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5月25日凌晨，三名中國登山隊員自北坡登頂珠穆朗瑪峰，為人類首次。因光線問題，這次登頂無法拍攝影像資料，遂引發質疑。因而再次登頂、留下證據，並測定珠峰高度，向世界證明中國登山隊的實力成為一項「政治任務」。圖為1960年攀登過程中，登山隊員冒著強風前進。（視覺中國/圖）
（本文首發於2019年10月10日《南方周末》）
「我和他們握手，一握下去，是空的。我心裡一驚，沒有手指。」五六年前，作家阿來採訪了兩次攀登珠穆朗瑪峰的中國登山隊員們。很多人缺了手指、腳趾，甚至雙腳，「都是被凍掉的」。
1960年，中國登山隊隊員王富洲、屈銀華和貢布登上珠峰頂端。外國登山隊已經多次從尼泊爾側的南坡登頂，他們是世界上首次從中國境內的北坡登頂。但這次登頂沒有影像資料或他國見證人，質疑聲四起。再次登頂、留下證據，並測定珠峰高度，向世界證明中國登山隊的實力，成為一項「政治任務」。
1975年，任務再度啟動。中國登山隊組織了第二次登頂珠穆朗瑪峰的行動。「8848.13米。」5月27日14點30分，九位中國登山隊員再次登上珠峰峰頂，在那裡牢固地豎立起3.51米高的紅色金屬覘標。當天，峰頂的積雪厚達92釐米。
為了這次規模宏大的登山暨科考行動，幾百人匯聚到珠峰腳下，他們的命運在短短幾月間改變。有人失去生命，有人落下殘疾，他們的生活可能一輩子離不開珠峰。「一談起這件事，他們的眼裡立刻放出了光芒。」阿來回憶道，「那是他們的青春。」
阿來也是國慶檔電影《攀登者》的編劇，同名電影原作小說同時上市。《攀登者》基於兩次攀登的真實故事拍就，由吳京、章子怡、胡歌等演員主演。截至2019年10月9日下午，電影上映十天錄得超過8.5億元票房。《攀登者》的故事起點是1960年的攀登行動。沒有被國際社會完全承認的登頂，以及主角們對此耿耿於懷，是劇情的主要推動力。
「用了文學的典型化的方式，把很多人的經歷往更少的角色身上集中。沒有任何一個人是百分之百地按照原來他們那個樣子寫的。」阿來陸續採訪了兩次登頂的幾十位親歷者，但沒有留下任何採訪記錄，「我們一生最重要的一些東西不是靠紙面記錄的。」
不管是現實還是電影，都沒人能輕鬆說出「人定勝天」四個字。1975年登頂的桑珠覺得能登上珠峰靠的是運氣，中途倒下的夏伯渝認為珠峰還沒有「接納」自己，氣象組副組長高登義仍然在孜孜探求珠峰的氣象奧秘。談起大自然時，親歷者們都顯得謙卑、內斂。
「你不是去徵服自然的，你是去認識它。」阿來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一個冰稜上面，你一下去，就沒救了」
珠峰大本營經常能見到峰頂的旗雲，延展飄蕩，壯觀至極。「由於珠峰山體上部強烈的對流形成積雲並隨風飄蕩的特殊雲態，是世界上最高的風標。」高登義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現在是中科院大氣物理所研究員。
不同的旗云云態，預示一兩天內珠峰上空八九千米處的不同風向、風速狀況。「人再有體力，再有本事，山上碰到壞天氣，就沒有希望。」桑珠個子不高，臉色黝黑，67歲依然非常精壯，沒有老態。
對桑珠來說，好天氣是最大的「運氣」。登頂九人中多達六人不是原先被重點培訓的登山隊員，而和他一樣，本職為後勤、修路或運輸。這同樣可以視為運氣。電影中的藏族女子「黑牡丹」就是一位後勤人員，憑藉身體素質和毅力贏得了登山隊的信任。
在隊員正式登山前，修路隊要為他們探好路，背著技術裝備、帳篷、繩索及食品等大量物資。在危險地段搭好梯子等輔助工具後，他們會找到最適宜的地點作為營地。
