂峰，之後就開始下降。因此，過去十年，國內大循環已經成為主體。這句話要特別強調的是：形成國內和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要更好地理解這個重大戰略及其意義，我想從三個方面來講。
第一是2010年以來中國經濟的再平衡，也就是國內循環做了哪些事情。在了解這一點的基礎上，我們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雙循環。
第二是國際環境的變化對中國經濟的可能影響。我個人覺得當下的媒體對這個問題有點兒誇大，把國際形勢對中國經濟的影響看得過高。如果按照這樣的理解來制定我們的政策，方向上容易出現失誤。對國際環境認知問題，我想重點討論兩點：一是去中國化是不是發生了？二是有沒有或會不會形成兩個平行體系？我對這兩個問題的回答都是沒有。清楚這兩個問題之後，我們才能正確地實施雙循環，才能實現國際國內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最後是在理解前兩點的基礎上，思考中國接下來應該做什麼。
一、中國經濟的再平衡
2001年-2010年：狂飆突進的十年
過去二十年，中國經濟基本上可以分成剛好相等的兩個階段——前十年和後十年。前十年是經濟狂飆突進式增長的十年，後十年是震蕩下行調整的十年。
從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到2008年金融危機，我國出口在這7年時間裡以平均每年29%的速度增長，7年增長5倍，外匯儲備也激增。從全球範圍來看，年均兩位數的GDP經濟增長速度無與倫比。北京和很多大城市面貌變化最大的就發生在那十年，城市建設迎來十年的大前進。
另一方面，那十年也出現了周其仁老師所說的「水大魚大」。「水大」就是經濟增長非常快，「魚大」指的是巨額財富的創造和集中。中國的財富創造速度是驚人的，但集中度也高，少數人擁有極多的財富。整個國家的收入分配報告顯示，我們的收入分配非常不平均。另一個問題是結構失衡，表現為儲蓄過度、消費佔比下降。
2010年-2020年：調整的十年
過去的十年是我國經濟調整的十年，結構性變化很大。第二產業佔比下降，工業化的高峰已過。當然，工業化高峰過去不代表我們不再發展工業，而是無論從增加值比例還是總量佔比而言，第二產業（工業）的比例都在下降，第三產業（服務業）佔比上升。同時，出口佔GDP的比例，以及出口對GDP貢獻的比例，都在持續下降。
如果以GDP的三駕馬車來看，消費佔GDP的比例在不斷上升，儲蓄率不斷下降，投資和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顯著下降。
過去幾年裡，消費增長對GDP的貢獻都在70%以上，已經非常接近美國的水平，高位甚至到75%。因此，可以說內需推動的經濟其實在過去幾年已經形成，中國已經不再是一個外需推動、投資推動的經濟體，國內循環早已經佔據主導地位。所以在我看來，以國內需求推動經濟增長的空間已經所剩不多，這個判斷很重要。
年出口額及出口/GDP比例波動曲線（來源：國家統計局）
從具體數據來看，上圖曲線是出口佔GDP的比例，這條線最高峰是2006年和2007年，之後持續下降。柱狀圖顯示的年出口總額，除了2009、2015、2016這三年有所下降，其他年份都在上升。我國現在的出口總額將近2.5萬億美元，是英國或者法國GDP的總量。英法是世界主要國家，還是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中國的出口量和這兩個國家的GDP相當，這證明中國的出口量驚人。
國民儲蓄、資本形成佔GDP的比例（%）（來源：國家統計局）
消費佔比上升，儲蓄佔比下降。上圖是儲蓄和資本形成佔GDP的比例，因為儲蓄的反面就是消費，儲蓄上升了，消費就下降，這是本世紀頭十年發生的事情。儲蓄下降了，消費佔比就上升，2010年是個轉折點。
