盜版是一種惡劣的行為，損害了著作者和出版者的利益，隨著中國經濟的轉型，人們越來越重視智慧財產權的保護，盜版的生存空間也將會越來越小。
一、李漁：史上反盜版最成功的作家
李漁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文學家、戲劇家，他一生筆耕不輟，著述頗豐，由於李漁的小說和戲劇太受市場歡迎，因此盜版問題也十分猖獗，以致於他每次出一本書，盜版就很快會上市，有些書商甚至直接冠上其雅號「湖上笠翁」，胡亂編纂一些書籍謀取利益，嚴重損害了其利益與聲譽。
對此，李漁非常氣憤，在著作《閒情偶寄》中，他寫道：「倘仍有壟斷之豪，或照式刊行，或增減一二，或稍變其形，即以他人之功冒為己有，食其利而抹煞其名者，此即中山狼之流亞也。」他認為盜版侵權者連中山狼都不如。
李漁不只是嘴上罵罵而已，他決心用行動捍衛自己的著作權，與盜版者「決一死戰」。
他說：「至於倚富恃強，翻刻湖上笠翁之書者，大海以內，不知凡幾，我耕彼食，情何以堪，誓當決一死戰。」
李漁狀告了一些無良出版商，他還舉家從杭州搬往盜版猖獗的金陵，建了一個名為「芥子園」的書屋，自己寫書、刻畫、賣書。他自己出版的書裝幀精美，並帶有「芥子園」的標識，一般的書商無法達到他的效果，因此讀者很容易識別，這樣就很好地保護了自己的版權。
李漁，既當作家，又當出版商，堪稱中國歷史上反盜版最成功的作家。
但是，李漁反盜版的成功，在沒有版權法的中國古代，只是個例，人們與盜版經歷了一場漫長而艱苦的鬥爭。
二、古人如何打擊盜版？
筆者認為，版權保護的主體有兩方，盜版直接損害了他們二者的利益。一是著作權人，即原著者；二是出版者，可能是官方，也可能是圖書出版商。
著作權人如何反盜版？
版權意識不是先天就有的，從中國古代史來看，著作權人的版權意識是一個逐步演進的過程。筆者認為，可以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版權意識的萌芽（唐代以前）
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國人就有了初步的版權意識。人們會在作品上署上自己或學派創始人的姓名，以表明自己是作品的著作權人，署名是版權意識的初步萌芽。
但是，在印刷術發明之前，書籍的傳播講誦或全靠費力費時的手抄，大量複製作品難度大，盜版的成本也很高，所以盜版問題並未被人重視。
同時，盜版也可以幫助作者提高知名度，擴大影響力，作者對盜版基本持歡迎的態度，惟恐其作品不能流傳廣播。比如，西晉文人左思完成《三都賦》，一時間洛陽紙貴，這已經明顯侵犯其著作權，但左思卻認為這是揚名立萬的好事。
第二階段：版權意識的發展（唐宋元時期）
在唐代，中國出現了雕版印刷術，並逐漸得到廣泛的應用。雕版印刷的應用，使得書籍製造成本的大大降低，尤其是到了宋代，印刷技術大為發展，加上重文輕武的國策，使得出版業大為繁榮。然而，盜版問題也隨之日益嚴重。
蘇軾曾說：「世之蓄軾詩文者多矣，率真偽相伴，又多為俗子所改竄，讀之使人不平。」對盜版他十分厭惡。
南宋理學家朱熹，曾自印自售《論孟精義》一書，也同樣遭遇盜版。 他在《伊洛淵源錄》中說：「編集未成而後生傳出，致此流布，心甚恨之。」
因此，作者常常提前鐫刻，進呈副本給官府備案，以便產生糾紛時作為憑據，通過官方的許可來保護自身權益。
著作權人也會提請官府發布文告， 通過官方的文告來宣告自己作品的合法地位。
比如，淳祐八年（1248年)，杭州國子監受會昌縣丞段維清之請，發布了保護其已故叔父段昌武《叢桂毛詩集解》版權的文告。其中說：「如有不遵約束違戾之人，仰執此經所屬陳，乞追板劈毀，斷罪施行，須至給據者。」
通過官方註冊或公告，利用政府的權力進行幹涉，運用法律手段進行追懲，這種做法可以說是版權保護意識的一種極大提高。
第三階段：版權意識的深化（明清時期）
至明清時期，隨著通俗文學的蓬勃發展，書稿需求量加大，盜版行為也更為猖獗。
比如隨著《西遊記》的熱銷，市面上也很快出現了《南遊記》、《北遊記》。
清代文人袁枚的著作不斷被人盜版時，他寫下了一首詩：「自梓詩文信未真，麻沙翻板各家新。左思悔作三都賦，枉是便宜賣紙人。」可以看出，他對盜版也是深惡痛絕。
到了明代，如果發現自己的出版物被盜版，可以要求官府查辦。比如明末曹士珩《道元一氣》的書中寫道：「倘有無知利徒，影射翻刻，誓必聞之道借彼公案，了我因緣。」
這種斬釘截鐵的版權聲明，可以看出作者打擊盜版的堅定決心，給社會禁止翻刻做了很好的解釋，顯示了明清時期人們版權意識的進一步深化。
出版者如何反盜版？
盜版直接影響著出版者的利益，因此，在古代，出版者對版權保護也是費盡心力。
在圖書走向商業化之前，政府嚴格管制著書籍的出版，民間沒有出版書籍的權力，圖書僅由官方和貴族掌控。
官方為了維護書籍的權威性，對於翻刻都是禁止的。
比如唐代的曆書都是由欽天監逐年發布，但是經常朝廷還未公布時，已遍地都是盜版。朝廷擔心印錯日期耽誤農事，唐文宗太和九年（839年) ，劍南東川節度使馮宿上疏請求禁止，朝廷於是下令各地不得私置曆日。
北宋英宗時期，曾下令民間要刻印書籍，必須首先得到國子監的批准。
到了宋代中後期，由於抄本無法滿足龐大的市場需求，圖書逐漸走向商業化。南宋時期，各地書坊林立，圖書成為一種重要商品，書業競爭日趨激烈。
出版商為了保護自己的出版物，會在書中標記一段版權聲明，稱為「牌記」，又稱為「書牌」、「木記」等。
牌記一般包含作者、出版者、版權說明等。宋代程舍人刻印的《東都事略》，其目錄後有牌記：「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許覆版。」這是迄今發現最早的有版權聲明的圖書。
明代《皇明經世文編》印記云： 「本衙藏板 ，翻刻千裡必究。」同樣直接在印記中說明了圖書保護的文字，而不另設牌記。
到了清代，「翻刻必究」、「不許翻刻」等聲明就成了維護版權的專用語，類似於現在書中「版權所有，侵權必究」的聲明。
這些做法雖然也無法阻止盜版，但也說明人們的版權意識有了很大的提高。
直到1910年，中國才誕生了首部版權保護法規《大清著作權律》，該律的頒布標誌著我國版權事業開啟了一個新篇章。但是，這部法律比比西方第一部版權法《安娜法》晚了200多年。
結語
中國雖然擁有漫長的印刷史，但在中國古代始終沒有很好地打擊盜版。
究其原因，筆者認為，一方面，與數千年來儒家「重義輕利」的觀念有著很大的關係，人們對盜版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另一方面，由於中國地域遼闊、古代通信方式落後，使得打擊盜版的難度極大。比如李漁雖然知道了金陵盜版的情況，但那個信息不發達的年代，對其他地方盜版的情況知之甚少。這兩方面的原因綜合促成了中國古代盜版的猖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