修路隊為登山隊探路，那誰為他們探路？他們是否面臨更大的危險？桑珠停頓一會兒，沒有直接回答，只是說：「修路隊路線選擇錯了，選不好了，對整個隊伍的影響很大，而且自己也有生命危險。每個營地都必須根據山的地形環境來選地點，周圍滾石多不多，有沒有危險。修路隊是很關鍵的。」
1974年，22歲的桑珠在西藏比如縣當兵。他的老家在六百多公裡外的日喀則，那裡可以看到喜馬拉雅山脈，「小時候抬眼望去都是高山」。年初，中國登山隊去西藏招募隊員，精壯的桑珠順利通過多輪體檢和體能測試，「當時懵懂得很，不知道登山是怎麼回事」。
接下去還有兩輪更加嚴酷的淘汰。他們先被解放大卡車拉到拉薩郊區體能訓練，背沙子登山，練習肺部和臀部。兩個多月後，一大半人給淘汰了。
3月，剩下一百多名候選隊員被帶到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營，適應高山環境，一點一點向上攀登，5400米、5800米、6000米……最終，所有新隊員都抵達海拔7028米的營地。教練觀察每一個人的狀態，不止生理狀態，「工作不積極、隊友不團結」的也遭到淘汰。
桑珠進入了最終名單。8月，大家被拉到北京懷柔集訓，一大早就背著85斤沙子爬山。「有人把午飯送到山腳下，吃完下午繼續爬。每人每天的吃飯標準是4塊錢。」回憶起這段時光，他笑了起來。入冬，他們開始在懷柔水庫的冰面做伏地挺身，赤腳走路。
但桑珠沒能進入登山隊，而是進入更加危險的修路隊。登山隊員有七十多人；負責修路、運輸、氣象預報、科研和後勤保障的有五百多人，都集結在珠峰大本營。
1975年4月24日，隊長鄔宗嶽率領十七名登山隊員挑戰珠峰。1960年登頂時，他擔任後勤運輸隊員，此後被選派去學習攝影技術，成為登山攝影師和登山教練。1964年5月2日，在與另外九名運動員登上海拔8012米的希夏邦馬峰時，他在極端天氣下成功拍攝了紀錄影像。
此前，修路隊已經建成5200米大本營到8100米營地所有山路的輔助設備與營地。一支修路隊大約十五到二十人，主要肩負三項任務：一是為登山隊選擇露營地，避開雪崩、冰崩和滾石；二是搭路，在比較陡峭的地方拉登山繩索，在大的冰裂縫上架梯子；三是確認高度，修路時要時常向大本營報告高度。
「那時候我們的登山鞋也不好，一個冰稜上面，你一下去，就沒救了。在6800米的時候，一個大冰面，根本上不去，我們還要搭梯子，只能一步步爬。」回憶性命攸關的險情時，桑珠語氣頗為輕鬆。
「你知道他為什麼一定要解開嗎？」
可惜，第一次挑戰「碰到了壞天氣」。
5月4日，鄔宗嶽的隊伍到達海拔8200米。狂風暴雪中，很多隊員已經被凍傷。「當時使用的法制氧氣瓶每個重5千克，內存氧氣180到220個大氣壓。幾個人共用一個氧氣瓶。」這時，鄔宗嶽選擇解開「結組繩」（註：將登山隊員串在一起的安全繩）。
「你知道他為什麼一定要解開嗎？」阿來猛吸幾口煙。受訪時，他一根接一根地抽菸，往事與輕煙一起氤氳開來。
「他有攝影任務在身。他們三個人一組繩子，他想拍一個前面兩個人和遠處的珠峰交疊在一起的鏡頭。如果綁在一起，他找不到那個角度。山脊像刀刃一樣，但他就是想拍到一個好的角度。而且那時候的攝影機很重，膠片很珍貴，只能帶一卷，不能隨時開著。他要找到好角度，才能打開。」阿來陷入了長時間的沉默。他將這一幕寫成整部電影高潮來臨前的暗夜，氛圍非常凝重。
鄔宗嶽命令突擊隊副隊長大平措率領其餘隊員先行，自己在後面慢慢跟進。風雪呼嘯，他漸漸隱沒於無邊的白色。
大平措帶領隊員攀登到8600米，幾次衝頂都被風雪刮回來。他派隊員下去接鄔宗嶽，沒有找到人。5月7日登頂的任務無法完成，大家只能下撤。
