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62年前的今天,史達林死了。史達林中風了,不省人事躺了5天,死於1953年3月5日。如果第一天就把醫生請來,他可能還有救。但在醫生事件的恐慌之中,史達林小圈子裡沒人敢自作主張。史達林的私人醫生曾說他需要休息,反而被上了酷刑。如果史達林從昏迷中醒來,發現床邊的醫生,可能會視召來醫生的決定為不忠的表現。這真是一個恰到好處的諷刺,史達林因自己的政治而迅速去世。
史達林逝世的當晚,作家西蒙諾夫參與克裡姆林宮的蘇維埃領導會議,列席會議的是300名最高蘇維埃和中央委員會的成員。大家都知道局勢的嚴重,大多數代表早早來到斯維爾德洛夫廳。西蒙諾夫回憶:「我們互相知曉,互相認識,在工作場合相遇過多次。」
我們並肩坐在那裡,互相對視,但沒人說話,沒人向任何人問起任何事。在我看來,甚至沒人覺得有開口的必要。[會議]開始之前,大廳裡一片寂靜。如果沒在那裡親自坐了40分鐘,我都不敢相信,300餘人挨得這麼近,卻能不發出一點聲響。最後,主席團成員入席,宣布史達林已奄奄一息。西蒙諾夫得到的強烈印象是,除了莫洛託夫,這個小圈子的其他成員都為此鬆了一口氣:這可從他們的臉上看到,也可從他們的語調中聽出。
作家和他的同行們:我需要用詩歌記錄自己的情緒西蒙諾夫從克裡姆林宮直奔《真理報》辦公室,正與主編交談時,收到史達林的死亡通知,儘管已有預料,這一消息仍令他震驚。西蒙諾夫回憶:「我內心打了一個寒戰,自己生命中的某部分已經結束,說不清楚的新部分開始了。」那一刻,他突然覺得,需用詩歌來記錄自己的思緒。他不知道是否寫得出,但他確定自己無法做其他任何事。他回到家裡,開始動筆:
我寫了最初兩行,突然,出乎意外地,一下子淚流滿面。我現在仍可否認,因為我並不喜歡眼淚,不管是自己的,還是他人的。但只有那些眼淚,才能正確表達我當時經歷的震撼。我哭,不是因為悲傷,也不是因為對死者的遺憾。它不是多愁善感的眼淚,而是震撼過後的眼淚。發生了一場革命,其影響如此巨大,必然有身體上的反應,在這種情況下,沉澱成了俘獲我幾分鐘的痙攣哀泣。西蒙諾夫後來與同行們交流,發現他們也有同樣的感受。許多人追隨他的榜樣,寫下對史達林死亡的衷心哀悼。看起來,以廣為不同的方式經歷史達林統治的人,都感到震驚和悲傷。史達林去世的當晚,西蒙諾夫寫道:
無法用語言來表達20世紀30年代背棄自己家庭的「富農」之子特瓦爾多夫斯基寫道:
在這大悲痛時刻。
普羅大眾:整個蘇聯都能感受到內心的精神痙攣1953年3月6日,基輔高爾基坦克工廠舉行悼念儀式。向大眾公布史達林死訊是在3月6日,3天後舉行葬禮。當中這段時間,他的遺體停放在紅場附近的圓柱廳供人瞻仰。前來表示敬意的真是人山人海,首都的中心擠滿了來自蘇聯各個角落的送葬者,數百人死於踩踏事故。西蒙諾夫中選擔任史達林遺體的護衛,有機會觀察普通百姓走過遺體時的反應。他在3月16日的日記中寫道:
我不知如何準確地描述現場—如何以文字表達。並非每一個人都在哭喊,也並非每一個人都在抽泣。但不知何故,每一個人都展示了深刻的情感。大家排隊走過,第一次看到靈柩中的史達林的一剎那,我都能感受到他們內心的某種精神痙攣。這種「精神痙攣」,整個蘇聯都能感受得到。馬克•拉斯金沒有理由熱愛史達林,但聽到死訊時仍泣不成聲。他為自己的感傷感到驚訝,歸因於史達林曾在他的生活中發揮了巨大影響:
