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解放」:鄧小平為知識分子正名全過程

1978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全國科學大會。

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大會上作報告。

粉碎「四人幫」後的第二個春天———1978年3月，黨中央和國務院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全國科學大會。剛剛復出工作的鄧小平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他滿懷深情地向世人宣示：「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這是黨和政府對知識分子的承諾，也是廣大人民的心聲。隨著這一莊嚴宣告向全黨全國的發出，廣大知識分子背負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沉重的十字架終被摘去。他們，特別是一些老知識分子，個個歡欣鼓舞，以各種不同的方式慶祝「第二次解放」。

不堪回首：沉重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十字架

建國初期，我國的知識分子是十分寶貴的。據統計，1949年全國包括科學研究、教育、工程技術、衛生、文學藝術等各條戰線上的高級知識分子才6萬多人。到1955年也只增加到10萬多人。靠這點有限的科技人力資源，從1952年到1955年，我國試製成功的新的機械產品就有3500多種，其中不少還達到了當時的世界先進水平。在冶金方面，我國能夠冶煉的優質鋼和合金鋼已達到240多種，高爐和平爐的利用係數基本達到當時蘇聯的水平。這些數據從側面說明，廣大知識分子發揮自己的專長，為新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另一個不容迴避的事實是，當時的知識分子大多出身於地主或資產階級家庭，用當時的視角，他們受的是資產階級的舊式教育。這樣，新中國成立後，他們的階級屬性自然而然就被定為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上世紀50年代，中央主要領導曾多次說「知識分子的世界觀是資產階級的」，並由此下結論：他們是「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於是，對他們進行思想改造，就成為一項基本的政策。

如此，對待知識分子的偏見和使用不當在1955年就顯現出來了。如一位擅長水墨花鳥教學的著名畫家、教授，美術學院卻不讓他開課，而派他到圖書館寫書籤，到陶瓷科畫瓷碗，後來乾脆派他給教職員工買戲票。一位學術上有建樹的甾體化學家，單位卻分配他做應用化學方面的工作，使他有「硬逼木匠去種田」之感。不過，這時的中央儘管給知識分子定了性，但對知識分子在工作中出現的一些具體問題還是重視的。毛澤東在1955年11月23日就曾親自召集中央書記處會議，商量如何解決知識分子的問題。並提出專門召開一次知識分子工作會議的建議。

於是，1956年1月14日至20日，中央在北京召開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周恩來代表黨中央作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報告。周恩來的報告充分肯定了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說：「社會主義建設，除了必須依靠工人階級和廣大農民的積極勞動以外，還必須依靠知識分子的積極勞動，也就是說，必須依靠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兄弟聯盟。」他還特別強調指出，我國知識分子中間的絕大部分「已經成為國家工作人員，已經為社會主義服務，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令人欽佩的是，周恩來在這時就已經把知識分子看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了。應該說這是周恩來代表黨和政府對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的一次正確表述。同時，周恩來也指出了當時在知識分子中間存在的一些問題和弱點，鼓勵他們學習政治，改造思想，努力工作，以跟上時代的步伐。在會上，周恩來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對知識分子遭遇使用不當、待遇不公等問題提出了一些原則性的解決辦法，告誡各級黨組織和政府部門要拿出行之有效的辦法，解除廣大知識分子的後顧之憂，保證他們全身心地投入到社會主義建設中去。

毛澤東在會議結束那天到會講了話。隨後，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作出了《中共中央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

遺憾的是，這次會議提出的對知識分子的正確政策，中央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沒有能夠貫徹始終。由於1957年春夏開展的反右派鬥爭，黨中央改變了對階級鬥爭形勢的估計，在指導思想上出現了「左」的錯誤，又把所謂「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推向了階級鬥爭的浪尖。中央部分領導這時更加肯定了此前下過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結論。1957年反右派鬥爭擴大化及以後的各種政治運動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知識分子明顯地被看作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被當成了教育、批判、改造、革命甚至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