「幾乎是全軍覆沒。」阿來形容當時的慘狀，「凍掉手指的，凍掉腳的，很多人。」他去天津的攝影棚探過班，趕上演員們拍攝從冰稜上墜滑的戲。冰和雪都是真的，即便只是拍戲，演員們也遍體鱗傷，主演吳京吃飯時還綁著冰袋。
第二次衝頂，桑珠被選為登山隊員。
「你是個黨員，再衝頂珠峰有沒有決心？有沒有信心？身體怎麼樣？」政委提問時，桑珠幾乎本能地站了出來，「心裡沒有怕過」。
登山隊員們仍然未能扛過風雪。新上來十幾個人，到8600米營地只剩下四個，藏族、漢族各兩人。他們沒能越過珠峰的魔鬼屏障——第二臺階。「四個人只剩一瓶氧氣，嚴重缺氧，吸一點，走一步。但路又走錯了，摸不到第二臺階的位置。」桑珠他們收到了大本營的撤退命令，關鍵的路線圖在失蹤的鄔隊長身上。
兩次挫折、人員犧牲令大本營陷入絕望情緒。轉機在5月12日到來，氣象組預告：5月25日到29日的天氣適宜登頂，那很可能是春天的最後一次登頂機會。
重整旗鼓的第三次衝頂隊於5月17日從大本營出發，努力趕在25日之後抵達8100米營地。嚴重的人員折損，令這次選拔越發悲壯。「那時候人員不多了，我們組織了最後的男女運動員，全部加起來有十八個人，包括三名女隊員。」桑珠說。一定要有女性，讓女性登頂也是任務之一。
氣象預報準確無誤，一半隊員成功登頂。5月27日下午兩點半，索南羅布、潘多、羅則、桑珠、侯生福、貢嘎巴桑、大平措、次仁多吉、阿布欽，九名登山隊員抵達了地球之巔。
隊員們馬不停蹄地開展工作，測定珠峰高度、拍攝照片、固定覘標、採集冰雪樣本和巖石標本……8848.13米是他們最終測定的珠峰高度。數字一公布，就立刻得到世界登山界和科學界承認與引用，因為這是一次留有證據的登山科考活動。
「一直都是不宜於登頂的大風壞天」
但鄔宗嶽的犧牲縈繞在高登義心頭多年。四十多年過去，他還清晰記得那短短幾天裡的事情。
1975年的攀登行動中，高登義擔任大氣物理組組長、科學考察隊學術秘書，負責登山隊與科學考察隊之間的協調工作。他還被登山隊任命為登山氣象組副組長，主要負責預報高空風，以及氣象組的觀測設計，決定施放無線電探空氣球的次數和時間。
4月初，氣象組做出春天宜於登頂的時段預測：4月下旬和5月中旬。登山主力據此劃為兩個分隊，分別在4月下旬和5月中旬攀登。
「我永遠忘不了這個日子。」高登義記得，4月18日，大本營突然接到國家體委的電報：據預報，今年雨季提前來臨，5月7日後沒有登頂好天，登山隊務必於5月7日前完成登頂任務。
這項指示不符合高登義的預測。「我們是根據『歷史相似法』做出的超長期預測。」根據他的研究，珠峰南坡的雨季平均開始於6月上旬到中旬，北坡雨季平均開始於7月上旬。
「我們不相信電令中的預報。」多年之後，高登義依然透著遺憾，「我們一開始據理力爭，但無效後，只好貫徹執行。」依據「錯誤的命令」，登山隊做出調整：將兩個分隊的主力隊員合在一起，組成一支隊伍，由鄔宗嶽任隊長，一定在5月7日前登上頂峰。
4月24日，隊伍出發，鞭炮和鑼鼓響徹大本營。幾頭受鞭炮驚嚇的犛牛四下逃竄，混亂中撞上國旗杆的鋼纜，導致旗杆倒塌。「當時心裡就有點奇怪，忐忑。」高登義回憶。
天氣果然不樂觀。4月26日到5月7日，「一直都是不宜於登頂的大風壞天」。
「從珠峰南坡登頂的主要危險是大雪和雪崩，從珠峰北坡登頂的主要威脅則是大風及其帶來的凍傷。」高登義在1975年之後提出的觀點，如今已被國際學界承認，當時只是模糊地知道北坡風很大。
珠峰北坡海拔7400米到7500米處，是一條非常狹窄的通道。北坡盛行偏西風時，大氣正好從較寬處流向較狹窄的通道，風速變得更大，一般約為相同高度大氣風速兩倍以上。高登義解釋，珠峰的「狹管效應」，還有大風的「風寒效應」，會使登山者的體感溫度大大降低，帶來凍傷。
