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網訊 2020年下半年，在北京大學海外名家講學計劃項目的大力支持下,北大經濟史學名家系列講座邀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終身教授，英國皇家史學會終身院士鄧鋼進行六次主題演講，現已通過騰訊會議分別於10月19日下午、10月26日下午、11月16日下午進行了三次講座。本次系列講座由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經濟史學系、北京大學社會經濟研究所和北京大學外國經濟學說研究中心聯合主辦。
鄧鋼教授的講座衝擊力很強,帶給我們研究中國經濟史的全新的視角。雖然他的某些論述、個別結論還有待商榷，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的研究視角、立論基礎、對二十五史史料的高度重視，都是非常值得我們學習的。本文將簡述鄧鋼教授前三次講座的主旨內容以饗讀者，後三次講座將另文發表。
第一講 「秦代郡縣制對中國2000年的影響」
鄧鋼教授指出秦代郡縣制是中華文明對世界的一大超前的制度創新。郡縣制的出現是偶然現象，這一現象或說明上層建築可能超前於經濟基礎，生產關係也對生產力具有決定影響，意識可以決定存在。
從世界經濟史的視角觀察，法國、德國、義大利等歐洲國家曾長期實行領地制度，領主在自己領地區域具有高度自治的財政、軍事等權力。法國直至19世紀拿破崙稱帝後才從領地制度轉變為郡縣制，德國普魯士直至俾斯麥改革才完成向郡縣制的轉變，而義大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才真正實現郡縣制制度。東亞日本的歷史亦不例外，日本曾長期實行大名領地制度，在明治維新後才形成郡縣制。由此來看，秦代郡縣制的出現確實領先世界其他國家約兩千年。
鄧鋼教授利用司馬遷的《史記 秦始皇本紀》對秦代郡縣制產生前後這一特殊時期的歷史進行了細緻解讀。鄧鋼教授認為秦代郡縣制的出現具有歷史偶然性。鄧鋼教授巧用「1、2、3、4、5、6」六個數字對這段歷史進行了簡述。1指一個王子（即秦莊襄王子楚，秦始皇嬴政名義上的生父），2指兩個王室（秦國、趙國），3指三個後裔（秦始皇嬴政及他兩個同母異父的弟弟），4指四項重要的改革：廢貴族、禁刀槍、焚詩書、坑儒生，5指五大成就，以軍代政，軍功論賞，車同軌，書同文，海內和平。6指秦滅六國。
秦滅六國後，秦始皇在帝國範圍內推行郡縣制。這一決策既蘊涵了秦始皇的個人意志也對當時的歷史條件相對應。從秦始皇的身世來看，子楚作為秦國的邊緣王子最終成為秦帝國合法繼承人。子楚的兒子秦始皇在即位後，由於自己母親的特殊身份，他殺死了自己同母異父的弟弟，也讓分封制失去了實行的基礎條件。秦始皇還著力推動了多項有力的改革，如通過土地、行政的改革廢舊貴族，立新貴族；通過禁刀槍完成暴力壟斷；通過焚詩書完成意識形態壟斷；通過坑儒生消滅政治異己，以上種種措施都開創了中國歷史上的先例。秦始皇在統一六國後，延續了以軍代政（軍管郡縣）和軍功論賞的制度，設三十六郡，車同軌以便於御察地方，書同文以利於郡縣官員的信息溝通。秦始皇所推行的政策希望結束諸侯戰爭，保障海內和平，使自己所建立的制度成為定製延續千秋萬代。因此，這一系列事件推動秦代郡縣制的產生和發展本身就充滿了歷史的偶然性。
