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為止，不論學術界是否贊同夏代之前還有一個虞代，但越來越多的學者確信，傳說中的虞、夏之際是中國文明起源和早期國家形成的關鍵性階段。正因為虞、夏之際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具有極其重要和特殊的地位，所以，有的學者將「唐、虞史實的揭示和探索」、「夏朝史實真實性的探索」等十大課題列為在虞、夏、商、周四代迫切需要解決的前沿性課題。隨著田野考古工作的全面展開和文化人類學、歷史地理學等學科的研究不斷走向深入，揭示和探索虞、夏之際歷史的材料日漸豐富。與此同時，在疑古思潮與「走出疑古時代」的理論的影響下，傳說中的虞、夏之際歷史的研究，日臻揭示歷史的實際，並不斷向科學境界邁進。湖南是虞、夏傳說發生較多的地區之一，對該地區虞、夏傳說的來源與真偽進行深入細緻的鑑別，對於中國文明起源和早期國家的形成等重大理論性問題的認識，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一、湖境內舜、禹傳說舉證 湖南境內的虞、夏傳說屢屢見於文獻，茲擇其要者，錄之如下： 有關舜葬蒼梧的記載： 《山海經海內南經》：「蒼梧之山，帝舜葬於陽，帝丹朱葬於陰。」 《山海經大荒南經》：「赤水之東有蒼梧之野，舜與叔均之所葬也。」 《山海經海內經》：「南方蒼梧之丘，蒼梧之淵，其中有九嶷山，舜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中。」 《禮記檀弓上》：「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 《史記五帝本紀》：「(舜)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為零陵。」 《淮南子修務》：「(舜)南徵三苗，道死蒼梧。」 《論衡偶會篇》：「舜南治水，死於蒼梧。」又云：「舜葬蒼梧，象為之耕。」 《水經湘水注》：「蒼梧之野，峰秀數郡之間。羅巖九舉，各導一溪，岫壑負阻，異嶺同勢，遊者疑焉，故日九疑山。大舜其陽，商均葬其陰。山南有舜廟，前有石碑，文字缺落，不可復識……山之東北，泠道縣界，又有舜廟。縣南有《舜碑》，碑是零陵太守徐儉立。」 《史通疑古》注《舜典》「五十載方乃死」云：「死蒼梧之野，因葬焉。」 此外，舜葬蒼梧之野的傳說還見於《皇覽》、《帝王世紀》等古代文獻。《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皇覽》：「舜冢在零陵營浦縣，其山九溪皆相似，故日九疑。」《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皇甫謐曰：「或曰二妃葬衡山。」 新華社長沙2004年8月13日報導，湖南寧遠縣九嶷山的玉瑁巖前發現了唐、宋兩朝祀舜帝的陵廟遺址。經考古專家證實，這是目前已知時代最早的舜帝陵廟，在全國範圍內尚屬首次發現。著名歷史學家、清華大學教授李學勤在實地考察遺址後說，發現面積這麼大，保存如此完整的舜帝陵廟遺址，而且還能看到歷代遺址疊壓的情況，為進一步研究「舜帝傳說」這一非物質形態的文化遺產的形成、演變、發展及文化內涵提供了珍貴的考古學資料。