提升國內消費不能靠降低儲蓄率
綜上可知，提升國內消費的空間是有限的。自2010年以來，我國消費率每年提高0.86%，目前已達到55%。與之相反的是儲蓄率降到45%。如果保持這個下降速度，10年到15年之後，我國儲蓄率將低於韓國現在35%的水平，而韓國現在的人均GDP是3萬多美元，按照可比價格計算，已經超過美國人均GDP水平的一半，但估計15年後中國的人均GDP還達不到美國的一半，要等到2049年或者最快2045年才能達到這一水平。
因此，中國的儲蓄率下降最好不要這麼快，而是應該努力保持適度的儲蓄率，因為經濟增長離不開資本積累，技術進步也需要儲蓄支撐。韓國的研發投入佔本國GDP的4%左右，我國是2.2%。我們作為一個大國當然不需要達到4%，但是按比例算我們仍然低於美國的2.8%。
援引這幾項數據想說明的是，國內消費對GDP的貢獻已經很高，從佔比的角度看，剩餘的空間已經不大，但不代表沒有結構化的空間。下一步要提升的重點不是消費對GDP的佔比，更不能簡單地靠降儲蓄來刺激消費，否則容易出現方向性錯誤。
對於如何才能更好地提升國內消費，後面再具體講。
二、國際環境變化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前面回顧過去二十年的中國經濟發展史，尤其是結構上的變化，主要是幫助大家理解中國經濟的內在調整。
接下來，還要分析一下中國外部環境的變化，因為外因對中國的影響也很大，這一點同樣非常重要。
這一部分主要講兩大問題：
第一、去中國化發生了嗎？去中國化就是企業撤離中國，中國被排除在全球供應鏈之外；
第二，會形成兩個平行體系嗎？這是指在技術和金融領域分別形成以中國和美國為中心的平行體系。
先給出我自己對這兩個問題的結論，都是否定的。對於去中國化問題，世界對中國的依賴度還在提高，而不是下降。對於平行體系問題，我們在技術領域確實已經跟美國有部分的脫鉤，但這不意味著我們和全世界都在脫鉤。在金融領域，除了中國到美國的投資在下降之外，中國和美國的金融黏性都有增無減。
1、為什麼說沒有發生去中國化
中國重回美國第一大貿易夥伴身份
受貿易戰的影響，中美貿易去年降幅很大，比前年下降了10.7%。今年上半年仍然在下降，比去年上半年下降了6.6%。所以這兩年來，貿易戰的確使中美貿易有大幅度下降。但是今年因為疫情，美國和世界其他國家的貿易往來也都出現下降。因此，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去年因為貿易戰，中國已經不再是美國的最大貿易夥伴，但今年4月份開始，中國又重回美國第一大貿易夥伴的位置。
由此可以看出，所謂美國要跟中國脫鉤，其實美國人並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戰略。這一點是我著重要強調的：美國沒有形成一個對華經濟和技術的統一邏輯和一致戰略。
中美的貿易不平衡在今年急劇上升，也就是美國對中國的貿易赤字急劇上升，因為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在維持，但是美國對中國的出口下降了。所以川普真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他的本意是縮小中美貿易的不平衡，但貿易戰打下來，實際結果是貿易不平衡不減反增。中國失去的這些出口轉移到了東南亞、墨西哥等其他國家，而美國的整個貿易狀況沒有任何改變，甚至出現惡化。
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份額將再度增加
疫情對世界貿易的影響非常大，WTO預測今年全球貿易將下降13%-30%。中國上半年的出口下降3%。實際數據顯示，6-8月份出口正增長非常快，8月份出口已經轉正。進口早在6月份就已經轉正，8月再度轉負的根本原因是國內需求還沒有完全恢復，相對偏弱。