當時中共黨內和國家機關內有不少高級領導幹部對給知識分子冠以「資產階級」的帽子持有不同的看法，對全國有幾十萬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心存憂慮，並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上奏了黨中央。據說，時任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的張勁夫就向周恩來、聶榮臻建議，在反右派鬥爭中要保護好自然科學家。周恩來做不了決定，說要請示毛主席。毛澤東聽完張的意見後說，張勁夫，你很大膽啊！張勁夫從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出發，向毛澤東直言，這些老科學家是珍稀「國寶」，不能不保護啊！後來，毛澤東同意了張勁夫的意見，並建議以中共中央的名義向全國發出《關於自然科學方面反右派鬥爭的指示》。此後，在全國範圍內對那些有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學家採取了堅決保護的方針。保護了自然科學家，固然值得慶幸，但還有為數不少的其它領域裡的知識分子在反右派鬥爭中難逃厄運。

短暫曙光：可喜的「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稱號

一段時間內，由於黨在知識分子問題上奉行「左」的政策，因而知識分子的命運不可能好到哪裡去。在隨後的反右傾、「四清」、「文化大革命」等政治運動中，知識分子總是首當其衝，身受其害。

事情往往就是這樣，黨在工作中不斷出現問題，又在實踐中不斷加以認識和解決。

1962年初春，國家科委在廣州召開全國科學工作會議，文化部和戲劇家協會在這裡舉行了全國戲劇、歌劇、兒童劇創作座談會。3月2日，周恩來總理對兩個會議的代表作了《論知識分子問題》的講話。他說：「不論是在解放前還是在解放後，我們歷來都把知識分子放在革命聯盟內，算在人民的隊伍當中。」並重提了他1956年說過的知識分子的絕大部分「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的話。這使經歷過反右派鬥爭和其他政治運動劫難的廣大知識分子深受鼓舞。3月4日，周恩來總理動身回北京前，陳毅副總理把準備在會上講話的大體意思跟周恩來總理說了一下，周恩來表示贊成。兩人一致認為，我們的科學家和知識分子是人民的科學家，社會主義的科學家，無產階級的科學家，是革命的知識分子，應該取消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於是，陳毅分別在3月5日和6日給出席兩個會議的人員的講話中，為知識分子脫去了資產階級的帽，加上了無產階級的冕，並鄭重地向與會人員行了「脫帽禮」。他坦率而深情地說：「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是我們國家勞動人民中間的三個組成部分，都是國家的主人翁。不能夠經過12年的改造、考驗，還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頂帽子戴在所有知識分子的頭上。」陳毅的這番講話，在會場上激起60多次掌聲和笑聲，許多與會人員感動得熱淚盈眶。

周恩來嫌這次講話範圍太小，份量不夠，3月28日，在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又專門談了知識分子問題。他說：「我國的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各個戰線上，作出了寶貴的貢獻，應當受到國家和人民的尊重。我國知識分子的狀況，已經同解放初期有了很大的不同。新社會培養出來的大量年輕的知識分子，他們正沿著『又紅又專』的道路成長。從舊社會來的知識分子，經過12年的鍛鍊，一般地說，已經起了根本的變化。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都是積極地為社會主義服務，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並且願意繼續進行自我改造的。毫無疑問，他們是屬於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如果還把他們看作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顯然是不對的。」

此後，在解決知識分子的具體問題上，黨和政府還做了不少實質性的工作。比如，儘管處在三年困難時期，但對重點保護的在京的科學家、藝術家和著名教授的副食品補助供應，中央仍給予了特別的關照。為保證從事原子彈、氫彈等重點國防工程的科技人員的身體健康和正常工作，聶榮臻還給海軍和一些大軍區領導寫信，請他們給予支援。隨後一大批肉、魚、海帶、黃豆、水果等副食品，從全國各地運到科研基地。

但是，周恩來和陳毅在廣州會議上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講話，在中央內部卻遭到了某些人的明確反對。柯慶施在上海竟不讓傳達陳毅的講話。這年8月9日，當有人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中心小組會上提出「摘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是否合適」時，有的中央領導便說：「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有些陽魂過來了，但是陰魂未散，有的連陽魂也沒有過來。」這表明部分中央領導對摘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帽子的說法和做法是不同意的。8月13日，當有的同志提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還是有的，不能說資產階級還存在，就沒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了的時候，有的中央領導又插話說：「從意識形態來說，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還存在。」他甚至對陳毅講話明顯表示不滿，說：「你到處講話要注意。」