有關禹的遺蹟： 《吳越春秋越王元餘外傳》：「禹乃東巡，登衡嶽……南到計於蒼梧。」(按：《太平寰宇記》卷九十六引《吳越春秋》並見「衡嶽」，《藝文類聚》卷十一、《初學記》卷五、《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正義》、《太平御覽》卷三十九《事類賦》卷七注引《吳越春秋》作「衡山」。)「從史學的角度來看，今本《吳越春秋》雖系合曄、方二書而成，但仍大致保留了趙曄之書的原貌，保存了趙曄所採用的大量原始史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價值。」有的學者強調，《吳越春秋》等書系吳、越人之所作，又多採當地史乘和傳說，其所述在不少方面「更為可信。」 岣嶁碑與禹治水的傳說。岣嶁碑(禹王碑、大禹功德碑)原刻湖南省境內南嶽衡山岣螻峰，故稱「岣嶁碑」，原跡已無存。相傳此碑為頌揚夏禹遺蹟，亦被稱為「禹碑」、「禹王碑」、「大禹功德碑」。峋嶁碑的記載，最早見於東漢羅含的《湘中記》、趙曄的《吳越春秋》；其後，酈道元《水經注》、徐靈期《南嶽記》、王象之《輿地記勝》均有記述。 位於攸縣城內禹王宮，據同治版《攸縣誌》 「黃甲洲記」一文所載，始建於元至治辛酉元年(1321)，原稱禹廟，明代改稱禹王宮。攸水之源的酒埠江風景區內，有巨大的溶洞――禹王洞，元代譚淵有《禹洞》詩曰：「古洞磷磷峭壁通，源源神禹石重重。含岈碧落泉流遠，瀉人江頭匯水東。」當地學者多認為，禹宮、禹洞，為大禹治水遺蹟，乃至稱是大禹在攸縣治水的歷史見證。 綜上所述，今天湖南境內有關舜葬蒼梧和大禹治水的傳說在民間廣為流傳，在我們看來，這些傳說自應有其發生和發展演變的歷史背景和過程，不應全盤否定。在文字發明之前，先民們往往通過口耳相傳記頌歷史，而通過先民們世世代代口耳相傳所保存下來的本民族的歷史，往往是歷史與神話雜糅，人神不分，世系顛倒或錯亂，年代不準確，地域不清晰，與文字發明後史學家所撰著的歷史有著頗為嚴格的區別，所以史學家一再強調，對於傳說的材料，應慎於選取。但從另一方面看：傳說裡也有反映歷史真實的部分，而且不少學者認為，對於文字發明之前的傳說時代，傳說就是歷史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且是歷史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對於湖南境內傳頌已久的虞夏傳說，很有必要進行一番科學的分析，以尋繹出這些傳說發生和發展演變的歷史軌跡，從而揭露出虞夏之際的部分歷史實際。 二、舜、禹傳說發生的地域及湖南境內虞夏傳說的疑難 如果按照有關文獻記載，至遲在西漢時期，舜、禹的傳說在我國境內分布的地域已頗為廣泛。西漢時期傑出歷史學家司馬遷在撰著《史記》時曾進行過大量的實地調查，他曾「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他依據其所掌握的先秦文獻記載和大量來自各地的傳說資料，在進行慎重比較和取捨之後，在《史記五帝本紀》、《夏本紀》中頗為謹慎地記錄了傳說中舜、禹之際的若干歷史。如他在《五帝本紀》中所載「舜，冀州之人也。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及《夏本紀》中所載「禹辭闢舜之子商均於陽城」的記載，大體上在聚訟紛紜的學術背景下，為我們探討舜、禹傳說發生的地域提供了一些可循的歷史線索。自司馬遷以後，舜、禹的傳說較早發生於中原地區基本成為學術界的共識。尤其隨著田野考古工作的全面展開和研究的逐步深入，陶寺文化的內涵和族屬問題成為考古學和歷史學界爭論的一個學術熱點，有的學者提出了陶寺類型為有虞氏文化遺存』」，頗為值得注意。登封王城崗城址的年代距今4000年左右，屬於夏代紀年之內，城址的地望近於「禹居陽城」、「禹都陽城」的範圍， 因此，考古學界認為，王城崗遺址的考古發現，對探索夏王朝統治中心區域的文化，可算是一次大的突破。總之，舜、禹在今晉南、豫西一帶的傳說不斷得到文獻記載和和考古學資料的支持，並將日漸為學術界所認可。 既然如此，以上所舉今天湖南境內在民間廣為流傳有關舜葬蒼梧和大禹治水的傳說必有諸多與歷史事實相牴牾之處，因此其在廣為流傳的同時，也屢屢受到學者們的質疑。