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中共一大、二大、四大都在上海召開，上海也是中國工人運動的大本營。行走在上海街頭，遍布的紅色景點宛若一粒粒珍珠散落在城市之中，車水馬龍的鬧市、古老深邃的弄堂、一座座歷史建築，總能與先輩的紅色足跡不期而遇。
1920年春，在著名的漁陽裡，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沉澱醞釀，輾轉到滬的陳獨秀等積極推動了上海工人第一次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活動。1920年5月1日，備受阻撓、幾次變更會場，紀念大會最終在毗鄰商業名街四川北路的武進路（舊稱老靶子路）舉行。1920年至今已經一百年了，這是上海首次大規模紀念五一的活動，也是黨領導工人運動的一個開端。
老漁陽裡：紀念大會在這裡醞釀
上海有兩條名同為漁陽裡的弄堂，一條是南昌路100弄（老漁陽裡），另一條是淮海中路567弄（新漁陽裡）。9月末的上海秋高氣爽，參觀的人們絡繹不絕。徜徉漁陽裡深處，叫人不禁聯想百年前先輩心繫國家命運奔波忙碌的身影。
1920年春，南昌路還叫環龍路，陳獨秀將《新青年》編輯部從北京遷到上海，住進了環龍路100弄2號，也就是老漁陽裡2號，一樓客堂間成了《新青年》編輯部的辦公室。
1920年4月3日，俄共遠東局代表維經斯基來華，經由北京來滬，在老漁陽裡2號會見陳獨秀，及李達、陳望道、俞秀松、李漢俊等人，商討建立共產黨的問題。在籌建同時，陳獨秀等積極深入到工人群眾中，到碼頭工人中了解罷工情況，到中華工業協會等勞動團體做調查。他還約請北京大學進步學生和革命青年深入工人中間，了解工人的狀況。4月2日，上海船務棧房工界聯合會召開成立大會，陳獨秀在會上作《勞動者底覺悟》演講，指出：「社會上各種人只有做工的是臺柱子」、「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貴重」，並希望「做工的人快快覺悟」，第一步爭取「改良待遇」，第二步「要求管理權」。
當時的陳獨秀既是「思想界的明星」，又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他以在思想、文化、政治等多領域的巨大影響力，吸引了一批朝氣蓬勃、富有理想的年青人，其中包括從日本歸來的李達、陳望道、李漢俊等人，毛澤東亦於此際途經上海，曾到老漁陽裡2號拜訪陳獨秀。
20世紀20年代初，隨著工商業的發展，上海已號稱遠東第一大都市。在1920年，上海城區比剛開埠時擴大了10倍，人口近230萬，在全國居首位；新增的重要群體就是工人，人數達50多萬，其中產業工人超過18萬，約佔全國工人總數的四分之一。此時，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先進知識分子在滬開始醞釀建立中國共產黨發起組；鑑於上海這座城市工人階級比較集中，他們籌劃了首次有組織、大規模的五一國際勞動節紀念活動。
這場聲勢浩大的五一國際勞動節紀念活動，不僅體現中國工人階級新的覺醒，也在建黨史中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1920年5月，陳獨秀與沈雁冰、李漢俊、陳望道、邵力子等人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6月，陳獨秀、李漢俊、俞秀松、施存統、陳公培在老漁陽裡2號開會，決定成立共產黨，當時名為「社會共產黨」，選舉陳獨秀為書記，並起草了具有黨綱、黨章性質的若干條文。
8月，陳獨秀與李大釗商議決定，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定名為「中國共產黨」，這是中國的第一個共產黨組織，最初成員有陳獨秀、楊明齋、李達、李漢俊、陳望道、俞秀松、沈玄廬等。
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後，即致函各地，建議「組織支部」；同時又派施存統去日本東京，陳公培去歐洲，聯絡有關人員；11月擬訂了《中國共產黨宣言》。因此，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在籌建全國政黨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組織和發起作用。
從黃浦學校到武進路一波三折
1920年4月18日，在陳獨秀等早期共產黨人的推動下，上海七大工會團體（中華工業協會、中華工會總會、電器工界聯合會、中華全國工界協進會、中華工界志成會、船務棧房工界聯合會和藥業友誼聯合會）召開聯席會議，共同發起籌備「世界勞動節紀念大會」，推舉陳獨秀為籌備紀念大會顧問。會議決定5月1日當天，除電車、電燈、自來水、電話、電報等公共事業外，其他各業均須休息一日。陳獨秀在會上作《勞工要旨》演講：「注重各業分會之組織。並須急謀工人本身之利益。減少工作時間，增加工資，積極從經濟方面著手，再圖解決一切。」
4月26日，七團體再次開會，確定5月1日下午在上海公共體育場（又名滬南體育場，舊址今為上海市黃浦學校）召開「世界勞動節紀念大會」。為發動廣大工人踴躍參加，七團體印製了內容簡明易懂的傳單廣為散發。
4月29日，陳獨秀指導上海七大工會團體共同發表《工界宣言》，做最後的部署。這份宣言的誕生預示著上海首次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的活動已蓄勢待發。宣言號召：「我們上海工人今年舉行破天荒的五一運動，因為五月一日，是世界各國工人得著八點鐘工制幸福的日子。我們紀念它的意思，第一是感謝各國工人的努力，第二是喊起中國工人的覺悟。」