我成年後的時光都在史達林的陰影下度過的—列寧死於1924年,當時我16歲—我所有思想,都是在史達林時代形成的。我等待他的指示,所有的疑問向他提出,他也給了全部的答案,既簡潔,又精確,沒有絲毫的懷疑餘地。在拉斯金的同齡人或更年輕的人眼中,史達林是他們的道德基準。不管他們在史達林統治下的際遇如何,在他去世後,一定會有迷失感,其自然反應就是他們的悲傷。
有些大恐怖的受害者也對史達林的死亡感到真正的悲哀。季娜伊達•布舒耶娃聽到這個消息時,也淚流滿面,儘管她丈夫於1937年被捕,自己最美好的時光卻在阿克莫林斯克勞改營度過。女兒安吉麗娜追憶母親那一天回家時的情景:
母親、姐姐、外祖母,她們都哭了。外祖母說,如果死的是自己,而不是他,豈不更好。她比史達林大4歲,熱愛他,經常給他寫信。她認為,允許自己寫信給女兒[身處勞改營]的是史達林,從而使得全家破鏡重圓……外祖母不斷地說:「如果我死,他活,豈不更好。」我沒有反駁—我也熱愛史達林。但到今天[2003年],我只想對她說:「外祖母,你都在說些什麼呀?」她自己承受這麼多苦難:女兒被捕,外孫女被送進孤兒院,女婿遭槍決,作為神父的丈夫也受迫害……但她卻願意犧牲自己的生命來拯救史達林。大恐怖的受害者:史達林死了,我們因幸福而哭泣但對觀念在早年即已形成的老一輩人來說,史達林的死亡同樣可以成為歡慶的理由。
斯韋特蘭娜•斯比特涅娃1937年出生於西伯利亞阿爾泰地區的巴爾瑙爾。父親在她出生之前即已被捕,槍決於1938年。母親來自鄂木斯克,1917年之前她的家人一直在那裡參與社會民主運動。母親的16名親屬在大恐怖中被捕,除了斯韋特蘭娜的外祖母,其餘的要麼被布爾什維克槍斃,要麼在勞改營喪生。斯韋特蘭娜對此知之甚少,從小就學做蘇維埃的模範女生,像所有女生一樣,熱愛史達林。宣布他去世的那天,她從學校回來,頭髮上系有黑色緞帶,學校裡辦的哀悼儀式—孩子們以棕櫚葉和白色百合花裝飾史達林的肖像—深深打動了她。她回憶:「我們全都哭了,認為這已是世界末日。」回家後,斯韋特蘭娜爬上屋頂,那是她喜歡獨處的地方,結果發現外祖母也在那裡:
她坐在那裡,靜靜地哭,以我從沒見過的方式劃十字。看到我哭腫的眼睛,她說:「別擔心,親愛的,我因幸福而哭。因為他殺了我的家人:兒子、兄弟、丈夫、父親—史達林把他們都殺了—只留下我和你母親。」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些。然後,我們兩人坐下來一起哭,既為歡樂,也為悲傷。史達林死了,卻並不意味著擺脫恐懼供人瞻仰的史達林遺體對絕大多數蘇維埃人民來說,無論史達林的死亡意味著什麼,卻都不是擺脫恐懼。事實上,反而可能增加他們的恐懼,不知道未來將有怎樣的災難。娜傑日達•曼德爾施塔姆講述了她與她的裁縫的對話,那是少數幾個與她分享感受的人之一,時間在史達林去世後不久。
我問她:「你嚎叫什麼呀?他究竟給你帶來什麼?」她解釋,在某種程度上,人們已學會了如何與他相處。現在怎麼辦,又會發生什麼,誰能知道呢?事情可能變得更糟……她有一定的道理。
鮑裡斯•德羅茲多夫與父母同住在馬加丹;父親曾是別爾津的親信,1951年獲釋於勞改營。鮑裡斯回憶:「史達林去世時,大家都嚇壞了,父親也在害怕。人們擔心貝利亞將上臺,大家都怕他。與古拉格系統相連的是貝利亞和內務部,而不是史達林。很多人還以為史達林根本都不知道勞改營的真相。」
維拉•布拉金的母親崇拜史達林,即使自己作為「富農」遭到流放,即使丈夫徵入勞動大軍累死於1944年。維拉回憶:「史達林去世時,母親並沒摘下他的肖像,仍掛在牆上,緊挨父親的照片。」在村民大會上:
