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譜尋宗
重建家風的坐標
對家庭、家族的信仰，是中國人的精神特徵，也是民族的文化特質
文/山旭
中國人的完美世界從來不在天國，而在家庭。
如辜鴻銘所稱，在中國「真正與別的國家的教會宗教裡的教會相應的真正組織——是家庭」，而且「在中國的國家信仰裡面，讓人、讓中國的普通大眾遵守道德行為準則的啟示之源，真正的動力是『對父母的愛』。基督教教會宗教的教會，說：『愛基督。』」
陳寅恪在《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係》中說：「家世信仰之至深且固，不易湔除，有如是者。明乎此義，始可與言吾國中古文化史也。」
類似的意思，在國家領導人的話語體系中，則表述為：「家庭是社會的基本細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學校。不論時代發生多大變化，不論生活格局發生多大變化，我們都要重視家庭建設，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風。」
雖然歷經革命與立新，但即使在傳統文化最低谷的時期，對於家庭和家風的信仰仍存在於中國人的內心底層。
如今，在物質極大豐富之後，對家庭、家族的信仰，作為中國人獨一無二的精神特徵而再度得以申張和發揚，並彰顯為民族的文化特質之一。
然而傳統中國社會以倫理和家風——它在很多時候直接表現為家族法——維繫，其社會基礎是宗族式家庭。如學者餘世存所形容，當下中國的「家」已經從傳統四世同堂演變成二世或一世家庭。
至於陳寅恪所稱讚的「士族之特點既在其門風之優美，不同於凡庶，而優美之門風實基於學業之因襲」，第一，當今世界已無「士族」「家族」根基，其次，經過數十年西學東漸、國家變化，也很難有「學業之因襲」。
於今日中國生成現代家風，既是情非得已，亦是情勢使然。
現代家風，必然無法脫離中國傳統的家族、家風。1978年以來，中國社會復甦的一個表現，就是漸漸地重新燃起了對家族的認同。千百萬人奔波於華夏各地，聯絡宗親。
這種文化認同，是在國家認同、民族認同之外建立的新身份認同。它又與國家認同和民族認同連結，完整構成了一個中國人自大而小、由國到家的坐標系。
在中國，沒有一部家譜不會牽連國運興衰、不以大時代變遷為背景；也沒有一部正在編修的家譜，會忽略祖先在國運中的角色。
中國已不太可能再回到以龐大家族為基礎的社會，中國人重建家風之路也還很漫長——僅僅20多年前，作為家族、家風基礎的家譜，還是一種禁忌。
及至今天，中國人對於家譜的認識仍然模糊。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它可能還是富庶者或名門望族的專享。
而尋根者卻似乎已在追尋與恢復家譜的艱難之中，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寄託。
不過，現代國家畢竟將法律和科學、公共教育等作為治理基礎，家族與家風則歸結至「家教」範疇，成為現代國家國民養成的重要途徑。至於在傳統文化中向無多言的「自由」、「平等」等觀點，則需要在現代家風的形成過程中被更多強調。
此身何處來
死亡，是擺在尋譜人面前的生命常態
《瞭望東方周刊》特約撰稿王斯璇 記者鄭秋軼/山西太原 北京 山東新城報導
甯長佔倒下的瞬間，世界仿佛靜止了。慌忙餵藥的老伴，亂作一團的人群，身下被刨得凌亂的泥濘雪地，一切都遠得不切實際。只有眼前這村碑，他死死盯著、死死盯著，再也離不開。
上書：「明末甯姓由小雲南遷至小皂，後老大、老三、老五、老六四兄弟遷此，取名大甯村。」
甯長佔向《瞭望東方周刊》回憶起這一幕：「那一刻，我死而無憾。」
作為中國民間修譜人中的一位，甯長佔在2003年挖出了關係祖先遷移的關鍵證據：被埋在地下的村碑。
那年剛剛60歲的甯長佔老淚縱橫，難掩激動，心臟病復發，當場暈厥。
人子知分曉，此身何處來。
