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歐美學界的日本研究作品頻頻中譯出版，「西方日本研究」的中文譯介成為中國圖書出版界的一個持續熱點。這其中，除了綜合性的大型社科譯叢之外，不少出版社還推出了以日本為主題的系列譯叢或文庫，嘉惠士林、功莫大焉。單行本的譯著更是不勝枚舉。隨著數量的增加，「西方日本研究」的中譯質量也越來越成為一個現實的問題，不少硬譯、誤譯、劣譯、錯譯引起了普通讀者和專業學界的指摘。
轉譯的挑戰
關於日文與英文等其他語言之間的跨語際傳播，歐美學界一度頗有爭議。在國際日本研究的學術圈內，日本研究的「（不）可譯性」至今眾說紛紜、並無定論。事實上，對於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之後日益興盛的新一代日本研究而言，這還是批判理論、文化研究、後現代主義等理論爭鳴的重要話題之一。
在事關「可譯性」的爭論中，翻譯的準確性始終是一個焦點。八十年代初，在六卷本《劍橋日本史》的編輯出版過程中，約翰·霍爾等知名日本研究學者曾在華盛頓大學召開過一個專題研討會，商議日本中世史的日英對譯問題，並擬定了篇幅頗長的名詞互譯對照表。與會的日本和歐美學者都注意到，由於同一概念在不同語言背景下適用性各異，往往難以形成一一對應的表述，即便是似乎習以為常的「天皇」、「封建」等概念也是如此。因此，霍爾等人建議，在日本歷史的日英互譯中，當日文術語的英譯暫時無法取得共識時，不妨保留日文原有形態不作翻譯。在現實也可以看到，就像中文的Guanxi（關係）、Hukou（戶口）等一樣，英文學術文獻中Keiretsu（系列制）、Zaibatsu（財閥）、Kaizen（改善）等專業日文詞彙不斷增加、漸具規模。但實際操作時的一個難題在於，這一使用原文音譯的做法在學術類的著作中或許尚且可行，但在以一般讀者為對象的普及性讀物中，則往往難以付諸實踐，仍不得不加以解釋性的翻譯。
國際日本研究的這一翻譯挑戰在轉譯為中文時又進一步放大。拋開更為宏觀的認識論、本體論等問題暫且不談，僅從文本翻譯本身而言，若將日本研究由英文等第三方語言轉譯成中文，一些額外的技術性挑戰也接踵而至。
在國際日本研究的中譯實踐中，受到質疑最多的往往不是語法、修辭，亦非所謂的「英式中文」，而恰恰是最基本的名詞翻譯。這並不是說前者不重要，只是後者更為醒目，大多不經精校便一望可知。這些誤譯既包括特殊概念和術語，也包括一般性名詞。就概念和術語而言，在日文和英文的對譯中，這一問題頗為突出。對概念的註疏轉述已屬不易，而由釋義後的英文回溯至日文概念本身則難上加難。但正如後文所示，這一難題在中文的迻譯時反而有可能部分緩解。由於漢字的共性，大量原有的日文概念和術語得以直接轉化為中文表述，前提是英文著作中標註了日文發音或原文。
在中譯中，更大的問題或許在於一般性名詞的翻譯。對於大量日文固有表述，如機構、職位、人名等，頗有一些中文譯著未能精確回譯。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日本的「外務省」不能按照其英文表述譯成大部分國家的「外交部」，「大藏省」或「財務省」也非「財政部」，儘管後者從語義的角度而言並無錯誤。此外，部分專有名詞，其日文與英文的原有表述並不完全對應。例如，中文和日文所稱的「亞洲經濟研究所」，不能按其英文直譯為「發展中經濟體研究所」（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其上級機構也應是「日本貿易振興機構」，而非「日本對外貿易組織」（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同樣，「日本國際交流基金」（Japan Foundation）亦非「日本基金會」。