自秦代郡縣制創立以來，這一制度帶來了一系列重要的歷史後果。首先，郡縣制界定了中國帝國在東亞的版圖。其次，郡縣制確定了中國特有的『官僚君主制』，選擇了儒家作為官僚君主制的指導思想和行為準則，並選中了『農』作為國家結盟的對象，出現中國特有的『國家-農民聯盟』。『農』的政治地位高於『工』，『商』，這在世界史上也是罕見的。相比於領主制，郡縣制具有較大官員的供給彈性的優勢，這使得帝國領土版圖具有較大彈性。歐洲歷史上實行的領主制度，由於受到貴族人口和生殖能力限制，領地疆域相對穩定。歐洲領主九次十字軍東徵均沒有建立政權，與沒有郡縣制有直接關係。而中國歷史上從秦漢至明清，經歷了多次疆域的擴張、收縮，這都說明了官員供給彈性決定了領土版圖的彈性。郡縣制推崇以才取人（Meritocracy）的文官統治，允許社會階級流動，導致『布衣階層』有可能崛起，這有效提升了社會人力資本投資，提升社會總體管理效率。文官郡縣管理制度崇尚文治教化，減弱了地方暴力衝突矛盾，間接降低了社會交易成本。郡縣制有利於帝國內部消弭戰爭維持和平，而非政府財政稅收的最大化，或者官員對朝廷忠誠的最大化。稅收和忠誠最大化是領主制的特點。
但郡縣制也存在一定弊端。例如，秦始皇焚書坑儒對思想控制的先例產生了思想僵化的負面影響。儘管董仲舒說服漢武帝獨尊儒術，但孔家一言堂隨著朝代的更迭，越來越強調個人克己修身，因此秦代以後再無百家爭鳴。此外，文官制度的發展也產生了根深蒂固的官僚主義，相比而言，中世紀西歐和江戶日本沒有官僚主義的條件和動機。儘管儒家推崇輕徭薄賦，但重農抑商的政策偏好也導致了工商業的發展遲緩，帝國經濟結構單一化。最後，過分重視考試取仕和『孝道』引出的『好男不當兵』的社會價值判斷也導致了中華民族缺乏尚武精神和國防實力長期存在短板。
本次講座的評論人由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龍登高、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經濟史學系副主任，長聘副教授郝煜擔任。
龍登高教授指出鄧鋼教授的研究表明具有全球經濟史的比較視野十分重要。即使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學者也應該努力通過不同視角發現創新性的結論。歐洲的文官體系伴隨著近代民族國家形成而建立，比起秦代軍管郡縣、漢代文官郡縣制度在時間上存在明顯地落後，這說明了秦代郡縣制的超前性。如鄧鋼教授所講，郡縣制的產生存在偶然性，並不斷在官僚制度、科舉制度等方面得到發展完善。中國歷史能夠延續偶然產生的郡縣制度，並圍繞這一制度產生一系列創新背後的原因值得我們進一步深思。需要注意的是，我們不能因為中國近代的落後，就迷信西方近代的制度創新和過分貶低中國歷史上的制度遺產，客觀理性地看待東西方文明的發展才是較為正確的史觀。郝煜副教授指出秦代郡縣制的建立和鞏固既存在個人偶然因素，也存在長期因素。秦始皇作為秦帝國君主，其目標函數和約束條件也受到長期積累發展的歷史環境的制約。同時，郝煜副教授認為儘管西方正式的文官體系出現較晚，但是歐洲的教會、中世紀學校仍然承擔了一部分文官的人才供給，因此東西方官員供給彈性的差異或不應被過分高估。此外，部分文獻表面分封制和郡縣制的選擇比較也可能受到農業生產異質性高低、軍事威脅單一或多方向及對於大規模水利治理的需求等因素的影響，這些較新的成果或許可以為這一話題補充新的思考方向。
最後，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經濟史學系主任周建波教授對本次講座進行了總結。周建波教授認為鄧鋼教授的演講讓人深受啟發。古人曾說『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秦國成功改革的原因之一是成功抑制了舊貴族的頑疾實力，而提拔了一批新貴族。在商鞅變法時，秦國主要以軍功進行行賞，這一舉措極大激勵了一批底層人士努力在戰場上奮勇拼殺。但這樣的激勵制度也導致了人力資源能力的不匹配，例如韓非子就曾反駁認為能徵善戰的將領未必能夠履行地方長官的職務，這或許也是後來法家軍管郡縣向儒家文官郡縣制度轉變的原因。