總體而言，一般預測中國2020年全年出口將正增長3%，GDP正增長2%左右。全世界的貿易都在下降，GDP也在下降，因此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份額將再度增加。
全面的產業鏈斷裂沒有發生
全球產業鏈的確在部分高科技企業身上產生了斷裂，也就是美國列入實體清單的190多家實體，受影響非常大。如果明年華為還是不能獲得高端晶片的供應，華為高端手機的生產就難以為繼。這對華為來說是巨大的挑戰，因為其手機業務銷售額已經佔到全部銷售額的一半。但是總體而言，我覺得形勢可控，全面的產業鏈斷裂並沒有發生。
一般的企業是否受到了美國制裁的影響？大部分都沒有。這說明190多家企業、大學佔我國經濟的份額比較小。即使是華為，我也想強調，9月15日禁令生效以來，美國的Intel還有AMD已經獲得了繼續向華為供貨的許可，這意味著華為的電腦業務和平板業務不會受影響，只有最高端的晶片受到影響。因此，即使從華為一家企業來看，美國政府其實也沒有形成一致性措施，並不是非要把華為徹底打趴下，給華為全部斷供。
外資企業並未大規模撤離中國
外資企業是不是在大規模撤離中國呢？美國企業基本上是雷聲大、雨點小。另外是我們日常用的很多產品都是國外品牌，包括我們引以為傲的中華牙膏，其實也是聯合利華的，後者是歐洲品牌。這些企業願意離開中國嗎？中國這麼大的市場，他們絕對不願意輕易離開。另一個例子是沃爾瑪，它利用中國的生產網絡以及廉價勞動力，生產了很多產品，賣回美國，賣到全世界。同時，沃爾瑪也早已經紮根了中國的零售業，甚至深入一些縣級城市。他們願意搬離中國嗎？當然不願意。
日本政府出資150億元鼓勵日資企業撤離中國，但資金規模很小，目前只有80多家企業響應。而且這些企業也未必都是完全搬離中國，只不過回日本再設一個廠而已。
當然，我們經常會看到報導說一些企業正搬到東南亞去，越南對美國的出口已經增長20%，有些中國人開始著急。只要認真看看數據就會發現，中國的出口總量是2.5萬億美元，越南的全部出口只是中國的1/10。越南出口美國所增加的20%，即使全都轉自中國，也只能造成中國的出口下降2%，更何況越南的出口增長中有相當一部分是自己內生的出口，並非源於中國的訂單轉移。另一方面，越南對美國、歐洲的出口雖然增加，但中國對越南的出口也在增加，因為這是一個生產網絡。越南生產服裝鞋帽進行出口，需要從中國進口棉紗、棉布，這本質上也是我們服裝鞋帽生產的升級，是中國實現了大規模的自動化紡紗紡布，這是好事。我考察過江蘇的一個紡織大鎮，那裡的紡紗企業已經位列世界五百強。所以這樣的出口轉移，我們沒必要過於擔心。
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份額上升
數據顯示，中國GDP和出口佔世界經濟中的份額一直在上升，明年還會繼續上升。按照名義量計算，目前中國佔世界GDP約17%，出口佔世界的14%。
具體而言，GDP增速方面，2009年中國的GDP總量只有美國的1/3，去年達到美國的2/3強，今年可能會達到美國的73%，因為美國會下降，而中國還有增長。世界五百強企業數量方面，2008年中國包括香港企業在內只有37家，還比不上日本，當年日本五百強企業有40多家。去年我們已經達到119家，今年達到124家，超過了美國。
我們也有了全球領先的公司，包括技術領先的公司和產量領先的公司。
在技術上領先的有華為、阿里巴巴、騰訊、百度、大疆，十年前我們沒有，現在這些企業都進入了「無人地帶」；在產量上領先的有格力、美的、聯想等，都是各自領域裡世界第一的企業。
儘管目前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下降了，但是過去十年我們的技術水平在提高，我們的市場在擴大。這是事實。
