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鐵生和《我與地壇》
姚育明
1986年我調到《上海文學》雜誌社做編輯，終於和史鐵生見面了。我的直感是：他的健康強壯超過了我所認識的所有人。他自在而豁達，說自己的腿就像說別人的一樣，經常把我逗笑，因此我也不擔心說腿的話題會刺激到他。
有一回我告訴史鐵生，夢見他的腿沒壞，走得挺好的。他笑著說：不少人夢見我站起來了，都是潛意識在起作用吧？我的夢是階段性的，腿剛壞的那一陣，總夢見自己腿好好的，說明潛意識還是停留在過去，不肯承認這個現實；後來在夢中見到自己腿壞了，痛心疾首，說明要反抗這個現實；現在我徹底死心了，知道它是鐵板一塊，任誰也治不好了，於是夢也沒有了。
1988年10月我去北京接史鐵生到上海參加頒獎會，他的小說《毒藥》得了第三屆《上海文學》獎。史鐵生說想陪我去地壇散步，問我是否願意。我當然願意，事先他對地壇的形容使人不可能作出別的選擇。那次作陪的還有中國作協的陳國華。
史鐵生住的那個房間不大，院子也不大，陳國華幫著推輪椅車。輪椅車推出去時還擦著了門。我一直不能忘記那個場景，史鐵生的老父親彎腰檢查吊在車旁那個接尿的黃色塑料瓶，史鐵生笑嘻嘻地開了句什麼玩笑，場面很家常，很溫暖。記得看著老父親略顯蒼涼的臉容，我的心非常酸，想著他們家該進個女人了。
我們三人在夜色初起的傍晚漫遊了地壇，他說與地壇很有緣分，家搬來搬去總圍繞著它。他說他經常來，除了那座祭壇上不去，其餘他都走過了。我和陳國華便堅持要把他抬上去，他漲紅著臉不肯，說你們上去吧，我在這裡看你們。
那時候我沒有想到兩年後會有一篇與此地有關的文章震動了中國文壇，更準確地說震動了讀者們的心。
在上海開會的那幾天，他一直歡笑著，除了要說一句什麼話而一時想不出時，他才會略為緊張而嚴肅地半低著頭，大拇指、食指和中指緊拈著香菸來回搓，等他找到了自己滿意的語句，就會從沉浸的狀態中脫出，馬上變得眉開眼笑渾身舒坦了。他的笑極其感染人，像個兒童。每次看到他的笑顏，我都由衷地快樂。記得他對上海的讚嘆，其中竟有對柳樹的觀察，他說：怎麼南方的樹都長得這麼秀氣？你看那柳枝一條條垂下來，真有感覺，不像北京的柳樹直愣愣地朝著天，一覽無餘的豪氣，一點也不女性，柳樹應該是女性的。
1990年12月，我去北京組稿，趕到史鐵生家已是晚上十點半左右了。史鐵生剛從地壇回來，正在小院裡倒輪椅車，隨著動作，他的身上散發出蒼松、柏楊的清涼氣息，一個年輕女子撩著門帘背光而立，身上同樣散發著好聞的地壇之味。她就是史鐵生的新婚妻子陳希米。這位姓名帶著音樂之聲的太太很年輕，很美麗，很溫柔，很明朗，她的腿雖有微疾，但動作之敏捷一點也不亞於健康人。
不知為什麼，那次我竟能聞到地壇的氣味，感受到一種強烈的信息。其時他的《我與地壇》剛脫稿，也許是他還沉浸其中，才將那種信息散發出來？
那次我們仍是閒聊了一番，臨走時，我本能地問了句，最近在搞什麼啊？史鐵生想說什麼，遲疑了一下說：嗯，算了，以後再說。
史鐵生與人相處極其隨意，但在寫作上卻非常認真、嚴肅，對編輯他不輕易承諾，甚至可以說，當你開口約稿時，他的態度近乎拒絕。我完全能夠理解，按他的身體狀況和對文字的負責態度，每年所寫不多，誰又忍心逼他呢？
沒想到的是，我回上海不久，接到一封厚厚的書信，打開一看竟是史鐵生的《我與地壇》，一萬五千字。這是一個被命運打倒最終又站立起來的人與一座古園的故事，也可以說是一個人與一群人的故事，其中最感人的是作者的母親，那個獨自吞食痛苦卻努力扶持兒子的母親。當時我們發的散文都不長，一般情況都是六七千字左右，因此他的信顯得有些忐忑不安，問是不是太長了，問對不對《上海文學》的路子。我後來跟他開玩笑：你自己造的寶自己不認識啊？記得當時讀這篇散文時的心情，真是萬分激動，我衝到副主編辦公室，用近乎喊叫的聲音對著周介人說：史鐵生來稿了！寫得實在太好了！
我的激動不僅僅是因為史鐵生稿子給我的衝擊力，還在於一種快樂和感動，他一定是慎重考慮後才給我們雜誌的啊！《我與地壇》清晰地標出了史鐵生的心路歷程，周介人看後非常興奮，說：發！馬上發！明年第一期。為了排上1991年1月號，好像還抽下了一篇稿子。
一般情況下，雜誌社對1月號都相當重視，周介人說，這期的小說分量還不夠，缺重點稿，你對史鐵生說一聲，這篇稿作為小說發了吧。它內涵很豐富，結構也不單一，作為小說發一樣的。
我深知這篇稿是他用生命的苦難和坎坷作基石的，字字句句都是感悟，而非小說的虛構，所以遲疑著，不知道怎麼對史鐵生說。周介人說沒關係啊，他出散文集子時照樣可以收進去的，再說小說的地位比散文重，沒有虧待他啊。我遵囑和史鐵生商量，完全在預料之中，他堅決地說：就是散文，不能作為小說發；如果《上海文學》有難處，不發也行。
結果1991年1月號《上海文學》發表了史鐵生的《我與地壇》，欄目標題既非小說也非散文，甚至不是「名家近作」，而是以「史鐵生近作」作為標題。我想周介人如此做也有他的全盤考慮，史鐵生也接受了這種機巧的做法。
《我與地壇》發表後引起了全國讀者的注意。它的部分章節被選入高中語文課本，感染了更多的年輕學子。有意思的是，《我與地壇》也被多家選刊轉載，他們將它歸入散文範疇，但也有作為小說轉載的。當時我非常開心，管它呢，形式並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史鐵生的文字得以更多的渠道流通了。編輯部也收到不少讀者來信，許多人說，史鐵生的這篇文章深深地打動了他們的靈魂，一些受病痛折磨和煩惱困惑的人由此得到了慰藉。有一位讀者說得更是極端，他說1991年整個中國文壇沒有文章，只有《我與地壇》立著。
這麼多年過去了，《我與地壇》的影響仍經久不息，直到現在仍有人說，到北京可以不去長城，不去十三陵，但一定要去看一看地壇。
我是《我與地壇》的第一個讀者，這樣說或許不太準確，陳希米應該是第一個吧？我也有自己的讀後感：史鐵生超越了自己的痛苦，升華了自己的生命，這個生命在最後不是走向世俗的輪迴，而是走向了光明無盡的解脫之境。
（原文刊於《上海文學》2011年2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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