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熱度退卻的巴以問題？
對於1980年代末出生的中國人來說，巴以問題曾經是童年記憶裡國際新聞的絕對熱點。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義（因提法達）爆發於我出生之前的那一年。從我剛剛能看懂新聞聯播到後來進入大學學習希伯來語專業的這些年，一個個我自己和同齡人耳熟能詳的歷史事件接連發生，作為新聞話題成為我們作為旁觀者的記憶：奧斯陸協議、「和平進程」、拉賓遇刺、右翼猶太定居者對希伯倫清真寺的襲擊、哈馬斯針對以色列平民的公交車爆炸、定居點建設、隔離牆、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義、阿拉法特逝世、以色列從加沙撤離。再到後來，法塔赫和哈馬斯的內部紛爭，哈馬斯的火箭彈，以色列空襲加沙留下的殘垣斷壁，以及近兩三年對現實和未來愈發失去希望的巴勒斯坦年輕人的抗議和部分暴力行為，讓巴以曇花一現的「和平」前景成為二十多年前的老黃曆。同時，這些現實也提醒著我們：今天的巴以並不比過去的幾十年更平靜。
近幾年來，大家對於巴以衝突的關注似乎淡化了一些，這也很好理解。21世紀的頭20年，世界並不太平，從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開始，中東地區的動蕩曠日持久，波及的範圍也越來越廣，最不缺的就是頭條級別的地區和世界性議題。伊斯蘭國、敘利亞內戰、什葉派和遜尼派的衝突，當然還有外部勢力的幹預，讓中東地區算得上和平穩定的國家屈指可數。同樣是在這幾年，巴以衝突中的以色列一方趁勢成功在媒體和輿論上摘掉了「戰亂」、「衝突」的帽子，並被貼上了「創新」和「旅遊天堂」的標籤。而衝突的另一方巴勒斯坦，就連幾年前加入聯合國的努力，也沒有在我們這裡吸引太多眼球。偶爾出現在新聞裡的巴勒斯坦人刀刺、襲擊以色列人（特別是軍警）事件和以方的反擊，在泛濫的恐怖主義和多個國家連綿不斷的內戰——特別是隨之而來、困擾西方世界的中東難民危機——面前，似乎只能算「小打小鬧」了。
巴勒斯坦實際行政中心拉馬拉。
在難民問題上，巴（阿）以衝突恐怕是「老前輩」了。只不過隨著時間的流逝，巴勒斯坦難民問題給我們帶來的衝擊力好像遠沒有新近的中東難民危機那麼大。這些話題離我們很遙遠：難民營、佔領軍、定居點，這些一定程度上彼此相伴相生的名詞，似乎只有巴、以當事人才能以截然不同的立場和情感，去體味其背後有血有肉的記憶和現實。作為旁觀者，我們很少有機會去走近這些人，走進巴勒斯坦難民營，向他們的生活投去短暫的一瞥。或許，在這樣的一瞥當中，那個曾經大家耳熟能詳的巴以問題，能夠在新聞報導之外顯現出一個更加豐滿的輪廓。
今天就請大家和我一起短暫回顧一下巴勒斯坦難民營形成的背景，然後走進緊鄰耶路撒冷的約旦河西岸埃達難民營（Ayda Refugee Camp）。
二、以色列建國、巴勒斯坦難民與佔領
限於篇幅，在這裡只能以三言兩語勾勒一下巴勒斯坦難民問題的大背景。十九世紀後半期的歐洲，民族主義思想風起雲湧，與此同時，歐洲社會的反猶傳統並未隨著西歐猶太人進行自我同化的努力而淡化。這兩者都對猶太復國主義（或音譯稱錫安主義）在歐洲的誕生和壯大產生了關鍵性的影響。「回歸」心目中兩千年前的祖地，建立屬於自己的國家，慢慢成為了早期猶太復國主義者們的共識。而對於在奧斯曼帝國幾個世紀統治下的巴勒斯坦的各族居民而言，猶太移民並不陌生：15世紀從南歐被驅逐出去的猶太人，有些就遷居於包括巴勒斯坦的奧斯曼土地之上。但是，猶太復國主義的移民和過去的宗教移民頗有區別，新的移民似乎更像是某種「移殖民」：他們代表著歐洲更先進的現代文明，帶著在巴勒斯坦發展獨立社區的決心，購買土地、建立自治機構和準軍事組織、與後來代替奧斯曼的英國委任統治當局合作和鬥爭，贏得了西方勢力的部分支持（如一百年前的《貝爾福宣言》）。幾十年內，巴勒斯坦的猶太社區儼然已經具備了一個國家機器的雛形。