多少修譜人，仍走在尋根路上。
家族的執念
甯長佔永遠不會忘記那「神聖的一夜」。
2005年，春節前的冬夜，黃帝陵的出山路黑漆漆的，只有手電筒一束孤零零的光柱，寒風卷著枯葉呼嘯而過，兩側的高大松柏驟然作響，一片肅穆。
心臟不好的甯長佔再次心跳過速，強忍著腳被磨破的痛楚，和老伴牽著手，沿著山路一步一步走向幾公裡外的黃陵縣縣城。
下午3點半，兩人從1600公裡外的遼寧營口趕來。為了第二天一早趕去雲貴，甯長佔拿著介紹信和身份證，懇求景區管理人員允許他們進入。
此行的目的，一是為了搜集此處有關先祖的碑文，二是「身為炎黃子孫」拜謁黃帝始祖。
黃帝陵前，甯長佔虔誠跪拜，原原本本地敘述了一遍修家譜的夙願。老伴打著手電，他把碑文資料用相機一一拍下來。
無車、無人，晚10點回到縣城……這不過是甯長佔近50年尋根歷程的一個情景。臨走時，甯長佔帶了一抔黃土，陪伴他走過漫漫尋根路。「這是給我自己的，更是給整個家族的。」
甯長佔對於家族的興趣，源自兒時聽到的始遷祖甯九德的故事。
清順治八年，山東天災連綿，甯九德擔裡挑著兒女、背上伏著雙親，一路經過濟南、天津、錦州，逃荒至遼寧營口。
甯長佔修譜以前，這些故事只在甯氏一族中口耳相傳。
「我家的家譜早已失傳。」這使始遷祖那段搭窩棚居住、給人扛活賺錢、和雞鴨同用同喝坑塘髒水的艱難歲月，在不同族親的講述中變得支離破碎。而且，甯長佔這輩還耳熟能詳，後代已難言完整。
「當初始遷祖為了活命那麼拼死拼活，你們年輕一代卻一問三不知！」甯長佔眼中開天闢地般的祖先遷移故事，就要這麼被歲月遺忘了。「這本是我們老甯家的精神，子子孫孫就應該延續下去。」
然而，與這個宏大願望相比，更現實的是，那時佔全村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甯氏一族雖然稱兄道弟，但輩分混亂，更道不清誰近誰遠。
對於山西平原的辛存壽來說，修譜本身就是家族精神的傳承：對祖先的敬重，對家族的尊重和傳續。修家譜的執念，也被辛存壽認為是從爺爺那裡傳下的最大財富。
「我家上一個家譜是1941年修的，修譜的人全都不在了，譜裡記載的人現在最小的也已經70多歲了。」他對本刊記者說，上世紀30年代，祖父辛兆仁聯合村中最有文化的長者辛在勤，用兩年農閒時間早出晚歸，補上了辛氏中斷的80年。
那一代的家譜主要從碑文中找線索。
山西的冬天漫長、寒冷、幹凜。秋收結束，辛兆仁拎著水壺出門抄碑，「碑文上都是土，你爺爺得用水一點一點擦乾淨，再抄下來。他能認識多少字？那就描嘛。一直要抄到清明前。」奶奶摩搓著雙手，不知給兒時的辛存壽講了多少遍。
「我父親一度也想延續家譜，但只讀過四年書，實在無力勝任。」辛存壽說，「我開始修譜時，我爸還活著，也幫我張羅統計人數、找資料、校稿子。他死前家譜雖未付印，但初稿已基本成型，他都參與了、見證了，非常滿意。」
修譜源自一次偶然的回鄉聚會，辛存壽和辛在勤的孫女對於修譜的想法一拍即合，「既然爺爺做過同樣的好事，這個責任就由我承擔下來。」於是2001年他開始行動，「作為孫輩的我們繼續來做修譜這件事，這種執著是一脈相承的。」
「像個地下工作者」
同樣是修譜人，山東新城的王毓棠一直致力於家族仕宦史的考證。他曾整理出一本《新城王氏仕宦錄》：「考取功名的有1000多人，文武進士都有。」
王毓棠的直系先祖是王象兌。傳說，他任陝西米脂縣令時，李自成任該縣捕快。因辦事不力，李被王象兌杖責。李頓足長籲，堂瓦驟落。王象兌嘆道，李非碌碌之輩！於是告老鄉裡。李自成起義後，下任知縣被割頭祭旗。
「這一傳說一直在王氏家族中流傳，但未見文字記載。」王毓棠覺得，歷史的神奇之處在於，「如果李自成殺了先祖王象兌，就沒有我了。」
還有五朝元老、官至兵部尚書兼薊遼總督的王象乾，「曾與張居正、袁崇煥同朝為官。《聊齋》中的《大司馬》也是王象乾的故事。其正史上卻鮮有記載。」王毓棠告訴本刊記者，核實這些祖先為官的身份並非唯一目的，他們為官的政績與造福一方、載入國家的歷史，希望可藉以引導族人。
相較王毓棠和其他人，甯長佔是中國民間修譜人中行動的先鋒。