日文人名的翻譯不免老生常談，但仍是事故多發的重災區。由於日文發音特點，同一個羅馬音有可能對應數個日文漢字組合。遺憾的是，相當一部分國際日本研究的譯校者和責任編輯似乎對此並無了解。因此，這與其說是技術問題，不如說是意識問題和常識問題。由此造成兩大類的誤譯。一是將日文人名的羅馬拼音按一般歐美人名的慣例作音譯處理，且未能將姓和名的位置復原成日本人名的正常順序。於是，著名的在美日僑學者奈地田哲夫就變成了「特索·納吉塔」，文化人類學家別府春海也屢屢被譯成「貝夫·哈魯米」。二是張冠李戴，對於羅馬拼音隨意選取對應這一發音的日文漢字，而不核實日文漢字的原名。例如在國內一部日本經濟學著作的中譯中，封底特意突出兩位日本學者和商界人士作為推薦者，無奈其中的「黑田誠」實為「黑田真」，「成澤越」又為「鳴澤宏英」之誤。
這一類問題在「西方日本研究」的中譯中並不鮮見，在非日本研究專著、但談及日本的其他中譯作品中更加俯拾皆是。在西方漢學著作回譯成中文時，亦有類似的問題。若原著標有日文羅馬音或文後附有索引，翻譯時尚可按圖索驥，不然則需完全依靠譯者自身的學術積累和專業判斷，多個譯者共同參與的譯著又增加了譯名統一的工作量。
相較之下，在由日文翻譯成中文的著作中，這一類問題並不常見。一來，譯者即便不專門從事日本問題研究，對其專有表述或約定俗成的用法或許也略有耳聞；二來，大量日文漢字經文字格式處理後可直接轉化為中文，無需斟酌譯文。
上述問題是第三方語言譯介的特殊之處，在今天的網絡世界，減少乃至杜絕這類錯誤並不困難，只要充分利用國際主流搜尋引擎和在線百科，往往就能找到答案。但恰恰由於簡便易行，更使其誤譯難以讓人一笑置之。
轉譯的便利
轉譯帶來的並非都是挑戰和難題。部分西方日本研究的原著，本就以歐美的一般讀者為對象，在謀篇布局、遣詞造句、引經據典中，早已充分考慮了目標讀者的需求。這些書籍轉譯成中文的難度相對較低，也往往更符合普通中國讀者的知識水平和閱讀需求。換言之，在對日本特殊文化的解釋、分析和評述上，中國讀者作為間接的受益者，也享受了原作者力圖帶給目標讀者的便利。這一點，或許與那些以本國讀者為主要對象的日文原著較為不同。日本文化人類學者桑山敬己舉過一個頗具代表性的例子：根據日本國內矢內原忠雄譯本的人名索引及注釋，新渡戶稻造的英文名著《武士道》一書中共出現了157人，其中日本人僅20人，約佔13%；中國人4人，分別為孔子、孟子、老子、王陽明；而「西洋人」卻高達133人。這使得日文人名的回譯翻譯難度大大降低。此外，一部分日本研究名著的作者事實上也不諳日文，如《菊與刀》的魯思·本尼迪克特、《日本文明》的艾森斯塔特、《日本鏡中行》的艾倫·麥克法蘭等。這也無形中降低了日文文獻和特有表述所帶來的翻譯難度。
英文等第三方語言的日本研究譯成中文，有時亦有原著語言所不能及的特殊效果。例如美國學者阿列克斯·科爾的《犬與鬼》（Dogs and Demons）一書，其標題實出自《韓非子》，意指「犬馬難，鬼魅易」。將其由英文回譯成中文，顯然使中國讀者更能理解其背後的文化內涵和語義所指。
中日文之間的某種共通性也有助於降低「反向工程」的難度。1980年，國際日本研究學界的重鎮《日本研究雜誌》曾出過一個特集，聚焦日本研究的翻譯問題。在特集中，查莫斯·詹森發表了一篇關於日本政治術語的著名論文，列舉了大量術語的內外含義差異及其導致的翻譯困難，共分為十八大類。耐人尋味的是，由於漢字的共通，他舉出的大量例子，例如「調整」「人脈」「育成」，在日英對譯中似乎稍具難度，但在中日對譯則往往無需大動幹戈就能變通處理。又如《菊與刀》、《武士道》等西文著作中涉及的「忠」「孝」「恩」「義理」「人情」等概念和表述，在同為東方文化的中國和日本等國顯然更具共感，也更易找到對應的中譯表述。對於「幽玄」「物哀」「寂」「侘」等日本傳統美學的概念，漢字的移用也比英文的解釋性翻譯便利得多，儘管對於同一詞彙，也往往存在著「物哀」與「幽情」等不同的中譯。又如土居健郎闡發的「甘え」的概念，儘管在中文和英文初譯時均無對應的表述，但「嬌寵」的中譯似乎比英文的「依賴」（dependence）更妥帖周到一些。
對譯的參照