如王充在《論衡書虛篇》說：「舜之與堯，俱帝者也。共五千裡之境，同四海之內。二帝之道，相因不殊。《堯典》之篇，舜巡狩東至岱宗，南至霍山，西至太華，北至恆山。以為四嶽者，四方之中，諸侯之來，並會嶽下，幽深遠近，無不見者，聖人舉事求其宜適也。禹王如舜，事無所改，巡狩所至，以復如舜。舜到蒼梧，禹到會稽，非其實也。」王充一方面對舜到蒼梧、禹到會稽之事表示懷疑，同時又將以上傳說與治水相聯繫：「舜南治水，死於蒼梧；禹東治水，死於會稽。賢聖家天下，故因葬焉。」可見，王充只是對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表示懷疑，但對舜葬蒼梧並未予以否定，而只是用治水之事重新解釋。劉知幾在《史通外篇疑古》：「蒼梧者，於楚則川號汩羅，在漢則邑稱零桂。地總百越，山連五嶺。人風婀，地氣獻瘴。雖使百金之子，猶憚經履其途；況以萬乘之君，而堪巡幸其國?且舜必以精華既竭，形神告勞，舍茲寶位，如釋重負。何得以垂歿之年，更踐不毛之地?兼復二妃不從，怨況生離，萬裡無依，孤魂溘盡，讓王高蹈，豈其若是者乎?」劉知幾用形式邏輯推理方法推論舜死蒼梧乃係被禹篡位放逐，非因南巡：「歷觀自古人君廢逐，若夏桀放於南巢，趙遷遷於房陵，周王流彘，楚帝徙郴，語其艱棘，未有如斯之甚者也。斯則陟方之死，其殆文命之志乎?」羅泌《路史發揮辨帝舜冢》云：「《竹書》、《郡國志》言帝舜葬蒼梧，則自漢失之，至鄭康成遂以鳴條為南夷之地不已疏乎?夫蒼梧自非五服，人風婀劃，地氣高瘴。在虞夏乃無人之境，豈巡守所至邪?方堯老舜攝也，於是有巡狩之事。今舜既已耄期倦劇，釋負而付禹，則巡守之事禹為之矣，豈復躬巡守於要、荒之外也哉!……雖然虞帝之墳，在在有之，何邪?蓋古聖王久於其位，恩沾於倮隅，澤及於牛馬，赴格之日，殊方異域無不為位而墳土以致其哀敬而承其奉，是以非一所也。顓、嚳、堯、湯之墓傳皆數出，漢遠郡國皆起國廟，亦若是也。」羅蘋曾為《路史》作注，《堯冢篇》注曰：「儀墓如漢世遠郡園陵，與蒼梧舜墓之類，非實所葬。」《舜冢篇》注曰：「傳謂伐苗民而崩蒼梧，伐苗乃禹也」。以上學者均認為，古代文獻所載舜葬蒼梧，於情事頗不合。由於他們的懷疑具有一定的道理，用以立論的根據也較為令人信服，所以，後人讚譽他們的論述「真足祛千古之惑」。宋代以來，越來越多學者對今天湖南境內民間廣為流傳有關舜葬蒼梧和大禹治水等傳說提出批判，如鄭樵、林之奇、梁玉繩指斥舜葬蒼梧是「流俗之妄語」，「理之必不然者」，「荒唐謬悠」。總之，長期以來，學術界對湖南境內虞、夏傳說的真實性不斷表示懷疑。 與此同時，也有學者試圖對以上傳說重新作出解釋。如錢穆先生以為，「舜之故事流傳，顯多在漢水流域」，「屈原放居漢北，造為《離騷》，多及虞舜，不徒其地望之近，亦以舜之與楚國先王，特為親呢矣。秦始皇至雲夢而望祀虞舜於九疑山，亦以雲夢與九疑零陵，同在今湖北西北部漢水流域也。由此他得出以下結論：「蓋九疑蒼梧之類，本非南方地名。自楚亡鄢郢，其遺民之遠拓而南者，遂以北方故土雅名，移名南服，因而蒼梧九疑零陵，各散一方，本屬鄰近之地，乃隔為遙遠之區。史公所謂舜崩蒼梧之野，葬江南九疑，是為零陵者，其語確有本，惟若以後代地望，一一掩實之，則顯成為汗漫荒唐耳。」目前，雖有少數學者仍然篤信「今湖南永州寧遠南九疑山當為舜所終處」，但由於缺乏有足夠說服力的證據而難以得到學術界的普遍認可。應該強調的，20世紀以來隨著考古學的建立與蓬勃發展，重大考古發現層出不窮，從而不斷為古史研究提供日益豐富的實物資料。早在20世紀20年代，就有學者呼籲，「古史問題的惟一解決方法」就是「考古學」，並提出「要努力向發掘方向走」，以後越來越多的學者清楚地意識到，「要建設真實的古史，只有從實物上著手的一條路是大路」。因此，很有必要結合有關考古學資料對這一爭論已久的古老課題進行全方位的考察，以期將該問題的研究進一步引向深入。 