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5日，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舉辦的第十場「汲古論壇」在北京召開。本次論壇以「上古世界體系中的石昴與二里頭」為論題，旨在揭櫫各文明區域的交流與互動、匯聚與融合在中華文明形成過程中發揮的重要作用。
論壇邀請了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韓建業、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陳勝前、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研究員易華共三位學者主講，由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喻靜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譚佳評議。本次論壇採用線上交流形式，來自全國及海外多個研究單位的學者與觀眾參與了研討互動。
自丹麥考古學家湯姆森(C.J.Thomson)提出的「石器時代、青銅時代和鐵器時代三期」說傳入中國，從梁啓超《中國史敘論》開始，中國史前史的分期和溯源問題就是學術研究的重中之重。夏鼐在《中國文明的起源》一書中提出「比二里頭更早的文化，似乎都是屬於中國文明的史前時期」。20世紀初，瑞典考古學家安特生(J.G.Andersson)考察仰韶文化遺址，提出「仰韶文化西來」說。李濟、傅斯年、梁思永、徐中舒等學者通過對殷墟的發掘考察，駁斥西來說，提出龍山文化自東向西、仰韶文化自西向東發展的「東西二元對立」說。20世紀中葉，考古學家安志敏、張光直認為龍山文化從仰韶文化發展而來，從而提出「中原中心論」。80年代考古學家蘇秉琦在提出區系類型學說，將新石器時期中國文明狀態描述為「滿天星鬥」。嚴文明提出史前文化空間關係存在不平等的差序格局，即「重瓣花朵」說，其中「中原文化區是花心」。關於中國早期國家形態，蘇秉琦提出「古國——方國——帝國」說，謝維揚等提出了「早期國家——成熟國家」說，嚴文明提出「古國——王國——帝國」說。隨著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推進，證明了距今5300-4000年期間，各地區的文明化進程都有了很大的發展，形成了較為穩定的、具有向心力的區域性政體，進而進入了文明的最初階段。有學者依據二里頭遺址出現的宮殿和青銅器，主張二里頭突破了地緣制約，向四周呈現出文化輻射態勢，二里頭文化晚期可與文獻中夏代對應，並將之判斷為國家形成的起點。又有學者提出早於二里頭的石峁遺址與陶寺遺址等，在規模和規格上也堪稱為「都城」，亦可納入初始國家的範疇。本期論壇即將「石峁與二里頭」置於上古世界體系背景下加以研討，邀請的四位學者研究領域涉及考古學、人類學、歷史學、神話學等學科，從考古遺址概況到宏觀理論闡述，再引入不同的學術觀點，從不同層面展示各學科研究成果，希求在多元文明交流互鑑的視角下，深入解讀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中國的時空特徵。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喻靜在開場致辭中首先談到「中華文明」本身是一個特指概念，它代表中國各族人民共同締造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從歷史到現今的文明演進狀況。它的內涵除了古代中原地區最早的三代王朝國家外，還包括現今中國國家領土範圍內的廣大地域。中國地域遼闊、地形複雜，地理與生態環境的複雜性、多樣性構成了古代不同的多民族、多區域文化。早期中原文明及王朝國家，在這種不同區域文化的交融互滲中發展，並在華夏文明中起著核心作用。這種不同文化因素的交流互滲所形成的差異性與一體性，構成現今「中華文明」的多元一體格局。然後闡發了「二里頭」與「石峁」的文化意義，以及狹義與廣義上「最早的中國」的概念。最後指出探索中華文明的起源、形成與早期發展的過程，以及導致這一過程的背景、原因及其特點，需要多學科有機結合，多角度、多層次、全方位地展開研究。
陶鬹（新石器時代）
陶甗（新石器時代）
蛇紋鬲（新石器時代）
雙人面石雕（新石器時代）
韓建業教授以「石峁與二里頭」簡要開題，首先將石峁和二里頭置於歐亞大陸體系中進行了定位：石峁在早期東方文化圈、早期北方文化圈交界，二里頭則在早期東方文化圈的核心區域。石峁遺址時間為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1800年，屬於考古學上的老虎山文化，分布在內蒙古中南部、陝北、晉中北、冀西北。石峁遺址考古發掘包括外城、內城、中心皇城臺，發現了插在城牆裡的紝木、玉鉞，皇城臺夾道的獸面紋石浮雕，以及大量的壁畫。從對石峁遺址陶器的迭代變化和其他地區文化的比較研究可知，石峁的陶器跟新疆、西伯利亞歐亞草原地區的陶器沒有任何關係。老虎山文化後期，北方人群南下，直接導致了陶寺文化，陶寺晚期文化和稷放丹朱的時期相同。二里頭遺址時間為公元前1750年——公元前1550年，屬於二里頭文化，其核心區域在鄭州洛陽一代，影響範圍擴大到遼西、湖北、湖南，標誌著早期中國文明的成熟——王國文明。在二里頭遺址300多萬平方米範圍內，有宮城和多座大型宮殿，宮城南邊有官營作坊，布局為井字型結構。二里頭文化陶器種類很多，出土有有陶鼎，傳說中禹鑄九鼎，即可能開始於二里頭。此外，二里頭青銅禮器中有鼎、爵等，表明當時禮樂制度已經成為中國的重要制度。二里頭文化承襲中原玉器文化，出土有多孔刀、玉鉞、牙璋等，且更加精美，凸顯了二里頭作為王都的地位。韓教授最後總結：石峁文化源於中原而面向歐亞，屬於邦國文明階段，是與南方有明顯區別的北方模式，南下中原後影響了陶寺文明。二里頭文化基於中華而面向歐亞，已經進入王國文明，為中原模式，顯示出中原中心輻射四方的態勢。