由於我們黨內存在著根深蒂固的「左」的思想、「左」的看法，因此，認為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知識分子不僅仍然是一種需要繼續改造的「異己力量」，而且是同無產階級較量的一種主要力量。早在1957年5月25日，中央一位領導在同前蘇聯領導人伏羅希洛夫的談話中就說過，現在「資本主義臭了，在社會上資本家臭了，但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還有影響」。後來不僅把從舊中國過來的知識分子看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就連新中國自己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也被說成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或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這樣的政治氛圍裡，知識分子被看成「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自然就成了一縷短暫的曙光。

終獲解放：正確的「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結論

對知識分子的性質和作用的錯誤認識，可以說是我們黨長期沒有處理好同知識分子關係的最深刻的根源。儘管中共黨內有不少高級領導幹部不同意這種看法，但他們不可能從根本上糾正在知識分子問題上的錯誤政策，只能做一些修修補補的工作來保護知識分子。這種保護是非常有限的。到十年動亂，知識分子的命運就更令人擔憂了。當時最流行的說法是「知識越多越反動」，知識分子除了被冠以「資產階級」的帽子之外，又多了幾頂「桂冠」：「臭老九」、「牛鬼蛇神」、「反動學術權威」等等。知識貶值，知識分子的地位低下到了極點。僅以中國科學院上海植物研究所為例，該所360名職工，被打成「特務」的竟然有142人之多。只要是從海外回來的知識分子，都被懷疑是敵國派遣回來的特務，要接受審查，有的甚至給當成罪犯，加以迫害。

1976年「四人幫」被粉碎，「文化大革命」宣告結束。這預示著黨和國家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命運，將有根本的改變。

1977年8月4日至8日，剛剛復出工作的鄧小平邀請全國科教界的吳文俊、鄒承魯、馬大猷、王大衍、周培源、蘇步青等知名人士舉行座談。會上，鄧小平再次提出「知識分子是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的觀點。他說，無論是從事科研工作的，還是從事教育工作的，都是勞動者。不久，隨著認識的深化，鄧小平感覺到，再僅僅說知識分子是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已經不夠了，於是便有了後來的「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的結論。

1978年3月，全國科學大會在北京召開。鄧小平出席了這次具有歷史意義的大會。他代表黨中央莊重宣布：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自己的知識分子，因此也可以說，已經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從這以後，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才又走上了正確的軌道。不僅糾正了過去的偏差，而且為廣大知識分子開闢了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的新天地。後來又進一步把知識分子提高到「安邦治國」的高度來認識，強調了知識分子在現代化建設中的重要地位。

需要指出的是，我黨作出「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的決斷，也像當年提出知識分子是「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一樣，引起中共黨內某些堅持「兩個凡是」的人的不滿和抵制。然而，此時的形勢已不像以前了，正確的東西在黨內已經佔了主導地位。因此，「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的英明決策一經做出，便立即為全黨和全國所接受。

全黨和全國人民的認識越來越清楚了，因此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就成為了黨和國家堅定不移的方針。後來，大量的事實證明，廣大知識分子以國家主人翁的姿態，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中大顯身手，不斷貢獻出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儘管正確的結論在曲折中形成了，也沒有什麼可爭論的了。但我們仍然要說，把知識分子一股腦地看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其邏輯是很荒謬的。從深層面說，這種提法也是沒有理論和歷史根據的。馬克思、恩格斯從來沒有把為資產階級服務的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等同起來。他們認為，知識分子絕大多數是腦力勞動者，同樣參與了創造剩餘價值，也受資本家剝削。列寧在十月革命後，明確地把包括舊社會培養的知識分子在內的所有知識分子稱為「勞動階層」之一。在我們黨的歷史上，長期以來也是把知識分子看作勞動者的。如1933年中華蘇維埃政府《關於土地鬥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1950年8月政務院發布的《關於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決定》，對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都有過明確的規定。遺憾的是，馬列主義的東西，我黨正確的規定和做法，未能一如既往地貫徹執行。這就是我國早前在知識分子問題上的悲劇所在。

（本文來源：中共綿陽市委黨史研究室，原載人民網，作者：賀吉元，原題：《鄧小平：為知識分子正名！》）

(責編：趙雪晨)

(原標題：「第二次解放」：鄧小平為知識分子正名全過程)

本文來源：海外網 責任編輯： 王曉易_NE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