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說日本很難再獲諾貝爾自然科學獎?

2020-12-12 澎湃新聞

以下文章來源於秦朔朋友圈，作者chenyan5931

秦朔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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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諾獎分別於10月5日～7日發布了生理學醫學獎、物理學獎和化學獎這三個自然科學獎。

三個獎都與日本無緣。

在正式發布之前，很多日本媒體蠢蠢欲動，對三個自然科學獎中可能會獲獎的日本學者做了大量的猜測。雖然未能猜對，但能做猜測，在某種程度上說也是日本科研能力很強的表現。

筆者現在就住在中國科學院各個研究所聚集的中關村，每天散步就能在各個研究所穿行。截止到2019年12月，中科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共有1755人，尚未有人獲得諾獎（屠呦呦在2015年獲得了生理學醫學獎，但屠本人並非院士），也不知道其中有多少人是諾獎的候選人，中國媒體還不太關注中國學者獲獎的可能性，相關報導非常之少。

日本沒有院士制度，但到了諾獎頒布前後，媒體總會集中報導其研發方面的各種大家。京都大學今年還為該校教授獲獎準備了媒體見面會，筆者的媒體朋友也在5日這天特意在京都大學等待發布物理學獎。結果當天沒有日本學者獲獎，他感覺相當沮喪。

2017～2019年，日本連續三年獲得諾獎，讓日本媒體對2020年日本科學家再度獲獎期待很大。但另一方面，進入10月後，閱讀日本的各種報導，感覺這裡對未來非常沒有底氣，感嘆科研能力下滑的文章也很多。

日本的科研能力真的下滑了嗎？

昭和：前人栽樹的自由時代

到2020年諾獎發布之前，日本共有25人獲獎，另外有3人出生在日本，但現在已經獲取了日本之外的國籍。25人中，物理獎9人，化學獎8人，生理學醫學獎5人，文學獎2人，和平獎1人，經濟學獎0人。

筆者查閱了2010年以後的獲獎情況，其中：

物理學獎獲得者為赤崎勇（1929年生）、天野浩（1960年生）、梶田隆章（1959年生）；

化學獎獲得者為根岸英一（1935年生）、鈴木章（1930年生）、吉野彰（1948年生）；

生理學醫學獎獲得者為山中伸彌（1962年生）、大村智（1935年生）、大隅良典（1945年生）、本庶佑（1942年生）。

從獲獎者的出生年份看，他們的成果大都是在昭和（1926～1989年）時期，特別是1945年二戰以後形成的。梶田及山中的研究成果，則是在平成（1989～2019年）早期獲得的，那時還能延續昭和風骨。

1945年以後的昭和後半期，日本學界能夠具有獨特的研究能力，其成果也能為世界承認。

前人栽樹後人乘涼。日本在1945年從法西斯主義的束縛下解放出來後，其經濟獲得了巨大的發展，同時實現了科研的迅速進步，自由、獨立不僅僅在創立企業上表現出來，從事社會活動上也得到體現。在學術方面，學者按照自己對科學的理解，從事具有特色的研究，幾乎不追求經濟回報，一心在某一條崎嶇的小路上不畏艱險奮勇攀登。

日本的諾獎獲得者大都沒有太多的論文，不是學會的負責人，更不是政府機關的顧問，物理學及化學也幾乎和日本企業沒有什麼利益關係。

看了2020年日本媒體對有可能獲得諾獎的日本學者所做的報導，發現：

生理學醫學方面，有東京大學中村祐輔名譽教授、生物現代研究所前田浩理事長、國立癌症研究中心松村保廣客座研究員和京都大學森和俊教授；

化學方面，是東京大學的兩人——卓越教授及藤田誠教授；

物理學方面，東京大學十倉好紀教授、東京大學古澤明教授、東京工業大學西森秀稔特任教授等在日本及國際學界獲獎呼聲甚高。

筆者在日本留學期間，多次去東京大學等日本的物性研究中心參觀，和相關學者有過非常多的交流。對物性、磁性等多少有些了解，知道那些基本上屬於上個世紀80年代比較流行的研究內容，日本至今在相關研究上依舊保持著某種熱情，雖說這些研究中有些和超導等有關聯，但學者的研究主要是實驗及理論框架的構築，和企業的關聯不多。