立志捋清家史的舉動始自上世紀60年代末。30歲的甯長佔在先祖甯九德墓前明志：盡畢生精力，編寫遼南甯氏家譜，以敬祖先。
彼時特定的社會氛圍中，甯長佔開始悄悄尋訪。周末獨自一人騎車百裡，在附近幾個縣挨家挨戶拜訪甯姓後代。
「你太爺爺、爺爺都是做什麼工作的？」相熟人家和他偷偷聊上幾句，但稍微謹慎一點的，立刻變了臉色，默不作聲開門送客。
家裡人更害怕受牽連，甚至阻止甯長佔出門。
「像個地下工作者。」甯長佔如此形容。
那時他調查目的很簡單——先找到老家譜，這樣一切就都有了參照。
在「破四舊」的衝擊中，不懈努力了兩年，甯長佔終於在近村一戶人家得到了被「保密」的老譜——清光緒25年抄錄的兩本甯氏「宗祠書」，本支系始遷祖甯九德遷移東北後尚存的唯一書證。
看到後卻如冷水澆頭，「只是一個最簡單的世系表，七八代人名，沒有任何具體記載，還是殘缺不全的。」他回憶。
「家譜記載了家族的歷史，有了家譜才能講清本族源流，才知根脈所處之地。」甯長佔對《瞭望東方周刊》說。
他真的在這世上存在過
翻爛了書，抄薄了本，辛存壽在太原古董市場上無意淘來的一個帳本中，發現了許多「我們村不知道的事兒」。
比如，某辛氏族人金貴並未出現在本族家譜中，辛存壽卻在帳本中發現了此人確實存在：他買過的房子、賣過的地，和誰交易過東西，都清晰在冊，甚至據此推出生卒年月和時代，「這個人物一下子豐滿了，而且和整個家譜聯繫起來，他真的在這世上存在過。」
無中找有、有中挖根，是每個修譜人始終不懈努力的目標。2003年冬天，甯長佔終於在蓬萊市小門家鎮大甯家村一位長者口中，得知甯氏來源的可能線索——大甯家村村口的村碑。
「文革」中甯家廟祠毀壞，此碑成為甯氏來源的唯一記載。可兩年前修路，村碑埋在路基裡了。現在柏油馬路貫通，汽車來來回回。
為了打聽村碑的下落，甯長佔和老伴兒走遍了大甯家村，挨家挨戶走訪。直到村子外二三裡的村口，一家農機修理鋪店主終於確認：當年拖拉機把村碑推到了路中央，他叫了十幾個人把碑拉到門口墊平土地，便於修農機。
欣喜若狂的甯長佔掃開20多釐米厚的積雪，借來店主的鐵鉗和錘子，順著村碑四周挖起來。
長1.45米、寬80釐米、厚20釐米的村碑被凍土嚴嚴包裹。兩個小時，甯長佔鑿得手破了肉，四周土地才終於鑿開了縫。
經過兩個小時擦洗，碑文重現。大甯家村和遼南甯氏的來源，終於一目了然。
「為了找碑文記載，年近80的老太太帶著我們上山看老墳。」對於尋碑，山西靜樂岑城修譜人李俊崙有同樣的經歷。
途中路過死去兒子的墳墓，老太太扭過頭去痛苦不堪，助手的腳也被路上的野豬夾子夾得血肉模糊。
但是，「家族的凝聚力把我們聯繫在了一起，雖然碑上的人物記載和我們掌握的資料出入不大，但畢竟是實地考證，更確切。這樣的時候太多了。」憶起家族的團結，李俊崙感動至深。
找歷史資料不易，看歷史資料更難。新城王毓棠參加修譜工作之初，難以看懂家譜裡的許多字詞、人名、地名、官職、制度。
「我買來《辭海》查閱，再不解就跑去濟南的圖書館請教。」從制誥、司馬、三公三孤、六部五寺到科舉制度的詞條，他整理了整整一大本，「天天幹這個，比上班還忙。每天5點起床，10點睡覺，時間和精力都花在這上面。」
電話不能停
上考祖先可以在歷史文獻中下苦功鑽研，下考後裔就必須通過宗族的共同努力細緻統計了。
發布倡議書，召開宗室大會，選舉直系代表和地區負責人，制定調查名目，反覆反饋核實信息，實地調查探訪，是修譜的通常步驟。
李俊崙厚厚一摞手札中，各式各樣的紙張勾勾畫畫著各種統計信息。
40個村子、120個統計數字，16次刪改，24次核實，一處存疑——這只是眾多統計表中最簡單的一頁。
「每個支系提供信息報上來，有可能不完整，所以一般至少往返三個來回，比較符合要求了，支系自己也確定了，籤字認可。」李氏宗族的調查內容細化到每一個人，統計多達14個項目，包括姓名、關係、職業、婚嫁、子女、工作情況、生卒等，甚至安葬地。
找人，是尋譜人無時無刻不在做的事情。
「我家電可以停，什麼都可以停，唯獨電話不能停。光是和我有過電話記錄的就有4500人，談過話的人應該突破1萬。」甯長佔說，「一個月長途費四五百元，實在出不起了，電信局聽說後，把長途費當市話費給我算了，還是要三四百元。」