中國對世界的依存度下降，世界對中國的依存度上升
根據麥肯錫的調查數據，2000年至2017年，世界對中國經濟的依存度在提高，中國對世界經濟的依存度在下降。
包括東南亞對中國的依存度也在上升，因為他們生產低端產品，中端產品大多來自中國。東亞地區以中國為核心的生產體系也沒有改變，只不過中間做了一些調整。
國際分工和貿易的邏輯沒有改變
國際分工和貿易的邏輯，就是一件產品不是由一個國家生產，而是多個國家的企業共同生產。由此形成產品內貿易，而國際貿易中近90%是中間品貿易。
中國的優勢除了世界第一的市場規模以外，還有強大的生產網絡，擁有聯合國工業分類中的全部工業門類。中國的生產能力很強，產業鏈日趨完善，這方面沒有一個國家有能力跟中國競爭。
不僅如此，我們的人力資本和技術水平還在不斷提高，還有潛力可挖。
西方國家政府對企業的影響力受限
我們也不能高估西方國家政府對企業的影響力。在西方，政府不能命令企業做事情，政府影響企業的唯一途徑就是立法。但是在西方國家想要立法，涉及的面很廣，需要平衡各種各樣的利益，耗時極長。
政府也可以給予企業補貼，但非常有限，因為政府財力有限，同樣還會涉及利益平衡。以是否脫鉤為例，西方企業是不是要離開中國，是不是要跟中國斷鏈，它們自己才是最後的決策者。我們不能只聽西方政府說了什麼就以為要發生什麼。在西方法治程度高的國家，企業沒有義務聽政府的，反而是企業對政府的影響力不可忽視。
2、技術完全脫鉤不會發生
為什麼說技術完全脫鉤不太可能發生？我認為有幾個現實的問題難以突破。
首先是現代技術的複雜性。一個國家想控制整個產業鏈幾乎不可能。比如，川普政府幾個月前發起組建5G聯盟，最後不了了之。川普甚至還下了一道總統行政令，凡是有華為參加的國際會議，美國企業不能參加。結果發現反而是美國企業被排除在外，因為華為掌握了40%的5G技術，5G技術的會議如果沒有華為參加就無法進行。
實力決定了話語權，川普政府最後只好取消這條禁令。
其次是標準問題。在現代技術越來越複雜的情況下，統一的標準變得越來越重要。因為一個產品的中間環節是由不同國家生產的，各國必須遵循統一的標準。在這種情況下，想要隔斷產業鏈或者壟斷整個技術，難度非常大。
國際標準是由頭部企業制定，而不是由國家制定的。以前有個說法，誰掌握了標準，誰就掌握了市場。其實這句話需要一個前提，就是只有技術強大者才能掌握標準。在5G領域，不用國家出面，華為就把標準掌握住了。所以在標準問題上，世界也不可能分成兩個平行體系。
最後是美國企業的作用。中國市場如此之大，任何一個美國企業都不可能輕易放棄。華為每年將700億美元用於對外採購，其中140多億美元付給了美國的企業。美國高通一半以上的銷售都在中國。如果美國再下一道命令說高通不能對中國出口晶片，可能高通很快就無法生存，因為晶片行業全靠銷售額支撐，如果沒有銷售額就不可能跟得上研發和技術的大潮流。正是這一原因，美國對華為的禁令曾經一再延期，現在雖然實施了，但Intel和AMD很快就取得了供貨許可，高通也在努力爭取許可。
良性競爭是技術領域的最好結局
現在美國採用的是一種流氓手段，我稱之為Tanya Hardin手段。Tanya Hardin是1990年代美國的一名花樣滑冰選手，她出身工人階級，滑得不是很好，她的競爭對手出身於中產階級，滑得也比她好。為了參加奧運會，她買通黑幫把競爭對手的腳踝敲壞了。事情很快敗露，她的競爭對手無法上場比賽，而Tanya本人不僅無法上場比賽，還進了監獄。這就是殺敵一千，自損一千五。
美國現在做的不少事情也基本上屬於這個邏輯。美國業界沒有多少人支持川普政府的這種行為，主要是川普政府中的鷹派主張如此策略。美國政府裡還有一些溫和派、理性派，對談判的進展也能起到關鍵性作用。所以我的判斷是，技術競爭不可避免，因為地緣政治競爭是不可避免的。我們要尋求的最好結局，是在統一的標準和規則之下進行開放的、良性的競爭，而不是主動脫鉤，自我閉關。
