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十五年（820年），唐憲宗李純駕崩。就在唐憲宗駕崩後不久，「元和中興」則以一種變亂的形式而草草收場。史載，唐憲宗在位的時期「中外鹹理，紀律再張」自「安史之亂」後飛揚跋扈數十載的割據藩鎮， 全部歸於唐朝。但在憲宗離世後，河朔復叛的情況則使得唐朝再次回到了原有的軌道，並朝著滅亡加速行進。以至於，在唐憲宗離世的八十多年後，唐朝最終土崩瓦解。
當我們回顧唐朝「元和中興」前後的歷史時，便能發現，帝國對於藩鎮的態度，逐漸由過去的彈壓轉變為了姑息。如唐文宗之時，對於河朔藩鎮的軍亂問題，所採取的便是姑息的策略。而唐武宗時期，對河朔藩鎮的世襲割據亦給予了法理上的承認。當然，以上的片段並不是個例。自憲宗離世穆宗繼位後，姑息藩鎮便成為了唐朝的一個常態。至此，「元和中興」最終成為了中晚唐的一個曇花一現。那麼，「元和中興」之後的唐朝，為何姑息藩鎮成為了常態？
首先，「元和中興」後的唐朝，所以會出現姑息藩鎮的情況，主要還是在於憲宗之後的唐朝，已經沒有能力在解決藩鎮割據的問題。實際上，這樣的情況，在唐憲宗時期便已經初見端倪。史料記載，唐憲宗徵討淮西之際，便已經出現了府庫空虛的問題，以至於民間都出現了用驢代替牛進行耕種的情況。並且在這期間，唐憲宗還屢次出內府錢帛來軍用。而到了唐憲宗在位的末期，府庫空虛的情況則變得十分嚴重。
如在憲宗離世後，穆宗亦曾再次出兵徵討河朔藩鎮，其結果則是無功而返。而穆宗的失敗，同財力之間有很大的關係。而發生在武宗時期的昭義鎮叛亂，李德裕則力主借「河朔三鎮」之兵徵討，當時李德裕能有如此考慮，亦因為財力的原因。可見，財力原因對於唐朝政策的轉變起到了很大的原因。實際上，這樣的情況也能被理解。
「安史之亂」結束之後，原有的賦稅格局被完全打破。作為唐朝人口眾多且富裕的河朔地區，完全為叛軍殘餘所掌握。而中原地區的賦稅，亦大多被藩鎮自留當作軍費開支。以至於，當時唐朝的錢糧供應只能依仗於東南藩鎮，對此，史書的評價則為「唐立國於西北，植根本於東南」並且，西部防禦吐蕃的邊鎮，因為本身農業、商業就並不發達，所以也需要唐朝為其提供支持。這樣的情況下，唐朝自然也就會採取姑息的方法應對割據藩鎮。
其次，「元和中興」後，唐朝內部對割據藩鎮的態度，亦出現兩極分化的情況。自憲宗離世之後，唐朝則陷入了長達四十年時間的朋黨爭鬥之中。其中，黨爭的一個重要內容便是藩鎮割據的問題。當時，「牛黨」一方對藩鎮所採取的便是姑息的策略。史載，幽州軍亂發生的時候，牛僧孺曾向文宗指出「範陽得失，不系國家休戚，自安、史已來，翻覆如此」可見，當時唐朝的文官集團，對於割據藩鎮的態度亦已經出現了姑息的情況。
總而言之，財力問題屬於文官集團態度轉變的一個重要原因。這就使得「元和中興」之後的唐朝，面對藩鎮多以姑息應對。尤其是在唐武宗之後，唐朝近乎將全部精力都放到了維持現狀上，這就使得唐朝的局勢愈發積重難返。以至於到最後唐昭宗時期，唐朝想要削藩已是難上加難。而當我們梳理完「元和中興」後的歷史，便可以發現，唐朝的姑息之策中所夾雜著的則是太多的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