「你們怎麼說是好天氣，我們在山上大風襲擊，腳凍了、手凍了，耳朵也凍了，大家心裏面都有點怨。但是沒有辦法，我覺得那個年代氣象預報條件沒有那麼好，不怪他們。」多年後，桑珠選擇原諒，「常有的事，沒有辦法。」
高登義不甘心，1975年一回到北京，就四處調查到底哪個機構給國家體委提供這次氣象預報。結果，「沒有任何單位做過這個預報」。既然沒有科研機構預報，國家體委為什麼要發布那條命令呢？他搖搖頭：「接下去的事情無可奉告。」
1975年5月27日，索南羅布、羅則、侯福生、桑珠、大平措、貢嘎巴桑、次仁多吉、阿布飲、潘多從北坡登上珠峰。潘多成為第一位從北坡成功登頂珠峰的女性。（資料圖/圖）
「但不是第一次的那座珠峰了啊！」
「我在拉薩採訪她，一說到這個事情，她就流淚。」阿來回憶起幾年前採訪桂桑的情景。
1975年最後一次衝頂時，桂桑年輕、強壯，大家都覺得她將是世界上第一位自北坡登頂的女性。但命運變化令人猝不及防。當年還有很多隊員因各種原因未獲眷顧，體力不支、受寒凍傷，或僅只造化弄人。
如今的電影也展現了這些未能登頂的隊員。那支隊伍裡，本來共有三位女登山隊員——潘多、昌錯和桂桑。桂桑與夏伯渝的故事被阿來糅合到一起；潘多的故事，則大多集中在「黑牡丹」身上。
潘多曾是農奴，從小乾重體力活，經常搬運六七十斤貨物往返於喜馬拉雅山脈。1958年，19歲的潘多加入中國登山隊，一開始在運輸隊，當後勤，扛幾十斤裝備和給養走山路。後來她成為正式登山隊員，攀登過幾座海拔七千多米的山峰，但與珠峰無緣。
1975年，潘多是位老運動員，36歲在當時已屬高齡。她已經有三個孩子，最小的還不到兩歲。「當時的想法是，潘多經驗豐富，昌錯和桂桑年輕力壯，老隊員在經驗上帶著年輕隊員。到8300米的時候，讓年輕人衝上去。」桑珠回憶。
但計劃沒有變化來得快，昌錯首先倒下。在7028米營地，她的扁桃體嚴重發炎，身體發熱。再往上就有生命危險，她只能放棄。
桂桑與潘多繼續上行，到8300米營地休整，補充能量，準備第二天登頂。桂桑脫掉厚重的靴子，燒上水，養精蓄銳，帳篷外正風雪呼號。水開時，一位隊友恰好進來，湧進來的狂風掀翻了燒水壺，沸水潑灑在桂桑腳上。
「就是這麼一件偶然的事情，改變了她的命運。」阿來感慨。
燙傷的桂桑不得不放棄這次攀登，潘多成為世界上第一位從北坡登頂的女性。在寬度僅一米多的珠峰頂部，她靜靜躺著，記錄下人類第一份位於珠峰之巔的遙測心電圖。寒冷與激動令潘多抖個不停。調整了很長時間，她才平靜下來。
很多年後，阿來問已經成為職業登山家的桂桑：「這些年你不是都在登山嗎？登了那麼多八千米以上的山，珠峰也不止上去過一次，為什麼每次你還要哭呢？」
「但不是第一次的那座珠峰了啊！」桂桑回答。
「一輩子的心思沒有了。」阿來用這句話形容當時「走到一半的人」。
「這就是我43年來想要站到的地方」
夏伯渝失去了雙腳，還是走了下去。
第二次衝頂失敗後，夏伯渝和隊友們從8600米緩慢下撤。一位隊友丟失了睡袋，他將自己的讓了出去，在零下30度的帳篷裡挨了一夜。這幾乎是他最本能的反應：「當時沒有時間讓你去想，把睡袋給了別人我會凍死怎麼辦。如果我有時間想，可能就會猶豫了。」
夏伯渝的雙腳當晚凍傷壞死。當時他26歲，進入登山隊前是一名足球運動員，「本來打算登完回來繼續踢球的」。
在等待截肢的病床上，夏伯渝聽到登頂成功的新聞廣播。珠穆朗瑪峰從此成為他最大的心結。三年後，他裝上了假肢，出行只騎自行車，不坐公交，怕「踩到別人自己會意識不到」。他成為職業殘疾人運動員，參加輪椅籃球、輪椅桌球運動。他仍然期待登頂珠峰，只是假肢技術尚不足以登山。