3、金融也不會完全脫鉤
金融會不會脫鉤？中國會被排除在SWIFT之外嗎？SWIFT是一個多邊電報協議，一個多邊支付的協助體系，自身並沒有支付能力，美國對此也沒有控制權，與美元也無直接的關係。
美元結算體系CHIPS、CLS等是美國能夠掌握的。只要進行國際貿易或買賣資產中用到了美元，最後的結算都要通過紐約的CHIPS結算。因為這個原因，美國也可以完全把一個交易方排除在外，也可以對其進行監控。
美國是否會把中國排除在美元體系之外呢？對此，我們要換位思考一下，從美國人的角度想想這麼做對他們有什麼好處和壞處。
不會把中國整體排除在美元體系外
首先，中美之間的貿易額是6000億美元，如果中國被排除在外，那麼中美貿易無法結算，也就無法進行。對美國人來說，用美元的國家越多越好。美元是一個國際硬通貨，對於使用美元的國家，美國就可以「割他們的韭菜」。從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開始，美國就不斷通過美元貶值的方式來「割韭菜」，1971年，1盎司黃金價值35美元，今天價值高達1900美元，可以想像美元貶值了多少倍。所以從美國人的角度來說，絕對不想把中國排除在美元體系之外。
當然，這並不能排除美國會把我國的個別企業或銀行排除在美元結算體系之外，甚至是SWIFT外。這是有先例的，伊朗和俄羅斯的一些銀行就被排除在外，但是美國都找到了貌似「正當」的理由，比如稱伊朗違反了伊核協議，俄羅斯兼併了克裡米亞。所以我們也要做好應對這種情況的預案，如果美國用某種「正當」理由把我們的個別企業排除在外，我們該如何應對？這一點要提前有所思考和準備。
中美之間的金融聯繫沒有中斷
一方面，2020年中國企業赴美上市不減反增，已有20家中國公司在美上市，籌集資金40億美元，超過了2019年全年在美IPO籌集的35億美元。
另一方面，美國企業在華投資增加。這得益於我們新的《外商投資法》，很多美國金融企業到中國來開設合資機構，比如PayPal收購了國付寶70%的股份，成為在華第一家在線支付的外國公司。按人民幣計算，今年上半年美國對華投資增長6%。由於人民幣升值，如果按照美元來計算，這一增長速度更快。
央行數字貨幣預期
我國央行現在發展數字貨幣，這能否應對美國的金融脫鉤？央行數字貨幣的優勢是點對點的分散式交割，也可以離線使用，所以如果成功了就可以繞開SWIFT。並且，數字貨幣使用方便，手機下載APP即可使用。發行數字貨幣對人民幣國際化有輔助作用。
問題是，數字貨幣根本上仍然是人民幣，所以仍然面臨人民幣面臨的所有問題。
有人設想過，在一個平臺上跑一個數字貨幣，兩頭都是本國貨幣。比如中國給辛巴威出口100萬人民幣的產品，辛巴威的買家用辛巴威幣換成平臺上跑的數字貨幣，數字貨幣再換成人民幣，所以辛巴威的買家支付的是辛巴威幣，中國的賣家得到的還是人民幣。聽上去似乎可行，但仔細一想，這個辦法是行不通的。因為中國對辛巴威持有大量貿易盈餘，這就會導致大量辛巴威幣積累在這個平臺上。鑑於辛巴威的超高通脹率，用這種辦法雖然脫離了美元陷阱，但其實又落入了辛巴威幣陷阱。
舉這個例子是想說，問題的關鍵還是世界是否接受人民幣，需要人民幣國際化之後，我們的數字貨幣才能起作用。因為數字貨幣仍然是人民幣，沒有脫離貨幣的本質。
中國央行發行數字貨幣可能有兩個理由，一是為未來的技術做準備，因為紙幣最終會消失，我國每年製造紙幣的成本是200億元到300億元，發行數字貨幣也可以節約成本；第二就是與支付寶、微信支付共存，補充它們的作用。
這一部分的總結是：國際環境確實發生了深刻變化，川普政府的行為也的確對我國創新環境，特別是最頂尖的創新環境有影響，但是我們不要把這個影響誇大。如果按照誇大的影響來做決策，可能要出問題。
三、實現雙循環新格局應該做什麼
1.走出疫情，迎接新的景氣周期