耶路撒冷老城中心的圓頂清真寺。
但是，這個國家雛形還缺少土地和人民。雖然二戰後的移民讓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口劇增到了總人口的三分之一，但直到1947年聯合國分治決議出臺時，他們已經買下的土地仍然只有總面積的7%。聯合國決議雪中送炭，將巴勒斯坦全境的55%分配給了即將誕生的猶太國家。在這些分來的土地上，猶太人在當時並不是絕對多數，這使得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去向變成了一個重要而又懸而未決的問題。如何讓這些阿拉伯人不對新國家的猶太屬性構成阻礙？根據以色列左翼歷史學家依蘭·帕佩（Ilan Pappe/ ）的研究，早在1948年5月16日阿拉伯聯軍發起戰爭之前的幾個月，新近成立的猶太國家就已經開啟了驅逐巴勒斯坦城市和鄉村居民的行動。到第一次中東戰爭結束之時，以色列不僅保住了聯合國分配的55%，還佔領了全境的另23%，總計78%的土地。在這一過程中，七十餘萬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離開家園，而他們的土地、房屋、店鋪、商行，大多被分配給了猶太人，特別是新移民。（帕佩 2011，第15-45頁）。雖然以色列指出有些阿拉伯人的離開純屬自願，但在第一次中東戰爭中的某些集體暴力行為（如Deir Yassin屠村事件）恐怕也加劇了巴勒斯坦人的恐慌，促使其不得不逃離戰火。總之，在被以色列視為祖先的古代猶太被強權羅馬驅逐出猶大（Judea）地區兩千年後，在西方列強和新誕生的聯合國的幫助下，新以色列成功地讓巴勒斯坦的阿拉伯穆斯林和基督徒遭受到了同樣的命運，歷史的「黑色幽默」令人唏噓。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巴勒斯坦難民問題最初形成。聯合國194號決議稱，此次戰爭造成的難民有權回歸故土，但這一權利一直沒有受到以色列的認可。留在以色列及最早佔領區（如今日以色列北部）的阿拉伯人在經歷了若干年的軍事管制和強制搬遷後慢慢走上了舉步維艱的融入之路，而難民們則徹底失去了返回故鄉的機會。為了安置這些難民，在國際社會的幫助下，在約旦、黎巴嫩、敘利亞、約旦河西岸、加薩走廊為主的地區建立了大量難民營。在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以色列佔領巴勒斯坦剩餘的兩成土地之後，新的難民們擴大了難民營的規模。至今，被登記為難民者及其後裔的人口超過五百萬，未登記的難民及後代另有超過一百萬人。 而被登記的難民，後代仍然被認定為難民，也就是說，「難民」成了很多巴勒斯坦人與生俱來的身份之一——就如同我們的姓氏、性別和祖籍。而這恐怕也影響著許多難民後裔對自身、生活以及政治議題的看法。
埃達難民營中的塗鴉將難民身份屬性、回歸意識等話題藝術化。
雖然約旦的巴勒斯坦難民大多擁有所在國國籍和公民權，但在黎巴嫩、敘利亞、沙特等國的巴勒斯坦難民一直以來都不能享受與當地公民平等的權利，無家無國，可謂是最脆弱的群體。最極端的例子莫過於1982年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戰爭。以軍的戰爭目標之一就是打擊在黎巴嫩的巴解組織，在此過程中，以軍縱容、協助黎巴嫩的基督教武裝組織長槍黨，釀成了震驚世界的貝魯特難民營大屠殺，造成多達數千巴勒斯坦難民死亡。（Peteet 2005，第143頁）
貝魯特難民營大屠殺紀念碑。