三、三苗南遷與湖南境內虞、夏傳說的發生 根據前面的論述可知，如果將湖南境內虞、夏之際的傳說一概視為信史而盲目地加以信從，顯然是不科學的。正如當代歷史學家所論：「舜南巡蒼梧，死葬九疑，二妃從於後，淚滴成斑竹，死為湘水神的神話故事，不應否認它，古代民間自有此故事存在。但作為歷史人物的舜，一生活動地區全在黃河下遊，未曾遠離過此區域。何況歷史上直至春秋之世，楚國大抵活動在長江以北，春秋後期至戰國以後才逐漸向長江以南擴展。則自春秋以前華夏族之政治勢力根本不可能越長江以南，被盛推為『三代聖王』的帝舜不可能到長江以南，更不要說被稱為一百多歲的舜還能幾千裡南巡或南徵了」。這一點，目前已基本成為學術界的共識。但與此同時，也有學者強調指出，「舜葬於蒼梧之野的傳說在《札記檀弓》篇已經記載，這一篇可能是戰國前期的著作，那這個傳說當更古老。其他在湖南境內關於他的傳說還不曉得有多少。這些神話，如果相信它們的字面意思，固然是太笨，但是神話也應當有它自己的來源，必須舜的聲威在此地區異常地炫赫，而後關於他的神話在此地區內才有發生的可能性」。如果結合歷史學、考古學、文化人類學、歷史地理學、民俗學等學科的有關資料加以考察，則不難發現，湖南境內虞、夏傳說的發生應是先秦、秦漢以來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各族文化交流與民族融合的產物。具體而論，湖南境內虞、夏傳說的發生似與三苗南遷有著頗為密切的關係。 三苗的歷史可以追溯至傳說中的虞、夏之際。《史記五帝本紀》和《禮記檀弓下》等史籍均記載舜徵三苗的故事，《尚書呂刑》和《墨子非攻下》等先秦時期的文獻對禹徵三苗之事記載得更具體。《戰國策魏策一》記載：「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衡山在其北。恃此險也，而禹放逐之。」禹徵三苗的戰爭，《墨子》中有更為詳細的記載。《非攻下》說：「昔者三苗大亂，天命殛之。……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為山川，別物上下，卿制大極，而神民不違，天下乃靜，則此禹所以徵有苗也。」《兼愛下》引《禹誓》：「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群對(邦)諸群(君)，以徵有苗。」禹徵三苗後三苗的結局，《國語周語下》說：「人夷其宗廟，而火焚其彝器，子孫為隸，下夷於民。」顯然從文獻記載看，禹徵三苗的結局，是將三苗驅逐至更遠的地方。禹徵三苗的故事，應為早期先民世代口耳相傳的舊說，具有一定的歷史根據和真實可靠性。《左傳》昭公元年說：「虞有三苗」。《呂氏春秋召類》也說：「舜卻苗民，更易其俗。」《逸周書史記》篇說「外內相閒，下擾其民，民無所附，三苗以亡。」以上材料表明，虞、夏之際舜、禹與三苗之間曾經進行過遙 遙無期的戰爭，這確為遠古時期的一件大事。而三苗戰敗，族眾遷徙，也是不爭的事實。 三苗早期的活動地域，前引《戰國策魏策一》說得頗為具體。由於以上地名存在不少爭議，所以學術界對三苗的早期活動地域莫衷一是，聚訟紛紜。撇開這一歷史問題本身的複雜性，筆者以為，司馬遷《史記五帝本紀》中「三苗在江淮、劑州數為亂」的說法，似乎有較為充分的歷史依據。《尚書堯典》、《孟子萬章上》均記載「竄三苗於三危」、「殺三苗於三危」之事，毫無疑問，在禹徵三苗之前，三苗族群的活動地域不應與舜所在族群相距太遠。錢穆先生曾依《漢書地理志》認為，衡山在河南南召縣，不是今日的湖南衡山；而文山乃《國語齊語》中桓公伐楚濟汝逾方城所望見的汶山。古籍中所說的洞庭和彭蠡，也並不是後世所說的洞庭湖和鄱陽湖。「古者三苗疆域，蓋在今河南魯山嵩縣盧氏一帶山脈之北，今山西南部諸山，自蒲阪安邑以至析城王屋一帶山脈之南，夾黃河為居，西起蒲潼，東達滎鄭，不出今河南北部山西安部廣運數百裡間也」。