昭和時代，日本一直保持了經濟上的持續發展。歐美國家在戰後的經濟發展隨著兩次石油衝擊的到來，在1974年前後基本進入了停滯狀態，但日本接著又向前發展了15年。

尤其是1970年以後，日本經濟已經有了豐厚的積累，大學不用依靠企業的捐贈，單憑國家的教育預算就能夠將科研推行下去，這讓日本在科研上保有了很多獨創研發。日本諾獎獲得者最後的成功，與這個時代的日本經濟發展有著非常緊密的聯繫。

平成：每年縮減1%教育經費

筆者在1989年去日本留學，讀完博士課程後，在日本從事教育工作，並度過了十幾年時間，過程中見證了日本教育從昭和的鼎盛走向平成式微的過程。

進入2020年10月後，日本的一些報導讓筆者特別感同身受。

首先是10月4日的日本國家電視臺NHK所作的關於博士課程人數不斷減少的報導。

從NHK發布的圖看，每100萬人中獲取博士學位的人，在2008年日本為131人，到了2017年反而下降到了119人。如果在10年時間裡，日本人口出現了增加，這有可能稀釋了博士人數，但實際上這期間日本人口數量在減少。

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提供的數字看，2008年日本人口為1.2769億人，2017年1.2675億人，減少了94萬人（減少0.73%），但百萬人中的博士人數在比率上是縮減9.16%。

日本科學技術·學術政策研究所有個調查，也反映了2008～2013年日本百萬人中博士學位擁有者的演變情況，看得出來是明顯出現了下滑，從比率上看，要遠比美、德、法、英、韓等國低，只是比人口規模巨大的中國高一些。

從博士入學人數看，2008年以後不斷減少，每年為1.6萬人上下。其中2011年以後緩慢減少，留學生大致佔了15%左右，為2400人上下。生在日本長在日本的博士生，每年入學人數在1.3萬人上下，和1億日本人口比起來，這個數量確實不高。

為什麼全世界的博士比率都在上升，唯獨日本出現了下滑？這和日本教育支出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中幾乎是最少的，是有關係的。

有一點特別值得關注的是，2004年以後，日本文部科學省每年減少1%的教育預算。日本的教育經費支出在政府總支出中只佔9.1%，沒有達到OECD平均數的12.9%。日本的一位曾經的教育界的同僚對筆者說，「（日本）政府大概準備花100年時間，讓教育預算歸零。」

筆者在日本上博士期間，博士2年級便開始在系裡任研究助手（助教），免全額學費，同時可以領到一份和系裡普通助教一樣的工資，算是博士生中非常幸運的人。同屆同學有幾十人，能免學費便已經很不錯了，大部分同學需要繳納高額的學費，生活也要靠家裡資助，或者外出打工。

回到國內，筆者雖不在大學工作，但到大學研究所一看，見中國的博士生幾乎都不用交學費，而且能從研究所領到一份不錯的生活費，平時在研究所或者大學的宿舍生活，衣食住不用擔心，可以拿全部精力去研究。感覺和日本的博士課程的學生有著很大的不同。日本博士人數常年沒有增加，應該和上博士經濟負擔太大有關。

筆者在當研究助手前，也在一家上市企業裡打工。那裡有數萬員工，但除了中央研究所有幾位具有博士學位的研究人員外，從未見過有博士學位的人在銷售或者生產一線工作。日本的博士是很少有去企業工作的，上博士課程的一個主要目標便是留校當老師，或者讓導師介紹到其他學校當老師。