第二講 「中國高產農業是什麼決定的」
鄧鋼教授指出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特徵事實，即歷史上中國呈現高產農業的特點，但中國的自然資源稟賦並非最適合農耕。曾在南京金陵大學任教的美國學者卜凱教授對中國的農業地理環境進行了深入考察。根據卜凱教授的調查，就資源稟賦而言，中國的年降雨量並不高。僅根據農作物生長所需的天然水資源，中國北方更為適合小米玉米和紅薯，南方適合種植麥類，整體而言，中國的天然環境並不適合種植水稻，惟有通過人工灌溉予以彌補。而地形上，中國整體多山少平原，農耕土地的不足致使中國人進行大規模地整地。卜凱調查還表明，中國農業灌溉水源上，北方小麥70%來自於井水灌溉，而南方水稻64%依賴於河水。鄧鋼教授指出，這一證據表明德裔美國歷史學家魏特夫（Karl Wittfogel）所提出的『壟斷河水的東方專制主義』可能並不成立。種種跡象表明，中國發達的農業並非由於在自然資源稟賦存在先天優勢。
中國農耕生產成本較高。與中東麥類起源地相比，中國北方並不適合種麥；與南亞及日本相比，中國南方並不適合種稻。鄧鋼教授提出有理由推測中國的農耕經濟是自上而下政策導向建立的，且這個過程到宋代才完成。這一結論得到了以下證據支撐。
第一，國家土地所有制曾是長期歷史制度。西周到唐末歷時2000年之久的土地國家所有制，符合馬克思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提法。井田制、均田制等土地制度也都主要由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推動；但至宋代，中國已經實現廣泛土地私有制，看得見的手逐漸讓位於民間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卜凱調查表明，中國耕地的90%都屬於私人所有土地，並得到官方認可。宋代就有一田多主的說法，這表明此時的農業剩餘可以支持一個食利階層，中國農業經濟較為成熟和高產。宋代中國的土地私有制是隨著中國農業從北方向南移同步進行的，國家看得見的手主動讓位於市場看不見的手，可以說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結果，也不再需要勸農。隨著土地制度的變革，中國稅收結構也發生變化，由唐代的租庸調向兩稅法轉型。宋代的貨幣土地直接稅的制度確實對宋代已經進入農業資本主義的假說提供了一定支撐。從全球經濟史視野來看，相同的土地制度歐洲落後中國800年，亞洲落後中國900-1000年。
第二，在宋土地私有制以前，重農-勸農體系人為降低農業的機會成本，對建立中國現有農耕體系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史記 貨殖列傳》中就有記載「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類似說法亦可見於《漢書 貨殖傳》），這表明自然規律顯示相比於其他行業，農業絕無行業上的優勢。中國自古代以來通過多種政策引導民眾從事農業，例如實行輕徭薄賦，通過常平倉制度平抑糧價，專門設有管理農業行政官員指導農業生產。此外，通過農業信息共享也提升了農業效率，《氾勝之書》、《齊民要術》、《王禎農書》、《農政全書》等書籍的廣泛流傳可以證明這一點。由此來看，中國歷史上重農思想的滲透是自上而下實行的，明清皇室還專門請藝術家對耕作進行描繪，君主高調勸農。