為了尋找宗親，自司法機關退休的甯長佔，找到遼寧省公安廳，請求營口信息管理中心幫助通過系統找尋。
一遍遍說明來歷、一次次表達請求、一道道請示，最終公安部批覆贊同，省公安廳協助甯長佔通過內網解決了尋人問題。
我們沒有家譜也能活啊
「你爸是幹嘛的？」「農民，在生產隊幹活。」「幹什麼活兒？」「生產隊養豬的。」「他是飼養員嗎？還是買賣豬的？還是搞飼料的？」這是甯長佔調查採訪時最常見的問與答。也是所有修譜人最普遍的問與答。
「信息覆蓋面不是那麼大，收集資料速度不盡如人意，有些人不當回事兒，我們只能撇開中間人，自己去調查。」很長時間裡，辛存壽騎著自行車，往返於太原和榆次間，來回40多公裡。
「這個栓恆，我特意寫了一句『侍母至孝』。」辛存壽指著家譜中的一個名字說，「是說他非常孝順。栓恆小時候，媽媽帶著他和姐姐過，媽媽老了以後眼盲，她想吃冰棍，就是水裡加點兒糖精、色素的那種，栓恆跑原平縣裡買去了。路上沒有保溫桶，用毛巾包著放在茶杯裡，回來冰棍全化了，毛巾擰出水來，媽媽喝了。」
辛存壽做著擰毛巾的動作，「這些故事都是我採訪來的。他沒有後人，如果不寫在譜裡，誰還知道？過幾十年，誰還會記得？大家只會說，『還有過這個人嘞』？」
在他看來，相比家譜中一個孤零零的名字，這個記錄使他可能對整個家族的風氣產生影響。
在大量的調查走訪中，「大部分族人都是配合的，但一定會有人有疑慮。」「你是不是大款？能不能給我們帶來好處？」得知辛存壽的目的，對方直接發問，「現在沒有眼前利益吧？將來也沒有吧？我就姓這個姓怎麼了，我們沒有家譜也能活啊。」
「家譜是文化資料，我們應該維護它……」不等辛存壽解釋，對方摔了門。
靜夜常思故鄉景
2009年，辛存壽修譜時作了一項特別統計——老譜3152人中存世僅166人。家譜尚未付印，又有老人作古。尋根的路越走越遠，人卻越來越少。
辛存壽接到辛海玄的電話時，後者已90高壽，「我要和你一起做這個家譜，我要做你的助手。」辛海玄離鄉45年，村中甚至不再有人記得他的名字。
思鄉情切，耋耄老人寫信給辛存壽述離鄉經歷。一封信就要寫三天，手抖得不行，停停寫寫、寫寫停停。
信起頭，「存壽」、「春壽」、「純壽」……類似的名字寫了五六個，「對不起，年紀大，電話裡聽不清你的名字。你了了我的心願，我非常感激。」他在信中對辛存壽說。
「我給他的詩添了這句，『靜夜常思故鄉景，一草一木總沾懷。』他非常高興。」辛存壽指著家譜裏海玄的那頁。家譜6月印畢，轉年元月辛海玄離世。
死亡，是擺在尋譜人面前的生命常態。這也是讓眾多尋譜人焦急的地方。時不我待，甯長佔常常擔心，「百年作古」後家譜的傳續、家風的傳承何在？
對於新城王氏宗親會的每一位，家風是每人手中一本實實在在的書——先人王漁洋所著《手鏡》。
王漁洋，原名王士禛，曾獲一代詩名，馳騁文壇，為官也是「一代廉吏」。
《手鏡》便是王漁洋之子赴官之時，得到的父親囑託：「公子公孫做官，一切倍要勤慎檢點，」出遊低調不擾民間，宴會早赴早散不得夜飲，錢糧多寡俱要批回清楚，「必實實有真誠與民同休戚之意，民未有不感動者。」
318年後的今天，無論是否為官，《手鏡》中王漁洋的傳教家風，仍被族人傳詠。
它在清明祭文中，被王毓棠與族人同唱為：「所存者必皆道義之心；所行者必皆道義之事；所友者必皆讀書之人；所言者必皆讀書之言。」
這些期望，也存在於甯長佔的《遼南甯氏家譜》，存在於辛存壽的《山西平原上院辛氏族譜》，存在於李俊崙的《隴西家乘續修靜樂岑城李氏族譜》，存在於千萬中國人曾經消失的家族記憶中。
而尋找這些家族記憶的人，仍在路上，未曾停歇。
中國家譜沉浮
「二十世紀80年代以前，由於中國譜牒大量流傳日本，日本對於中國譜牒的研究水平一定是領先我們的」
《瞭望東方周刊》特約撰稿王斯璇 記者於曉偉 葛江濤/北京 太原報導
中國的領導人們，從未否定家譜和家族之於中國的重要性。