未來5年到10年中國經濟怎麼走？我個人的判斷是，如果疫情不反覆，下半年我國經濟增長率達到5%-6%是可能的，明年達到7%-8%也有可能。從明年開始，我國經濟將進入一個新的景氣周期。其實，2016年-2017年中國新的景氣周期已經開始，但由於「去槓桿」和疫情的影響，景氣周期被打破，我認為明年能夠接續。
如果較高水平的增長能夠維持，中國對美國的追趕就非常有利。
假設美國的增長率為2.2%，通脹率2.0%，而中國按高、中、低三種情況預測增長率分別會達到6.5%、5.5%和4.5%。中國以美元計算的通脹率，包括了升值的成分，5年以內中國即使保持6.5%的高增長率也趕不上美國。但是10年之後，以預測的中速度就能超過美國，即使按預測的低增長率，也跟美國比較接近。
大體而言，中國應該會在2025年-2030年之間超過美國，成為第一大經濟體。
2. 關鍵領域要有自主創新
習近平總書記在今年8月24日主持的專家座談會上說，越開放越要防控風險。我個人認為風險主要在技術領域，技術領域形成自主技術是國內循環的關鍵。如何去搞自主創新？在我看來大有可為。
讓市場做創新主體
絕大多數情況下，市場應該起決定性作用，是創新的主體。
習近平總書記在座談會上提到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和十八屆三中全會，兩個全會都以改革為主調。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我們1978年改革的起點，十八屆三中全會是新的改革藍圖發布，我想他提這兩個三中全會是有深意的。座談會還提到，應該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在常態下，利用國際合作是技術進步的最佳路徑，無論如何我們都要爭取一個開放共融的國際環境。
在關鍵領域，美國要卡我們脖子，我們的政府就要增加投入。但是首先，要科學地確定哪些是關鍵領域，不能泛泛防止「卡脖子」。比如，原子筆的筆頭是瑞士的一家小公司生產的，如果它不供應，我們就無法生產原子筆。那麼，是不是中國就一定要努力自己研製筆頭？我認為沒必要，「卡脖子」並非唯一標準，關鍵標準應是這個領域是否足夠重要，同時是否面臨美國人完全斷供的風險。
其次，政府資金最好是雪中送炭，投入到那些技術路線比較明確但缺少資金的領域，而不是那些從0到1的創新領域。現在，很多地方政府投大量資金搞從0到1的創新，但失敗太多。這其中絕大多數都是在浪費金錢，無任何意義。最近有人統計各省對晶片企業和轉產晶片企業投資的增長率，其中西北地區某省增長約500%，是個天文數字。晶片是個高舉高打的行業，不是人人都能幹，沒有一點技術積累就去做，一定行不通。
晶片領域全工序投入很難
在我看來，晶片要做，但我們是不是道道工序都有能力做？這個問號也很大。
晶片生產有四個主要工序：設計、晶圓材料、晶圓加工、封測。
中國在設計方面已經達到世界先進水平，華為的麒麟晶片，寒武紀陳氏兄弟兩個年輕人設計的AI晶片，還有紫光的晶片等都屬於世界領先。但是，中國在設計領域只有「半條腿」，因為晶片設計的輔助軟體以及很多智慧財產權都被外國掌握。這次美國英偉達收購英國ARM，又給我們敲響警鐘。英國人也反對這次收購，因為這意味著英偉達對晶片設計輔助軟體的完全壟斷。
即使中國能做輔助軟體，IT方面還有很多我們不可能完全做到。
製造晶片的晶圓材料方面，中國高度依賴日本進口。好在我們不用太擔心日本卡我們，因為我們和日本之間有更多談判空間。
晶圓加工有兩個重點，一個是光刻機，一個是加工。光刻機方面，中國的領頭羊是上海微電子，它在明年可以推出28納米的光刻機，但世界領先的阿斯麥已經可以做5納米的光刻機，我國落後了十年以上。加工方面，中芯國際已經可以做14納米級，但是與臺積電的5納米級仍有兩代技術差距。本來中芯國際訂購了7納米的機器，但是美國動用瓦森納協定禁止阿斯麥出口。
封測方面，中國的差距相對小一些。
總體而言，想把上述四個領域做全很難。我國現在提出的目標是在2025年把晶片自給率從1/3提升到70%，我認為難度很大。