鄧鋼教授進一步指出中國農業在微觀和宏觀上取得了重大成功。微觀上，中國古代農業達到了俄國經濟學家恰雅諾夫（Chayanov）所提出的充分就業，即投入充分回報，農業總產出最大化。如圖所言，上圖以家庭無報酬（Free Labor）的生產關係，及以產量最大化為目標下，則農業總產出可以達到C-D階段。這是因為農家內部勞力不付工資，使得「勞動邊際產出」的概念完全無效，勞動可以無限投入。並且不存在企業量產的最低門檻。這明顯優於資本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企業。但在僱傭市場的生產關係，及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下，則農業總產出會止步於B-C階段。宏觀上，中國古代農業達到了伊懋可（Mark Elvin）所提出的高水平平衡陷阱，這主要是得益於全球作物引進和本地高投入兩種有利因素。此外，不同於奧爾森（Olson）所提出的國家政府必然尋租的假設，中國古代政府有意識地放棄尋租，並重視災疫下的救助福利。以此推論，由於中國國家重農-勸農體系限制政府尋租，提倡輕徭薄賦，那麼以政府稅收來衡量國家能力的假定就不成立。中國政府所推動建立的國家-農民聯盟使得人均稅收負擔降低、民眾福利上升、及人口大幅增長，最終達到了經濟學上所說的帕累託雙贏（Pareto Optimum）。
本次講座的評論人由南京農業大學鐘山首席教授，國際科學史研究院通訊院士，《中國農史》雜誌主編王思明，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經濟史學系主任周建波教授擔任。
王思明教授指出資源稟賦的確對人類生存方式有重大的影響，胡煥庸線即是一個例子。在我國，400毫米等降水線以下主要為牧區，400至800毫米等降水線為旱作農業區，800毫米等降水線以上為稻作農業區。事實上，農耕的歷史在人類漫長演進過程中可以算作一種姍姍來遲的生活方式，除資源稟賦外，農作物還受到經濟轉型、人口增長、飲食文化變遷等多重因素的影響。在中國農業發展史上，主要農作物經歷了多次變遷。幾千年前，中國人以粟（小米）、黍為主；至唐代，小麥逐漸替代了小米；而至宋元明清，稻作崛起，至今是我們日常主要的主食之一。此外由於國外農產品的引入，中國玉米產量也極為可觀，是第一大作物，這是由於70%的玉米可以用於飼料，滿足人類更高水平的物質需求。王思明教授提出這些因素或可以為鄧鋼教授深入的研究補充些許新的思路。
周建波教授鄧鋼教授的系列研究講座邏輯上一脈相承，講解上深入淺出，結論也是新穎而有力。首先，鄧鋼教授指出中國農業生產環境並不突出，但卻成為世界著名的以農立國的國家之一。其次，中國歷史上在土地制度上進行了長期的摸索。春秋戰國時期，曾試圖實行土地私有制的制度，但也產生了農工商產業失衡的矛盾。因此，在隨後的千百年中，中國土地制度以國有制為主以緩解土地兼併矛盾。最後，直至宋元明清，中國再次探索私有制發展，正如鄧鋼教授所言，這的確對於農耕效率有著顯著的提升。也對應了本次講座的結論，歷史上中國的農業在宏觀和微觀上都取得了成功。
最後，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張亞光副教授以三個貫通對本次講座進行總結。張亞光副教授指出此次講座的內容充分體現出鄧鋼教授古今貫通、中外貫通和交叉學科貫通的學術研究特點。鄧鋼教授學術視野宏闊，理論分析深刻，值得廣大學者認真學習。同時，鄧鋼教授對中國歷史的研究講學，也為西方學習中國歷史提供了新的渠道，讓西方學者更好地理解中國的歷史發展和選擇的發展道路。
第三講 「宋代經濟發展和悲劇結局」
鄧鋼教授指出唐末長達三個世紀的小冰期形成的不可抗力因素，導致宋、遼、夏、金四分天下，並彼此展開經濟競爭和軍備競賽，這些內外部激勵機制催生了國家引領的宋國經濟奇蹟，使得宋成為中華民族對世界經濟史貢獻最大的時代。