1957年，毛澤東於成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搜集家譜、族譜加以研究，可以知道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也可以為人文地理、聚落地理提供寶貴的資料。」
到「文革」之前的1964年9月，他與毛遠新的談話中亦提出如下邏輯：「家庭和宗室同是人生的兩個支撐點，有家才有族，有族才有人的共同體和國家。」
不過，這種對於家譜、家族以及作為其精髓的家風的尊重和提倡，作為一種現象，直到改革開放之後才開始走入人們的視野。
其動因，「尋根，是生死以外，人類的第三種本能。」山西社科院首席研究員、中國家譜資料研究中心原主任李吉對《瞭望東方周刊》如是說。
如今，在對傳統與文化認同的宏大命題之外，千百萬中國人對祖先的追尋，恐怕更多是為了尋找自身精神與靈魂的歸宿。
魯迅說：「家是我們的生處，也是我們的死所。」
被東亞同文會帶走的家譜
中國近代史行至甲午，以東亞同文會為代表的日本組織就開始在中國收集包括族譜、地方志在內的信息。
及至中日戰爭爆發，家譜和地方志仍是日本人收集的重要內容，「晉中祁縣一個王氏家族，老家譜極好，有元代的彩色祖宗畫像，非常珍貴。日本人得知了，金錢誘惑、武力威脅，就為了得到這一本家譜。」李吉說。
總之，「日本對中國家譜非常關注。」他說，「尤其名門望族的家譜裡，歷史學、地理學、政治學、經濟學、倫理學、民族學，無所不包。你想了解中國，家譜是最主要的渠道。」
在戰爭中流往日本的中國譜牒難以數計。李吉說，一個數據是上世紀60年代日方統計的東洋文庫、國會圖書館、東京大學、京都大學等所藏中國家譜，總計1600餘種。
1960年，中國學專家多賀秋五郎根據日藏中國家譜，歷時21年編成《宗譜之研究》，那時的中國甚至都沒有本民族族譜研究書籍。「上世紀80年代以前，由於中國譜牒大量流傳日本，日本對於中國譜牒的研究水平一定是領先我們的。」李吉說。
日本不是孤例。據稱美國猶他家譜學會在2000年左右就藏有中國家譜約1.7萬種。
當時有一位常州巢姓企業家編修家譜，通過查閱上海圖書館編輯的《中國家譜總目》發現，只有猶他家譜學會藏有清代編修的巢氏家譜。他找到中國社會史學會會長、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陳建華幫忙聯繫該學會複製一份。
李吉說，據專業人士估計，目前國內公藏族譜總量不過3萬種。
「右派」能寫進家譜嗎
1978年，在「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啟迪下，社會科學研究人員開始從不同角度對作為中華歷史遺產的譜牒文化重新評估。
上世紀80年代初，國家檔案局牽頭對全國23個省、市、自治區的檔案館、圖書館、博物館、文化館等公共收藏單位所藏族譜進行摸底統計，除部分單位未來得及整理上報，全國公藏族譜、家譜有18562種。
1984年11月20日，國家檔案局、教育部、文化部聯合發布《關於編好<中國家譜綜合目錄>的通知》，明確指出「家譜是我國寶貴文化遺產中亟待發掘的一部分，蘊藏著大量有關人口學、社會學、民族學、經濟史、人物傳記、宗族制度以及地方史的資料。」
每憶及此，李吉便心潮澎湃，「之前30年中從未如此提及，這個文件說明了黨和政府對譜牒的高度重視，是譜牒文化正式解凍的官方信號。」
不過，政治環境的寬鬆並未加快家譜復甦的步伐。國家性的譜牒研究機構遲遲未有起色：國家檔案局心存餘悸，難以牽頭組建中國譜牒學研究會調查族譜，只是建議地方學術機構試辦。
恰逢此時，兩封信引起了山西省對家譜的重視。1985年，「緬甸太原王氏家族會」致函太原市市長，要求查找始祖王子喬的資料。次年，國務院僑辦又轉給太原市一封「泰國王氏宗親會」來信，要求查證始祖來自南京還是太原。
山西省、太原市領導對此高度重視，組織專門人員調查收集資料。此工作引起了國家檔案局的注意。經過他們建議，1988年，由山西社科院牽頭，中國譜牒研究會籌建成立，當代中國譜牒文化全面復甦。