中國是否要做晶片的全行業閉環？值得慎重考慮，更可行的做法是在一些關鍵點上先做出突破。
中國不完全掌握最先進的晶片，這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有多大？短期的影響其實微乎其微。例如，受美國禁令影響，華為明年可能無法製造最先進的手機，但是國內其他幾個手機領頭羊如小米、VIVO、OPPO沒受制裁，他們可以購買別人設計的5納米晶片來製造。因此，如果禁令延續到明年，中國的高端手機領域可能要洗牌。總之，對中國的總體影響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大，但是對我國技術最領先的企業華為影響會很大。
評判一個企業是不是一個偉大的企業，我的標準就是它敢不敢投資一些目前沒有任何商業盈利可能性、但是長遠來說對人類的知識積累有益的科研。曾經的IBM是一個，現在的華為是一個。
在技術領域我們要在關鍵領域搞自主技術，但是要想好具體怎麼去做。
3.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和消費
要擴大國內消費，應該怎麼做？開頭已經說過，全面擴大消費已沒有多少空間，最重要的是做結構調整，尤其是提升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和消費。
2016年家戶收入分布（元）（來源：中國家庭追蹤調查）
這張圖是2016年全國的家戶收入分配，來自我們北大國發院的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我是這個調查的發起人之一。我們從2010年開始做連續性調查，每兩年做一次，2018年的數據還未整理完畢，這是2016年的數據。這兩年數字有變化，但是整體分布沒有太大變化。
調查顯示，10%為最高收入家庭，佔有全國收入的35.5%。50%為低收入家庭，只佔有全國總收入的16%，他們的平均收入不到全國平均收入的1/3。10%為最低收入家庭，只佔全國總收入的0.4%，也就是說，最高收入家庭平均收入是最低收入家庭的87倍。事實上，最低收入的那部分家庭人口是在欠債生活，如果不算上住房，他們的淨資產是負數。
推進社保體系建設
如何提升低收入群體的消費呢？我們的一次分配已經在改善，而且會繼續改善，因為我國經濟增長正在向西部地區、農村地區推進。中國城鄉之間、東部和中西部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最大。在我看來，我國東部沿海地區和世界最發達地區的差距，小於中國西部地區和東部沿海的差距。同時，服務業正在替代第二產業成為非農業就業的主力部門，服務業的工資水平相對高一些，這有利於一次收入分配的改善。
不過，二次分配還需加力。我國的第二個百年目標是到2049年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期間的階段性目標是到2035年全面實現現代化，這是十九大提出的目標。除了收入方面之外，我想全民社保是全面現代化的一個必要指標。全面實現現代化之後，不能像美國那樣還有兩千多萬人沒有醫保。我國臺灣地區在上世紀90年代末就實現了全民社保，到2035年大陸的平均收入會超過臺灣上世紀90年代末的收入水平，我們更有理由實現全民社保。
全民社保的具體措施，個人有以下設想：
首先，若想實現全民社保城鄉統籌，暫時不能以城市居民所享受的社保及醫保作為全國統一的標準，這樣難度極大，我的建議是建立統一但分級的社保體系，也可稱為菜單式社保計劃。
其次，是建立臨時性貧困人口救助體系。這次疫情突顯了社保體系的漏洞，許多失業人口和半失業人口沒能得到及時救助，這也是我國現在消費增長比較慢的原因之一。目前，我們消費的復甦遠遠低於生產面復甦的水平。
