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論語·為政篇》
孔子。
周,周全、普遍也;比,前後緊隨、朋比勾結也。二者皆指與人親厚之意,但君子、小人所為不同,褒貶也不一。君子善於以周全公正之心普遍厚重待人,但不拉幫結派、徇私偏袒;而小人善於比附一方,只會拉攏與自己立場一致的人結黨營私,不會普遍公正待人。
宋代政治家範仲淹,推行政治改革,啟用了一大批支持新政變法的人。後被小人攻擊,說他結黨營私,於是被罷免。歐陽修聽說之後,主動上書皇帝,說自己是「同黨」,請求辭去現任官職,申請貶官外放;並替範仲淹講話,說範仲淹是為了國家,為了民族大義才提拔重用一批人參與改革的,並非為了偏私和拉幫結派。雖然皇帝沒有聽進歐陽修的話,依然將範仲淹等人貶去了外地,但歐陽修說他不後悔,他反而覺得能成為範仲淹的「同黨」,一同被貶,感到非常自豪。
小到一個人,一個團隊,一個單位,大到一個政黨,一個社會,一個國家如果都能保持著君子之風,「周而不比」的話,那將是一個健康、積極、和諧的世界。
而「比而不周」則恰恰相反,它是拉幫結派,阿黨相為,什麼事都以「自我」為中心、為標準,只照顧自己的感受,而不會想到顧全大局或者大多數人的利益,甚至為達到自己的目的可以不擇手段地攻擊、污衊、陷害,花樣戲碼層出不窮,這就是「小人比而不周」了。
放眼全球,中國正在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全新理念走向世界,與他國在政治上講信修睦、和平共處,在經濟上合作共贏、互利互惠,在文化上開放包容、心心相印。在防禦自家疫情的時候,還對他國投桃報李,與之共克時艱、守望相助。
而美國向來以「霸權主義」橫行世界、為所欲為,且在國際上廣泛培植勢力,構建同盟,導致國際關係緊張化、格局化、團體化。在自己嘗夠甜頭的時候,讓別國無法呼吸。作為世界上唯一一個超級大國,它在處理國際事務中一貫奉行「單邊主義」,僅從自己的判斷和自身國家利益的角度出發,從不與其他國家進行磋商,公然退出或挑戰已制定好的國際規則和條約,對全局或局部的和平、發展、進步帶來破壞性的影響與後果。美國歷屆政府都恃力逞強,堅持推行霸道強權的政策,川普更是走上極端。當與自身利益相悖時,美國對他國輕則訛詐威嚇、圍堵打壓,重則訴諸武力、發動戰爭,可以說其是世界不和平的重要源頭,是地球上最大的負能量。
在「疫情時代」,突遭病毒襲染的中國先是接受到了來自國際社會的捐贈贈與幫助,我們對此銘記在心;後當疫情在歐美蔓延開來時,面對全人類的共同敵人,中國第一時間即出手援助他國,無論是抗疫經驗還是醫療物資,都傾囊相授;醫療專家也被派出,親赴一線。「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中國人的文化就是「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公平無私,光明正大,不搞「小九九」;當你有難時,我們會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給予你幫助,用符合大道、大義的行動應對恩怨情仇。而美國在疫情開始傳播之際,在本國疫情愈來愈嚴峻的形勢下,不把時間和精力花在積極應對與有效治理上,卻頻繁騰出手來對中國極盡構陷、栽贓、甩鍋、嫁禍之能事,把政治利益、黨派鬥爭凌駕於美國社會和人民利益之上,不懂得「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卻想著「以己之昏昏,欲使人昭昭」。兩相比較,誰是「周而不比」,誰是「比而不周」,一目了然。
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始終把發展好經濟、讓老百姓吃飽飯、有更好的生活作為最重要的政治;政治中有了協商,人民中有了代表,才能集思廣益、凝聚主流共識和提高決策效率。而美國自詡為民主政治的典範,實際上實行的是有限的的「自由民主」,因為它是資產階級的的自由民主,換句話說就是有產者的「自由民主」,而大多數的平民和中產階級只有少量或幾乎沒有「自由民主」。無論是其設計的「三權分立」的分權制度,還是兩黨制的政體,目的都是讓精英而不是人民來控制國家政治。資產階級的自由民主只是形式上的自由民主,美國的政治制度並不是為民主而設計,民主應該是以多數人的意志來決定,但美國的政治精英和制憲者們,在制度安排上最大的目的恰恰是為了避免「多數人的暴動」。近期美國社會發生的抗議示威活動就是其內部深層次危機的表現。
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