陳勝前教授主講的題目為「中國早期文明社會複雜性的演化」。首先梳理了本次論壇所討論的中國文明起源問題的背景，指出當代考古學的學術背景有科學與人文兩條線索，科學是主流視角，人文視角稍顯冷僻，而本次論壇的選題正是著眼於後者。陳教授因此提出了動詞化的「文化」中國概念，進而引出有關中國文明起源理論研究的討論。研究涉及三個問題：第一，有關「夏」的爭論，究竟有沒有夏朝？第二，中國文明的起源，究竟什麼是文明？中國文明何時起源？第三，東西方文化交流的影響。釐清三個問題的關鍵各有不同，關於「夏」，在族屬上考古學是否能識別「夏」?而這個「夏」是指「夏族」還是「夏代」?關於中國文明起源，實質是社會複雜性的演化，是必須突破其所處環境的約束和所面臨的約束條件，其核心是社會權力的變化。關於東西文化交流，關鍵是上古世界體系，上古世界體系的形成及其影響，尤其是對中國文明演化而言的影響。陳教授提出：有關誰是夏的討論是一個考古學理論問題，即解決族屬考古的難題；同時這也是一個考古學實踐的問題，需要更多的田野考古工作。有關夏的問題應該放在中國文明起源的大背景中來考察，不能孤立地討論夏與二里頭的關係。不管是否有夏，中國文明進程是不可否認的。中國文明演化具有多階段、多模式的特點。中國早期文明演化深刻影響了後來的中國文明發展進程。中國早期文明演化是個自組織、超循環的、相對獨立的發展過程。上古世界體系推動了從古國向王國的過渡，促進了社會權力層次的豐富。社會權力從政治、軍事、經濟到意識形態，是逐漸完善的。中國文明/文化的形成和是一個連續的過程，並不存在最初的中國。
易華研究員主講的題目為「世界之石峁，中國之夏都」，提出石峁遺址是東亞定居農業文化與歐亞青銅遊牧文化結晶，標誌著東亞進入了青銅時代世界體系。「夏」不僅是一個王朝還是民族與文化概念，興於大西北入主中原；石峁遺址是夏代早期東亞最大遺址，很有可能是夏都。為了給這個觀點提供證據，易華研究員從時代與年代、地理與經濟、社會與文化多個方面，將史學文獻、考古實物與遺址、現代的斷代研究等多領域加以串聯，指出：石峁遺址具備王國首都規模與功能，作為夏代首都年代符合夏商周斷代工程所確認夏代紀年。石峁位於本土定居農業文化與外來遊牧經濟結合部，遺址不僅出土豬骨、犬骨，亦出土了不少完整羊骨、牛骨，還出土了馬骨，出現「六畜」齊全局面。石峁出土墓葬表明當時已進入複雜社會，不僅有貧富分化，且有男女明顯不平等，這也與歷史記載中夏代開始進入父死子繼的父系父權社會相符合。在此基礎上，又將石峁與西臺首都哈圖莎(Hattusas )的毛石建築和埃及聖城阿拜多斯墓葬對比，提出了石峁遺址已是青銅時代世界體系文化中心之一的觀點。由此得出以下結論：歷史記載表明夏代開始之際東亞吸收了遊牧文化，形成了父死子繼多族群複雜社會，也就此進入祀與戎並重幹戈王國時代。考古發掘表明石峁遺址早期是一處龍山文化城址受到了齊家文化明顯影響，出現了男尊女卑多族群複雜社會，也進入了祀與戎並重王國時代。縱橫比較綜合研究表明石峁遺址標誌著東亞進入青銅時代世界體系，很可能就是中國歷史上的夏代首都。
三位主講人陳述之後，譚佳研究員做出了豐富飽滿的評議，包括對本次論壇的理解、所受啟發，從神話學研究的角度對三位主講人的發言作概括，並評價本次論壇呈現出非常錯落有致的學術觀點和面貌，從學術背景來看，這次論壇的內容與主題暗含「一個推動」和「兩個呼應」，「一個推動」即對中國傳統所固有的中原中心論和針對中原中心論的從晚晴以來的西來說，有著重大的學術史推動，「兩個呼應」為對內的呼應——對認識「中國」進行根脈診斷，以及對外的呼應——對漢學界中華文明起源爭論以及連續性、統一性問題的回應。在史前農業起源全球化、青銅文明西來的影響過程中，傳統核心區域的衰落、唯一地帶和半月形地帶北方的興起，石峁和二里頭是最為突出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在史前最有代表性最典型的個案。
譚佳研究員就石峁皇城臺與美索米亞文明的塔廟的關聯、青銅器的實用性和禮樂性、玉石傳統等問題與主講人交換了看法。針對提問，主講人作了積極的回應與解答，同時三位學者之間也進行了互動，展現了古史探索的豐富層次與多樣路徑。
考古發現表明，中華文明是土生土長的，是在自身基礎上起源、形成的。然而，中華文明並不是封閉的。在其漫長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與其他文明之間也發生過各種各樣的交流。東西方文明之間的交流與互鑑，早在比張騫通西域早將近 3000 年的新石器時代晚期就已存在。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與互鑑不斷地為各地的文明增添活力，是推動文明發展的重要動力。距今4300年前，中原地區匯聚各地文化因素，禮樂文明嶄露端倪，以中原地區為中心的歷史格局也在此時期顯現。平和、執中、重禮、包容、民本、信義等文化基因，為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堅實深刻的思想基礎。積極吸收借鑑外來先進的文化因素，將其與自身的文化傳統相融合，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自古以來就是中華文明保持長盛不衰的秘訣，是中華先民們為子孫後代提供的十分寶貴的歷史經驗。
（作者單位為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
責編：杜英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