鄧鋼教授首先以全新的視角審視了「五代十國」這一概念。其一，從正史來看，在中原十個省份中，只有後周因趙匡胤崛起於此才進入了正史，而《舊唐書》、《新唐書》、《宋史》、《元史》、《清史》都沒有這十個省的歷史；相反，《遼史》、《金史》是公認的中國正史，西夏則因其王朝短命而未載入其中。未進入正史，說明「五代」、「十國」均是中國內部的省份概念。其二，從歐亞大陸各種語言對契丹的稱呼來看，歐洲大陸東到俄羅斯，西到波蘭匈牙利，北到芬蘭丹麥，南到希臘，有九種語言「契丹」和「中國」兩個詞同根，影響範圍達三億人，說明外邦人認為遼國或契丹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些史實意味著，在唐帝國領土上出現了類似西羅馬帝國傾覆後多國爭雄的局面，因此，對於這段歷史更為嚴謹的提法應為遼、金、北宋、西夏四分天下，或者金、夏、南宋三分天下。直到蒙古先後滅西夏、金、宋統一中華帝國，才結束了四分天下的格局。
四國爭雄的共同外部激勵機制是唐末宋初歷時三個世紀的小冰期。在宋國，不可抗力的小冰期引起了一系列內部變化。首先，無霜期縮短，黃河流域的旱作農業普遍歉收，中原大量土地拋荒，北方私人農耕經濟受到毀滅性的打擊。重農的宋國政府誤判原因為缺水，實施了大量灌溉工程以期重振北方農業，並學習漢代以官辦壟斷、薄利多銷的方式推廣新技術，然而稅糧不增反減，宣告重農政策失敗。在此背景下，政府鼓勵人口南移開荒，被迫重農、重工、重商並舉，甚至擴充宋軍來解決北方農業凋敝導致的民生就業問題。在北部遼國，小冰期導致草場歉收、軍馬餓死，散亂的遊牧部落被迫組織起來以求生機，結果建立了現代意義上的國家，進而南移蠶食農耕地帶。自此啟動了宋（漢）—遼（契丹）—夏（党項）—金（女真）—元（蒙古）的經濟競爭和軍備競賽。公元1004年，北宋—契丹遼結成澶淵城下之盟，開啟了北宋每年以白銀、絲絹和海外珍奇向遼國換取和平的模式。該模式又於1038年使用於北宋—西夏兩國關係。面對邊防威脅，宋軍拼命擴軍，然而，由於肩負解決民生就業之責，宋軍招兵規格極低，集結了一群烏合之眾，戰鬥力銳減，以至於軍費開支巨大卻在衛國戰爭中屢戰屢敗。
不同於金和元意在對宋取而代之，遼和西夏對宋只滿足於貢品而沒有領土要求，這種尋租的「坐盜」行為反過來迫使宋國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在財政方面，發行交子、關子以降低交易成本，在世界上首創了信用化貨幣；在經濟方面，重農、重工、重商三管齊下，並在地理上形成了鋼鐵產區、產糧區、銅鉛錫產區和航海區、礦業待開發區的區域專業化分工格局。其中，農業上在南方推廣冬小麥和速生佔城稻的雙季種植、實施青苗法接濟農民，導致了農業綠色革命，使得宋國不僅自給自足，更是首創高達一億的人口規模。工業上工礦業採取政府包買制度，從鐵對糧食的交易條件和鐵產量來看，鐵的生產有了大規模的躍進，而銅錫鉛產量的年增長率甚至超過鐵。礦冶業的迅速發展說明宋代已經出現了工業化，但卻是在人口大量失業背景下形成的一種富有特色的勞動密集型工業化，而從世界範圍來看，北宋的勞動密集型工業化要早於日本明治維新的勞動密集型工業化900年。商業上實行茶酒鹽包賣制度，國營商業擴張，並建立市舶司管控對外貿易，甚至因為進貢海外珍奇的需要，在陸路貿易失守情況下，宋國國際航海崛起，發明了船用指南針、硬式風帆、垂直尾舵、船體金屬鉚釘等，首創遠航馬六甲海峽的紀錄，朝廷更是派八位使節出海招商，從而成為明代鄭和航海的直接先驅。概觀之，北宋的重工—重商政策開啟了「國家導向經濟發展」的先河，早歐洲的彼得大帝俄國和俾斯麥德國800年以上。這些改革還意外催生了《夢溪筆談》、《太平惠民和劑局方》、宋詞、宋體字等新科技和新文化成果。然而，由於沒有解決國防問題，宋代一枝獨秀的重工—重商主義最終以宋被蒙古軍事徵服而終結。不過，鄧鋼教授強調，這種軍事失敗不等同於經濟失敗，宋代對世界經濟史的貢獻值得充分肯定；同時，無論是宋—遼—夏—金格局還是宋—金—夏—蒙格局，在科學技術、經濟改革、資源開發等各方面引領世界的宋反而被落後的遼、西夏、金、蒙古打了，這一「四分天下、落後者打人」的歷史無可爭辯又引人深思。