新石器時代晚期的考古學資料表明，南陽盆地、淮河中遊兩岸的豫南地區和江漢平原之間是河南龍山文化楊莊類型和石家河文化的交界地帶。河南龍山文化楊莊類型主要分布於南陽盆地和淮河中遊兩岸的豫南地區。河南龍山文化楊莊類型在這裡與石家河文化交錯分布，石家河文化晚期受到河南龍山文化強烈的影響，最後河南龍山文化取代了石家河文化。有的學者認為，駐馬店一帶龍山時代中、後期之交的文化變異，或與「堯服南蠻」、「舜卻苗民」和「禹徵三苗」有關。尤其石家河文化中晚期之際，長江中遊的各個城垣聚落幾乎同時衰落，表明石家河文化遭受了一次沉重的外來打擊。後石家河文化的面貌發生了很大變化，並且受到河南龍山文化強烈影響，不少學者指出，這一文化面貌的變化可能與文獻記載的禹伐三苗有關。也有學者講到，「在龍山文化之晚期，中原地區的河南龍山文化的確大舉向南擴展……而到二里頭文化早期，淮河上遊地區幾乎遍布該文化的一、二期遺存……這或許正是文獻率稱的『禹攻三苗』、『舜伐有苗』的體現」。 三苗戰敗遷徙的路線，就目前所掌握的文獻和考古學資料，尚難以鉤稽清晰。《尚書堯典》提到「分北三苗」及「竄三苗於三危」，清代以來不少學者將此「北」字訓為「別」，顯然是正確的。只是「三危」的地望學術界爭議較大，或說是今甘肅敦煌附近的三危山；或說是甘肅天水附近的鳥鼠山；或說在今陝甘川三省交界嘉陵江附近；或說在川甘交界岷江、岷山一帶。因而在此基礎上，衍生出今甘肅境內的羌族或西南地區的苗族為古代三苗後裔的不同說法。孫星衍《尚書今古文註疏》說「三危在岷山之西南」，顯然更為接近歷史實際。由此可知，三苗戰敗後族眾由今河南西南部向岷山地區遷徙，較為合乎情理。《後漢書西羌傳》說「西羌之本，出自三苗」，顯然是有一些歷史依據的。從考古學材料看，石家河文化以後三苗的去向還是有跡可尋的。以前有的學者曾提出早期蜀人是由當地的濮人和西遷的部分三苗族眾融合而成的意見，以後，俞偉超先生又系統地論述了三星堆蜀文化與三苗文化的關係，指出三星堆古城北部西泉坎遺址中出土的大量灰白陶和鏤空圈足豆自然可理解為正是「竄三苗於三危」時帶到那一帶的新因素。三苗文化到達古蜀一帶後，將築城技術帶了過來，使當地文化發生了跳躍性的進步，近年來發現的新津寶墩古城等都是屈家嶺文化和河南龍山文化影響到那裡以後出現的。 除了向長江上遊古蜀地區移徙外，三苗種應該有相當一部分留居長江中遊地區，逐漸同夏、商、周時期的當地各族融合。尤其是居留在今湖南境內的三苗族的支裔，在以後漫長的歷史時期同湖南境內的土著古越族不斷發生接觸，滲透混融。三苗南遷對今天洞庭湖流域的開發作出了積極的貢獻，從而加速了該區域的文明化進程。今湖南境內所保存下來的虞、夏之際的大量傳說，與三苗族群南遷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三苗進入今湖南境內的時間，文獻中沒有明確記載。但當代許多民族史著作均將中古以後的苗族和遠古時期的三苗相聯繫，可以肯定，三苗進入今湖南境內應當是較晚的事。最近有的學者指出，「湖南的商周銅器可能主要是三苗部落的一支在漢水流域鑄造和使用，商末周初受周人所迫其主力遷入湘江流域時帶來的」，如果此觀點能夠成立的話，則三苗至遲在西周時期已進入今湖南境內。隨著三苗進入湖南今湖南境內，一些遠古時期口耳相傳的舊說也隨之傳人湖南境內。戰國、秦漢以後，南北文化交流與民族融和的空前進行，這些遠古傳說經過當地學者的不斷加工完善而逐漸定型，並在民間廣為傳布，流傳至今。《禮記檀弓》等晚出文獻所載「舜葬蒼梧之野」及湖南境內禹的傳說顯然可以稱得上源遠流長。以上故事並非遲至春秋中期楚人人湘以後才開始發生，其源頭應該更早，最大可能是三苗進入湖南境內後即已產生。而這些被後人指斥為「荒唐謬悠」的「流俗妄語」實際上包含了先秦、秦漢時期今湖南境內民族滲透、混融和演變、分合的若干真實可信的歷史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