從知識社會學的視角而言，翻譯在「對外語的馴服和同化」過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重要。中國和日本是這一「知識全球化」中頗具代表性的國家。兩國一衣帶水，藉由翻譯，彼此對對方產生的語言影響由來已久。特別是近代以來，日文詞彙對於中文的影響更為突出。沈國威、陳力衛等學者對此已有系統而厚重的研究。黃興濤、金觀濤、劉青峰、鄒振環、方維規等學者也多有精深的探討。
在日本研究的日文中譯時，往往出現兩種翻譯的偏差。一方面，有可能過於強調中文與日文的「同文同種」，對於同一字面表述背後的語義差異不作深究。在由日文翻譯成中文的譯著中，有時不明就裡直接搬用日文，因此使語彙、句式呈現頗為明顯的「日式風格」，甚至頻頻出現當代的「協和語」而不自察。相比詞彙的借用，對於語法的不良影響更值得引起重視。近來，所謂的「日式翻譯腔」甚至成為網絡上參與者甚眾的一個話題，看似戲謔，實則是頗有意義的討論。在歐美原著翻譯成日文或日文原著翻譯成中文的過程中，不乏食洋不化、佶屈聱牙的問題。但由於第三方語言的間接轉化，國際日本研究的中譯成果中，這一類的問題反倒有所弱化。
另一方面，不少日文表述，無論是「作為方法（事件）的XX」等句式，還是「超克」等特定的詞彙，對於一般中國讀者而言，初見似懂非懂、稍覺異樣，久之則習以為常、漸成通語。隨著「陌生化效果」和「違和感」的褪去，逐漸成為學術譯著中的慣常譯法，乃至內化成為中文的日常用語。「違和感」一詞本身便是頗具代表性的一例，儘管確能從中文典籍中找到「違和」的表述，但不可否認當代意義上的「違和感」用詞源於日文，盛行於網絡，初期不乏戲仿的成分，追求某種異域的新奇感，但卻漸漸被廣為接受。當然，這並不是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特有現象。在當代中文和日文文學的創作和對譯中，不乏類似的例子。村上春樹的「小確幸」、楊逸的「窮得只能喝西北風」均是如此。
相當一部分的國際日本研究除了中譯之外，也被翻譯成日文，或先有日文原著後有英譯等外譯。因此，在第三方語言的中譯過程中，如果能夠充分借鑑和參考日文原著或日譯本，對提高譯本質量往往不無小補。曾任法政大學國際日本學研究所所長的星野勉舉過一個例子：丸山真男的理論中不乏「原型」「古層」「執拗低音」等音樂術語。試想如果沒有日文原著，直接從其英文譯本翻譯成中文，那basso ostinato恐怕並不會採用日文原文的表述，而極有可能採用「固定低音」等更為平實但韻味稍逝的譯法。
從實踐來看，原著與日文譯著互參，有助於降低中譯的偏差和遺誤。例如，作為《菊與刀》最早也是最具影響力的中譯之一，呂萬和、熊達雲、王智新三位譯者的商務印書館版就同時參照了英文原著與日譯本。《擁抱戰敗》《東京百年史：從江戶到昭和 1867-1989》等近年來的佳譯亦如此。部分譯著參考日譯本補闕糾謬，甚至對部分關鍵內容做適當的調整。例如《虛幻的樂園》《衝繩之怒：美日同盟下的抗爭》等，均參照了日譯的標題設計，使中文標題更為妥帖。這種對譯顯示出譯者的專業素養和敬業態度，也對其語言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改革開放之後，對中國的日本研究機構和人員進行過至少四次全國範圍的調查。歷次調查結果顯示，大部分中國的日本研究學者出身日文專業，或以日文為基本工作外語。這一情況正在出現微妙的變化，新一代的中國日本研究學者在英文等第二外語上的能力普遍有所提高，部分學者甚至在歐美以及港臺等地獲得日本研究或東亞研究的博士、碩士學位。另一方面，國際日本研究的中譯自然也不是日本研究者的禁臠。少數專業譯者正在嶄露頭角，顯示出日益熟練的翻譯技巧，甚至形成個人風格和品牌。這些譯者的標杆作用有望拉動國際日本研究中譯的整體水平，使更多兼具學術性與可讀性的高質量作品出現在中國讀者的案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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