由於集會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誠為上海工界徹底覺悟之第一次」，消息一出立刻引發了當時北洋政府的恐慌。4月底淞滬護軍使署與淞滬警察廳相繼發出布告，嚴禁工人集會遊行。
5月1日，天剛蒙蒙亮，軍警就強佔了方斜路、大吉路處的上海公共體育場。只見體育場大門緊閉，荷槍實彈的士兵站在門口，如臨大敵。駐紮於場內的步兵、騎兵和機關槍炮隊不下五六百人。體育場周圍還有不少手執藤條的兵士，見著路過的行人，便揮鞭驅逐。但工人們並沒有為軍閥的武力威脅所嚇倒。中午剛過，就有許多工友從四面八方趕來。
下午1點鐘，體育場周邊已聚集了四五千名工人。鑑於軍警阻撓，工界團體決定改往位於提籃橋的精武會體育場，後又轉去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青年會體育場。屢遭軍警和租界巡捕的禁阻之後，紀念大會轉場到老靶子路（今武進路）的一片荒地中舉行。
下午3時，大會正式開始。荒地上的一輛小推車被充當臨時講壇，工人代表首先慷慨演講，學生和商界代表也相繼發言。大會通過了決議：一、要求每日八小時工作制；二、組織真正的工會；三、各業工人應聯合起來。大會最後在「勞動萬歲」的口號聲中落下帷幕。
當晚，工界七團體召開會議，發表了《上海工會宣言》和《答俄國勞農政府底通告》。《上海工會宣言》說：「我們上海各業大部分工人，同時休業，舉行第一次世界勞動紀念大會，竟被蔑視人民集會自由權的軍警，以強行的武力一日之中兩次阻止」「多謝今天軍警的強橫行動，竟能使中國人由驚訝而懷疑，由懷疑而認識，由認識而決心，由決心而奮鬥。從今天起，我們中國工人覺悟的團結精神，已經足以使壓制我們的人膽戰心驚。這一個事實，一定能夠使全世界的朋友認識。」《答俄國勞農政府底通告》則體現中國工人階級已認識到勞工運動的國際性，其中表示：「我們要努力創造新的美麗的永久平和的人類世界，決定和你們同力合作負擔這個責任。」
5月1日，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推出「勞動節紀念號」，李漢俊主持編務的《星期評論》出版「勞動日紀念」專號，有力策應了申城「世界勞動紀念大會」。
翌年，隨著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建立，工人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形成慣例。1921年五一國際勞動節前夕，北京長辛店勞動補習學校教員和北京大學進步學生還共同創作了我國第一首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的歌曲——《五一紀念歌》。
五一國際勞動節在中國的發展
五一國際勞動節又稱「國際示威遊行日」，是全世界勞動人民共同擁有的節日，它源於美國芝加哥城的工人大罷工。1886年5月1日，芝加哥工人為爭取實行八小時工作制而舉行大罷工，經過艱苦的流血鬥爭，終於獲得了勝利。為紀念這次偉大的工人運動，1889年7月，恩格斯組織召開第二國際成立大會，決定將每年的5月1日定為國際無產階級的共同節日——國際勞動節。
我國的五一國際勞動節紀念活動，最早可以追溯到1918年。那年，一些進步的中國知識分子在上海、蘇州等地街頭向群眾散發傳單，介紹五一國際勞動節的緣起。五四運動後，新文化浪潮滾滾而來，「勞工神聖」呼聲高漲，幾乎沒有人不知道五一國際勞動節了。
1920年5月1日，上海、北京、廣州、九江等城市紛紛舉行了集會、演講、散發傳單以及遊行等活動，紀念五一勞動節。
李大釗領導了北京大學的五一紀念活動，北京大學學生在這一天宣布罷課，《北京大學學生周刊》出版了「勞動紀念號」。北京大學500多名職工、教師和學生舉行了五一紀念大會，李大釗在會上發表講演。一些北大學生外出宣傳，散發「五月一日北京勞工宣言」，喚起工人為反對剝削、爭取自身權利而鬥爭，遭到巡警拘捕。鄧中夏在北京長辛店向鐵路工人散發了「五月一日北京勞工宣言」，並發表講演。
1920年中國的五一勞動節紀念活動，雖然主要是由陳獨秀、李大釗等革命知識分子主持，但各地都有工人參加，如九江就有6000多工人參加，它明確反映了中國工運的進步和革命知識份子與勞動群眾相結合的開始，說明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條件基本成熟了。這是中國首次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的活動，也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五一勞動節。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於1949年12月做出決定，將5月1日確定為法定節日。1950年4月29日下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在北京召集舉行了紀念五一勞動節的大會。
1950年5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舉行第一次全國性的慶祝五一勞動節活動。這天，首都20多萬人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隆重的群眾集會遊行，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了遊行隊伍。
自1989年後，國務院基本上每5年表彰一次全國勞動模範和先進工作者，其中，王進喜、時傳祥、張秉貴等就是勞動者的優秀代表，他們的故事和精神也激勵著一代又一代中華兒女為祖國的繁榮富強拼搏、奮鬥、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