上了博士便不能去企業工作，這讓日本的博士人數如同兩座大樓中種植的小樹，永遠也不能長大。

研究經費的不斷縮減，是平成時期日本教育的最大特點。昭和時代那種自由研究、理論探索在平成時代已經日漸減少。現在我回到日本的大學，感覺那些留在學校裡的曾經的同僚，每日埋頭於填寫遞交給文科省的各種報表，剩下一點時間去教書已經很不容易，科研做的真不是很多。

令和——學者變為「官員奴僕」的新時代

也還是10月，日本學界的最高組織「日本學術會議」在會員改選後，將105名候補者的名單提交給新成立的菅義偉內閣時，發現首相只任命了其中的99人，有6人原因不明地被刪除掉了。

筆者讀博士期間和導師多次去過學術會議總部，旁聽過相關的會議，知道這裡成立於1949年，成立的最大的目的是保持學術的獨立性（不再和軍國主義合作），在組織形式上採用自治方式。

日本有87萬人從事研究及大學教育工作，其中文理工各個專業的領軍人物能夠成為這裡的會員，學術會議共有會員210人。

從日本媒體報導的內容看，6名未被任命為會員的教授，或者是對自民黨修改和平憲法持異見，或者在衝繩美軍基地問題上的態度與現任內閣不同。對國家政策、執政黨方針稍有不同見解的人，如今已經不能被日本國家任命為學術會議的會員。日本國家有著很深的重走戰前老路的情懷。

在國家不斷縮減教育經費以後，現有大學不得不爭搶那點有限的科研基金，對國家（文科省）態度極為恭順，文科省的一個小官員足以讓大學教授、校長俯首聽命。而這樣的體制維持十幾、二十餘年後，才有了今天菅內閣直接幹涉學術會議會員人選的結果。

更重要的是，筆者把日本媒體看遍，感覺真正看到了菅內閣的跋扈、問題嚴重性的媒體並不在少數，但最大的報紙《讀賣新聞》，最有影響的報紙《日本經濟新聞》要麼不報，報的話也是儘可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這麼下去的話，2019年開始的令和，也許將變為日本學者、教授聽命於文科省官員，做「內閣奴僕」的一個新時代了。

一旦失去了獨立的研究精神，沒有了經濟成長帶來的在學術上的資助，日本的研發又會怎樣？不論是看日本自己的研究成果，還是拿日本與其他國家做比較，日本學者的論文總量在不斷減少，質量開始持續下滑。

1981～1983年，日本的論文數量與德、英不相上下，中國更是無法與之比較，但到了2014～2016年，總人口量是韓國2倍的日本，已經和韓國基本一樣。相關曲線在2004年日本開始縮減教育經費時開始出現變化，在所有國家的論文數量都在增加的時候，只有日本出現了不斷減少的態勢。

看論文的影響力，日本產的論文也在2004年前後開始發生轉變，從平緩的維持現狀，開始不再受關注，與中國、美國拉開差距。

為了能更多更高質量地出論文，文科省採用了「選擇與集中」策略，對重點大學重點科研項目集中分配資金。看似合理的對策，卻讓日本的科研能力更加低落。文科省的官員不是科研專家，他們來決定科研方向，最終失敗率要大大超過成功率，讓令和以後的日本愈發失去了在研發、技術革新上獲得成果的可能。

如果沒有新冠疫情，筆者可能會在日本採訪數家企業，詢問他們那裡出獲獎者的可能性。去年10月，筆者就採訪過一家企業，詢問該企業今後員工獲獎可能性時，該企業董事級的高管，只是淡淡地回答了一句：「昭和和平成時代已經過去了。」

昭和時代在經歷了法西斯主義對日本也對亞洲主要國家的摧殘後，站在對戰爭的反省上，日本社會有著極為尊重獨立與自由的風氣，這種風氣一直延續到了平成初年。

進入21世紀以後，日本不僅在經濟上相當失落，在科研上也已經漸漸地進入到了式微階段，文科省官員的文牘主義、政治家的跋扈，讓這個國家的學者、教授變成了奴隸，已經很難出大家，表面上諾獎獲得者頻出，但實際上昭和及平成的美好歷史已經完全翻了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