據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中心家譜專家胡德向本刊記者回憶，進入上世紀90年代民間修譜開始出現萌芽，當時有很多人找他諮詢如何修家譜，「都還不敢張揚。」
1993年，有位老人找到他，拐彎抹角地討教：家裡有一個人是在1949年後被判刑的，還有兩個於「文革」期間被劃為右派的，能寫進家譜嗎？如果寫進去，有關部門會不會來家裡「抓人」？其修好家譜後也不敢出版。
不過，直至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官方對民間修譜既不支持、也不反對。修譜最先形成氣候的江浙一帶，則是改革開放後經濟率先復甦的區域。
「一些南方省市的傳統宗族制度很發達。」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阿風向本刊記者介紹，福建、江西、安徽、江蘇等都是「文革」後最早開始重修家譜的省份。其中一些比較正規的家譜延續了晚清、民國時期的基本脈絡和體例，很多新修家譜加入了女性記載。
華僑帶動的家譜復興
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中心副主任陳建華認為，「文革」後對家譜價值的重新認識體現在兩方面。
首先在學術界，作為一種歷史文獻，家譜擁有許多其他類文獻沒有的豐富史料，對人口學、社會學、經濟學等學科研究都有重要價值。
同時，「儒家文化裡很多優秀的思想都在家訓中得以完整保存。」陳建華告訴本刊記者。
但最主要的，它是人們尋根問祖的第一手資料。
由此，海外華人的尋根帶動了1949年後中國的第一輪修譜熱。
改革開放初年，諸多海外華裔僑胞和港澳臺同胞紛紛回大陸尋根謁祖，其中不乏顯赫一時的政要人物：新加坡總理李光耀、美國加州州長駱家輝、臺灣國民黨主席連戰、馬來西亞糖王郭鶴年、香港商界巨擘霍英東、臺灣科技首富郭臺銘等。
「一直到1995年，中國譜牒研究中心成立7年，服務對象基本上都是海外華裔。」李吉回憶。
尋根服務之所以主要針對海外歸國僑胞，與現實利益分不開。例如1984年香港船王包玉剛回寧波老家祭祖時提出看家譜，當地有關部門臨時為他複印了一部，還提前修好了包家在「文革」被破壞的祖墓。
為此，包玉剛很受感動，先後捐資數千萬元，幫助寧波大學和北侖港的建設。
由此，沿海一帶省市對家譜的評價漸趨正面化。
「當時沿海一帶正在招商引資，海外華人回鄉祭祖，按照政策地方上應提供一定方便，也是向在『文革』期間對他們的族譜等保管不善表達一種歉意。」常建華對本刊記者如是說。
「海外華人的尋根文化很深，諸如安徽劉邦的後人、鳳陽朱元璋的後人，回故鄉投資，辦廠子、修公路、辦學校，政府當然支持了。文化交流多了，地區經濟也提高了。」李吉說，「那時的尋根就是文化認祖，血緣不一定找得到。但他們有這樣的文化認同。」
家族的榮耀
但民間修譜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並不理想。「1984年的文件是文化系統內部文件，民間尋譜仍不能端上檯面，就算宗族想修譜，開始也只能靠海外宗親組織出錢、政府出頭支持。本地人出頭是會擔風險的。」李吉回憶。
1995年，四川一位農民非常熱衷續修自家家譜的農民被公安機關以搞封建宗族活動為由逮捕。李吉拿出國務院的有關通知致函公安機關，他才被放了出來。
李吉認為，「南方的宗族觀念比北方更強烈，家譜毀壞程度也遠不及北方。他們修譜一般出於兩個心理：一個是光宗耀祖，一個是為後世積德。」
在社會史研究領域，評判一個地方宗族制度是否發達的標準主要有祠堂、族產、家譜三項。與南方很多地方以祠堂、牌位等系統的祭祖方式相比，北方一些地方是供奉比較簡單的祖先圖像。
「編修家譜尤其是創修需要有經濟基礎。」陳建華說。
此外，還有一個「心照不宣」的原因就是「家裡出了名人」，「比如省長甚至鎮長，為了光宗耀祖修家譜，那絕對是不差錢。」胡德說。
比如他曾參加江蘇武進一個張姓家族的頒譜儀式。該家族共104人，出了好幾位廠長、鎮長，儀式上很多人來捧場。