低收入人群的消費對社保非常敏感，我們的研究表明，加入新農合後，低收入農戶的消費可以增加10%-20%。他們的收入很低，又沒有保障，在獲得保障之後他們才敢去消費。
因此，我們未來在消費上的調整應該是結構上的調整。
4.加速城市化步伐
我國城市化滯後，應該加速城市化步伐。目前，我國名義城市化率是60%，但是這包括了那些進了城卻沒有城市戶口的人。如果把這部分人去掉，我們的城市化率不足45%。同時，農村人口佔全國總人口的40%，但農村勞動力只佔全部勞動力的28%。按勞動力佔比算，我國真正的城市化率應該達到72%以上，恰好是日本70年代、韓國90年代中期的水平，並且，我國現在的人均收入和這兩個國家那時候的人均收入相當。
中國下一步的目標是到2035年城市率達到75%-80%，城市化率相應增速應該達到每年增長1.3%-1.4%。然而，過去這四十年每年的城市化率增速才1%左右，我們的城市化速度應該再加快一些。
城市化怎麼推進呢？習近平總書記座談會上，九位發言的專家裡最年輕的是陸銘，他的研究領域就是城市化，尤其是都市化，他主張著力發展大都市。在我看來，這個觀點與國家未來的城市化戰略並不違背，今後就是要著力推進城市化。我建議發展以大都市為中心的城市群，而不僅僅是大都市。所有國家的城市化都是這樣的過程，所謂「大集中、小分散」。人口會向少數城市化區域集中，在這個城市化區域裡面又會分散。
目前區域城市化或城市群發展得最好的是珠三角和長三角，區域內有巨型城市、大型城市、中等城市，還有很多小城市，形成一個城市網絡。中國幾大城市群未來最終可能集中我國60%-70%的人口。
小結
首要的一點，不要把底線思維變成常規政策。我們確實要防範國際上可能越來越多的風險，為此做充足的準備，但也不能把這個底線級的準備變成常規政策。我們在1960年代基於底線思維搞過三線建設，因為要應對可能的戰爭，把很多經濟建設挪到了西南地區，但後來把戰爭風險解除之後，底線思維演變成了常規政策，這些經濟建設最後基本上全失敗了。
其次，以國內循環為主不等於放棄國際循環。以更大的開放來對衝川普政府的圍堵，才是正解。在金融領域，讓美國更多的金融企業到中國來設立獨資企業，以增加美國脫鉤的成本。
最後，在國際舞臺上，我們應該建立以規則為基礎的新交往方式。有人說現在我國在國際上的一些外交困難是因為我們沒有堅持韜光養晦的政策。我認為這種判斷是不對的。今天想堅持韜光養晦已經行不通了，十年前我們給中央的一個報告中就寫：大象難藏身於樹後。以前我們是一隻小綿羊，躲在樹後沒問題，現在是一頭成年的大象，樹已經擋不住我們了，再韜光養晦已不可能。
我們一定要有所作為。以前我國是國際規則的接受者，很多規則對我們不利。現在，美國想重構全球化，重構世界秩序，恰好中國經濟體量排全球第二，於是在很多問題上美國就衝著中國來。我們應該抓住這個時機，跟美國人去談新的世界秩序，並讓這個秩序成為新的國際秩序，這方面的空間還很大。當然，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要改變心態，要做好犧牲一些自己利益的準備，因為規則制定者肯定不能像以前一樣只講自己的利益，而要講全球的利益。我想中國已經做好了這個準備，我們在「一帶一路」上已經承擔了許多核心義務，在規則制定方面我們也同樣可以承擔更大的義務。
姚洋，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國發院院長、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北大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執行院長。姚洋教授的研究領域為中國經濟發展、新政治經濟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