每個人都在哭泣……人們將史達林與戰爭的勝利、物價的降低以及配給供應的終止連接在一起,認為生活將會慢慢好轉。現在則擔心,將會變得更糟。蘇聯農業集體化時期的宣傳畫許多農民產生類似的焦慮。「富農」的女兒克拉夫蒂婭•羅別爾尤娃回憶:「戰爭期間,我們的生活變得異常困難。但在最近幾年[史達林去世前],生活有所改善。史達林逝世時,我們不知道會發生什麼,大家都很害怕。」她是在勞動大軍中度過戰爭歲月的,然後在克拉斯諾亞爾斯克附近的集體農莊工作。
擔心史達林的去世將導致新一輪的大規模逮捕,使許多家庭坐立不安,尤其是曾在大恐怖中失去親人的家庭。埃爾加•託爾欽斯卡婭記得:
我們家的普遍反應是,「接下來會是怎樣?」我們害怕政府,不知道應該期待什麼。我們提心弔膽,它可能以更多的逮捕來報復史達林的死亡。等到「醫生事件」被揭露為政府的向壁虛造,恐懼氣氛才開始減弱。揭示真相的決定似乎來自貝利亞,3月5日接管權力的「集體領導」以他為首—他不贊成反猶太主義運動,如果確實發生了「醫生事件」引起的國安部清洗,他自己會是潛在的受害者。儘管安全警察的出身使廣大民眾對他心懷恐懼,貝利亞卻是某種意義上的政治改革家。他想廢除古拉格系統(以經濟效率低下的理由),結束蘇維埃警察的酷刑,扭轉烏克蘭西部、波羅的海地區、東德的蘇維埃化,剷除蘇聯對史達林的個人崇拜—他認為,這樣一個計劃將為自己的獨裁統治贏得廣泛的支持。4月4日,貝利亞取消對「醫生事件」的調查。《真理報》宣布,「不正當調查」的負責人已經被捕,將承擔「刑事責任」,但大眾的輿論五花八門。根據《真理報》收到的工人來信樣本,許多人繼續相信:權力機構的幕後仍有「難以捉摸的敵人」;醫生的平反本身就是「猶太人影響」政府高層的標誌(「史達林同志不在了,我們的政府就向猶太人低了頭」,等等)。但也有人激怒於對猶太醫生的惡意中傷,要求對不公正的逮捕作出解釋。
對託爾欽斯基家來說,「醫生事件」的結論是巨大的解脫。他們視之為強有力的證據,所有的「敵人陰謀」都是國家捏造的,不必再擔心新一波的逮捕。埃爾加逃脫恐懼的羈絆,信心大增,開始仗義執言,反擊一直欺負自己的人。埃爾加在列寧格勒的民族博物館擔任助理,有一個資深同事,名叫瑪麗亞•涅斯捷羅娃。她是狂熱的史達林主義者,又是「可怕的反猶太主義者」,極力支持「反世界主義者」運動,舉報了博物館數十名猶太員工,其中有些因此被解僱。在「醫生事件」的集體歇斯底裡之中,涅斯捷羅娃對猶太人的指控變得更加肆無忌憚。譬如,她告訴大家,猶太醫生接生的嬰兒都呈藍色,就是因為他們的血液已被猶太人吸走。埃爾加明白,與顯然憎恨自己的涅斯捷羅娃爭執,毫無意義;她更害怕失去自己的工作,所以一直保持沉默,寧願退避三舍。「醫生事件」的真相暴露出來之後,埃爾加一改常態,起而與她針鋒相對:
我打開天窗說亮話,挑明她是在胡言亂語,她講的一切都是鸚鵡學舌,來自排隊購物者的八卦……瑪麗亞開始威脅我:「你知道我的厲害嗎?你給我閉嘴!」然後,我不知從哪裡找到回嘴的勇氣:「得了吧,別威脅我,我根本就不怕你。」為史達林的死亡而感到喜悅的人,大多過于謹慎,不會在公共場合流露,任何的高興必須遮掩起來。克拉斯諾達爾城的工人季娜伊達•貝利科娃回憶,史達林去世時,鎮上的許多知識分子,包括醫生、教師甚至黨幹部,都難以掩飾自己的興奮。「克拉斯諾達爾城的追悼會更像一個節日,他們擺出悲傷的面孔,但眼中卻閃爍著興奮,互相打招呼時卻有微笑的暗示,他們內心的喜悅昭然若揭。」
(以上選自《耳語者:史達林時代蘇聯的私人生活》,廣西師大出版社•理想國,2014年9月。標題為編者所擬。)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