正式的頒譜大會上，眾人按照家族輩分，上臺籤字領譜。籤字時要籤署一份「公約」，明確規定要把家譜保管好，如發生遺失、蟲咬或私自變賣，都有相應懲罰。
「是否舉行頒譜儀式與該家族在當地的地位和經濟條件有關，」胡德說，比如儀式前要連唱三天戲，晚上還要在稻穀場上放電影，經濟條件差些的也許只聚在一起吃頓飯。
修譜的生意
隨著民間修譜意願的高漲，修譜逐漸商業化，成了一門生意。
成毓升家的山西尚知堂家譜坊創建於1980年。那時他父親在創業浪潮中從紙漿生意做起，「做紙漿，要收廢品，這過程中就不斷收集到了許多老家譜。」成毓升向本刊記者展示著當初收來、如今已破爛不堪的舊家譜。
「人們聽說你手裡有收來的譜，就跑來借去看有沒有與自己家相關的。可很多時候看不懂。我父親是北師大畢業的，人們就來求助於他，他也樂意幫忙修譜。漸漸地口碑相傳，知道的人越來越多。」他說。
20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人的物質生活還很貧乏，前來求助修譜的人無以為報，於是背來米、面，甚至燒酒。成毓升的父親因此覺得這門手藝做下去，「家裡的生計一定不成問題」。
如今，成毓升提出「幸福定製」，為客戶量身打造家族故事。「我們修譜雖然是生意，但是沒有定價。」
在北京中關村，同樣做家譜生意的北京家譜傳記機構創始人塗金燦的電話也總是響個不停。
「最近幾年家譜大熱，業務根本做不過來。」熱衷於修家譜的人多是離退休的老人，「北京有200多萬離退休老人，很多人都有這種家族文化情懷。」他對本刊記者說。
「尤其是2000年以後，民間修譜大熱。一個企業家不修譜，村裡老人家都會給你找麻煩，掙了錢你為什麼不修譜？」李吉說，僅在常州市300多個姓氏中的280個都修了家譜。
在復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復興的大背景下，一些地方對把家譜作為一種文化產業內容，顯示出越來越高的熱情。
在僅0.3平方公裡的無錫惠山古鎮，政府投資25億元，對118個祠堂和81個姓氏文化進行修復。
「以1993年為界，這之前上海圖書館每個月只能收到一兩部家譜。」胡德總結說，「現在每月都能收到幾十部。」
譜牒文化大熱，民間修譜熱情高漲，看似大好的形勢，李吉卻仍有所擔憂，「譜牒是專門的學問，過去有譜師，現在大多是退休的中學語文老師。畢竟不是專業人士，知識儲備參差不齊。」
而比續譜存偽更嚴重的問題，是國家譜牒研究的斷層。「學校沒有這樣的專門機構，學生也不愛學。我們老一輩學歷史出來的半路出家做譜牒研究，晚年有了一定研究成果卻無奈後繼無人。」李吉感慨道。
曾經轟動一時的中國家譜資料研究中心，如今也名存實亡。「其實1992年我們已經不再展開實質性工作，民政機構每年要我們有20萬元才允許活動，但我們沒有資金。」李吉說，「研究會沒有了，從事譜牒研究的老一輩也快死光了，刊物停辦了。其他地方也不願意弄這個，太麻煩。」
餘世存：我們需要現代家風
有專業眼光、專業態度、有科學理性精神，這些要求比較適合現代素養，是我們現代家庭比較欠缺的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渠魁/北京報導
學者餘世存每次把父母從湖北隨州老家接到北京，都會遭遇煩惱：兩輩人常常一言不合就鬧得不可開交。
地壇附近的一家咖啡館內，餘世存在接受《瞭望東方周刊》採訪時對此評價說：「中國人既沒有與陌生人建立起很好的群己權界關係，也沒有同親人建立正常的邊界關係。」
2009年，餘世存在母親逝世後開始追憶父母與家族命運的書寫。這部分內容被他納入了2014年出版的《家世》之中。他在書中論述世家大族時就提出：「我們太缺少足夠的個體精神營養，這其中就有家風家教的匱乏。」
在餘世存看來，個體精神的營養匱乏與「私」之間彼此影響，中國人一直沒有處理好它們，也滯後了現代家風的形成。
從離家到回家
《瞭望東方周刊》：寫作《家世》主要想傳遞什麼？
餘世存：這些年中國社會發展得太快，提倡追慕時代風氣，提倡所謂的成功等等，但中國人的個體情感認同、情感歸宿始終是一個很大的空白。