「但我知道總有那麼一天的。」夏伯渝相信。
夏伯渝從來沒有放棄力量訓練。每天早上5點起床，負重十公斤沙袋練下蹲，150個一組，十組；引體向上十個一組，十組；仰臥起坐，60個一組，六到八組；伏地挺身也是60個，六到八組。「這些要在一個半小時之內完成，強度很大，強度不大的話，你的體能跟不上。」
2014年，夏伯渝換上新的假肢，但珠峰還是沒有準備好「接納」他。他非常喜歡這個詞，相信人與自然就是這樣，登不上去，也許是身體或運氣不行，但歸根結底是還沒有被「接納」。
那一年，尼泊爾發生傷亡最慘重的雪崩；次年，尼泊爾發生芮氏8.1級大地震，誘發的雪崩造成更多人員傷亡。夏伯渝都止步於山腳大本營。2017年，他攀登了8000多米，離頂點只剩90多米時遇遭遇暴風雪。他沒扛住。
2018年，夏伯渝終於被「接納」了。他事先盤算過，登頂那一刻自己會非常激動，「吶喊啊，擺造型啊」。但是，「真正登到頂峰的時候，根本就沒有一點非常激動的想法」。遠處白雲一朵一朵，像一座座小山峰，被陽光照得散發出金黃色，很美。他看著，有些發呆。
「這就是我43年來想要站到的地方。今天終於上來了。」夏伯渝平靜地說。
「那時候他26歲，一晃現在70歲了。上去了，就了了這個心願了。」阿來回憶著，嘆了一口氣。
1960年和1975年，國家兩次推動攀登珠峰，訓練了上百位登山運動員，最後真正登頂的只有十二位。那些「走到一半的人」，人生軌跡也為之改變。被召進登山隊之前，絕大多數人的職業與登山無關：王富洲是大學生，屈銀華是伐木工人，劉連滿是消防隊員，貢布是解放軍戰士。
登山之後，絕大部分人留在登山界。「那時候他們是隊員，後來都變成了教練、領導，所以才有了中國的登山事業。」阿來認為，兩次攀登行動從無到有地推動了中國登山事業起步，「那時候也只有國家的力量。」
此後，再也沒有如此大規模的國家層面的登山行動。
「被雪山永久挽留的人， 都有一個衣冠冢」
1990年，高登義又組織了一次珠峰考察。到了大本營，他就去為鄔宗嶽掃墓。「一見到他的墓，我就哭了。」高登義回憶道。
衣冠冢同樣來之不易，又帶著傳奇色彩。1975年，登頂並完成各項工作後，九名隊員分為兩組依次下山。第二組五個人下到8200米時，令人費解地走錯了路，偏離了既定線路。
「按說這些老隊員在這個地方走了好多遍，不會走錯的，可就是走錯了。而且五個人都走錯了。」高登義談起當時的情景，還是覺得不可思議。
如果大家沒有走錯路，鄔宗嶽的遺體可能永遠不會被發現。在這條岔路上，潘多看到「很多羽絨在飛」。「這個地方怎麼會有羽絨呢？」潘多思忖。桑珠的記憶有些區別：「我們看到在那個地方，有些珠峰地區特有的那種小烏鴉，它們朝那個地方飛過去。」
不管是羽絨還是烏鴉，都帶著大家找到鄔宗嶽的遺體。順著不期而至的指示，他們遠遠看見躺在一道山壑裡的鄔宗嶽，羽絨服還在，但破了。
「大本營！大本營！1號呼叫！1號呼叫！」潘多還記得隊友的悽厲呼喊。桑珠和體力尚存的兩三位隊友決定下去那個山壑。那裡烏鴉盤旋，風很大，「一塊紅布在那裡飄來飄去」。
但是背不動。下山還要花幾天時間，大家的體力到達極限。要把遺體背下山，就要先把它從山壑裡背上來，這非常危險。大本營回覆：「經過黨委討論，決定不把鄔隊長的遺體背下來。」桑多能做的，就是儘可能就地將遺體埋好。挖坑的力氣都沒有了，大家「找了一些小石子，埋好」。
「許多被雪山永久挽留的人，都有一個衣冠冢。」高登義說。
南方周末記者 王華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