本次講座的評論人由北京大學經濟學院講席教授、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葉坦擔任。
葉坦教授討論了鄧鋼教授的報告帶來的啟發。鄧鋼教授利用自然史和歷史文獻中的氣候資料這類容易被忽略的資料來研究小冰川或冰河期，儘管具體時間與周期還可以再討論，但在歷史資料的利用方面是一種重要的方式。而從宋代與周邊國家的關係中產生的內外部激勵機制討論宋代經濟的高度發展，則提供了一種不同於傳統研究的分析框架。特別是關於勞動密集型工業化的論點，啟示我們重新詮釋「工業化」這一概念，即非蒸汽動力的工業化——值得更加深入的研究。與此同時，葉坦教授就正史數據的運用、王安石「富國強兵」說的淵源、準確理解宋代制度中的若干概念等方面，提出了一些重要論據。葉坦教授最後指出，無論怎樣劃分中國歷史，宋代都是一個關節點，在宋、遼、夏、金並存的頗具時代特色的三個多世紀中，演化出許多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尤其是明清時代的許多經濟思想和觀念，許多都萌生或肇端於這一時期，值得更加深入地研究以宋為中心的經濟發展和思想文化演進。
最後，周建波教授對本次講座進行了總結。周建波教授認為鄧鋼教授的報告內容豐富、史料數據翔實、極富啟發性，同時葉坦教授的評論非常到位。周建波教授對於小冰期導致遊牧民族南下、迫使宋由傳統重農路線轉向工商發展路線這一思路深感共鳴，並指出這種探討自然變動對人的影響的動態視角是儒家思想較少注意的。其次，鄧鋼教授提出的兩種工業化道路是個非常值得重視的理論問題。其三，宋代軍隊變成養老機構這種違反軍隊本質的舉動，在相當程度上或與佛教普度眾生思想影響了統治者的決策有關。最後，尤具啟迪意義的是，這段歷史反映了「落後者打人、先進者挨打」，而不是我們在通俗意義上所理解的「落後就要挨打」。這正是老子《道德經》辯證法思維的集中體現。它告訴我們，美好中有弱點，不美好中有優點，「匹夫無罪，懷璧有罪」，正所謂「福兮禍之所伏，禍兮福之所倚」。鄧鋼教授的這一論點非常有助於學人開闊視野、全面認識問題。
在已完成的三次講座中，鄧鋼教授與評論人就每次講座內容進行了深入了探討交流，並對評論人提出的建議表示感謝。同時，鄧鋼教授特別批評，目前學界存在對二十五史不加以足夠重視的不良風氣。鄧鋼教授主張要從全局上對中國歷史的變遷邏輯和過程進行深入思考，而僅通過個別數據進行計量分析得到的結論很可能站不住腳。最後，鄧鋼教授勸勉年輕學者學好史學基本功，力求做紮實的學問。
【主講人簡介】
鄧鋼，倫敦政治經濟學院（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終身教授，英國皇家史學會終身院士，倫敦商務孔子學院副院長。師承英國經濟史學家艾瑞克瓊斯（Eric L. Jones）。曾任南開大學、清華大學、義大利都靈大學等客座教授，北大—LSE暑期班管理委員。目前擔任麥克米蘭出版社 （Palgrave Macmillan Press）世界經濟史系列主編。1994年獲「世界經濟學會全會四年一度最佳博士論文獎」。研究專長為中國長周期經濟增長；東亞現代化；中西經濟發展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