我只不過想找個更好的方式，讓大家知道中國的家族文化確實還有很多重要的東西。還有就是家族文化從「五四」以來被妖魔化了，過於看重壓迫性的一面，其實我們完全可以看到家族文化對人正面的東西。
概括起來說，中國人從清末民初以來是離家出走的，現在則是回家。就像特蕾莎修女說的：「回家，愛你的家人。」回家對自身的教育是最大的。
《瞭望東方周刊》：回家是回到傳統嗎？
餘世存：傳統只是一個參照。除了我們敬佩的百年名門世家的成就以外，我們也知道巴金他們對自己家的仇恨，因為家族的壓抑和束縛太重了。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和我們的親人建立一種良性的關係，沒有必要亦步亦趨傳統的東西。
《瞭望東方周刊》：你覺得家風到底是什麼？
餘世存：家風是家族代際之間共同形成的一種氛圍和環境，它追溯起來是能讓人追溯到的。比如有的家風非常嚴格，有的明確寫著後代子孫不得為官，為官者不得進祠堂。
現代人的家風，則應該是現代人相互之間形成的關係，而不是教條式的、條目式的東西。當然教條式、條目似的東西也可以存在，只是要麼是德高望重的長輩立規矩、後來子孫願意遵守，要麼是家族中互動出來的一個東西。就像綜藝節目《爸爸去哪兒》，父親也從自己孩子身上學到了很多東西，這是相互的。
欠缺現代家風
《瞭望東方周刊》：你認為應該怎樣互動？
餘世存：比如以前我有個朋友，以前他是一個極端的受魯迅影響、受「五四」新文化運動影響的人。現在他又把傳統文化放在頭頂，又覺著傳統文化好得不得了、美得不得了。他講他參加農村的葬禮、酒席，禮儀的講究，形式感非常崇高。這是一種極端的態度，應該有一種更為理性的態度。
我們不能先有結論。應該發自你的本心，平等地與它互動。只有互動才能理解，才能與親人、家人建立起一種在現代社會立足，又非常美好的關係。
《瞭望東方周刊》：在《家世》中你寫了17個家族，你最認可什麼樣的家風？
餘世存：林同濟家。林家是傳統向現代轉化得比較好的。多數家庭在教育孩子時要求積德行善，要有敬畏之心、要讀書，一般對孩子的要求都在很粗淺的層面上。但是林家要求子女要有專業眼光、專業態度、有科學理性精神。這些要求比較適合現代素養，是我們現代家庭比較欠缺的。
小家庭可以有小家風
《瞭望東方周刊》：相比這些大家族，一般的小家庭如何從傳統向現代轉化？而且傳統家風形成的客觀條件是家族的流動性不強，在今天流動的社會下，它如何凝聚？
餘世存：這取決於家中的長者，家的性格特徵取決於他們對家的期許。我也遇到過80後年輕夫婦，回到家把手機放一邊，各人看各人的書，以此來影響孩子。小家庭的生活如果是健康良性的，新的家風就會慢慢形成，而不是從傳統大家族中尋找，我們自己能夠創造新的家風。
社會越來越需要家庭教育，家庭教育怎麼做、怎麼展開就要看社會化的力量了。
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很多年輕女性從繁雜的工作中解脫出來，得以把更多的時間放在家庭裡面，相夫教子。比如周末時，媽媽帶孩子去購物中心、圖書城、體驗館，還有一種是在公益慈善平臺上把有相同知趣的孩子和母親組織起來，經常讓她們聚會分享家庭教育的經驗。這是社會層面上的一種實現機制，當然也需要歷史傳統的機制，只不過現在做這方面工作的人很少。
《瞭望東方周刊》：在《家世》中，你特別寫了歐洲的羅斯柴爾德家族。你提到這個拜金的家族人生是古典保守的。這是你有意對現實中國的財富人群的批評嗎？
餘世存：對，但並不限於此。其實我還是看好這個群體的。2014年我主持過一個節目，主題是財富傳承，都是家境比較好的「80後」與父母的交流。至少參會的那些孩子依照父母的要求，進行了拓展訓練，被送到國外讀書，接受西方的理性訓練。這樣回來接班父母企業的時候，不僅所想的是在父輩基礎上怎麼再創輝煌，而且還認為要有能力把父母開創的事業發揚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