而在奧斯陸協議和巴以隔離牆建設之後，加沙和大多數約旦河西岸的難民營（除耶路撒冷市郊的Shuafat難民營）變成了所謂A區（即巴勒斯坦官方直管地區）的一部分——這些難民也變成了自己尚未真正獨立的「國家」內的居民。兩地加在一起，難民總數逾二百萬。需要指出的是，這些後來形成的「內部」難民，同樣是背井離鄉者的後代，他們的祖籍大多在最早被佔領或被戰亂侵襲的地區，這些地區當中很多早已成為了當今以色列國的一部分。
最後，提到難民營，不能不提佔領軍。在西岸和加沙，難民營和其他地區一樣面臨著以色列軍事佔領無時無刻的影響——而對於許多人來說，這或許是他們唯一熟悉的生活方式。說到這裡我們需要澄清一個事實：有時候我們可能會誤以為1990年代初期的巴以「和平進程」是兩個獨立國家試圖建立正常的關係，好比以色列與埃及、約旦走過的歷史一樣。實際上，巴以和平進程的背景是以色列對巴勒斯坦阿拉伯土地二十年（自第三次中東戰爭）到四十年（根據聯合國分治決議）的全面佔領，其本質是以色列對約旦河西岸和加沙逐步解除佔領、允許巴勒斯坦獨立國家在約旦河西岸和加沙真正建立的過程。然而，這一過程並不順利。在哈馬斯主政加沙這一事實上內政獨立的地帶後，「戰爭」和「圍困」成為了雙邊交往的主題。而在西岸，「和平進程」亦早已陷入停滯。五十年來，西岸和東耶路撒冷的猶太定居點早已全面開花，數十萬猶太定居者居住在這些國際社會眼中「巴勒斯坦國」疆界之內的C區——也就是完全由以色列管控、巴勒斯坦人基本禁止入內的區域，而這一區域佔約旦河西岸總面積的一半以上。在復國主義歷史觀裡，西岸地區恰恰是兩三千年前以色列、猶大兩個王國實際上的核心範圍，在猶太教上意義也很關鍵，以色列又怎會主動放棄？
即便是巴勒斯坦全面民事管理的A區，在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義以來也已經不再是以色列軍警的禁區。以抓捕嫌犯的名義，以色列軍警偶爾會夜間突襲，由此產生的流血事件觸目驚心。此外，這些區域往往被隔離牆和核查點團團圍住。不難推測，在這種情勢下，巴勒斯坦人在經濟和個人發展上，面臨著難以想像的困境。
我最近探訪的埃達難民營，便是以色列軍警與巴勒斯坦居民對峙的前沿，也是巴方境遇得到突出體現的地方。
三、埃達難民營之行
埃達難民營位於耶路撒冷以南大約十公裡，目前是巴勒斯坦伯利恆地區的一部分，緊鄰隔離牆。0.1平方公裡的土地上居住了多達5500名居民。他們大多是1948年和1967年兩次戰爭的難民及其後代，多數來自耶路撒冷和希伯倫地區的村落。目前，該難民營的日常運營、水電和教育等服務，由巴勒斯坦機構和聯合國相關組織負責管理。Ayda一詞來源於當地戰前一家著名的咖啡館，因為這個詞與阿拉伯語「回歸」一詞（awda）類似，所以居民將這一名字保存至今，以體現他們力圖回歸家園的遙遠夢想。（參見Ayda Camp Profile）。
回家是這個難民營的最大主題。難民營的大門上頂著一枚巨大的鑰匙，上面寫著：非賣品。
早期的難民營只是臨時居所，難民只能住在帳篷裡面。巴勒斯坦詩人拉希德·海珊曾這樣描寫難民營：
「50號帳篷，就在我左邊，這是我的新世界/它與我共享我的記憶/50號帳篷，就在我左邊，是我的現在/但它太擁擠，容不下一個未來……」（引自Pateet 2005，第一頁）。
然而，人們很快意識到這些難民短時間內不可能回到家園。於是在聯合國有關機構的幫助下，難民營裡建起了固定房屋。後來隨著人口增長，居民們在原有房屋的基礎上層層加蓋，巷道狹窄，其安全隱患可想而知。
1956年的埃達難民營。
今天的埃達難民營。
除了房屋結構和防火防災方面的隱患，埃達難民營在水、電、教育和醫療方面也面臨著許多困難。更重要的是在佔領、封鎖以及內部缺乏協調等陰霾之下，巴勒斯坦整體經濟發展水平滯後，發展速度不穩，年輕人失業率長期高達數十個百分點。許多難民營居民需要取得特殊的許可，每天通過核查點去以色列一方從事建築業等體力勞動，而收入僅為以色列平均工資的三、四分之一。近幾年來年輕人主導的抗議示威事件頻發，經濟和個人發展的制約實乃重要元素。陷入絕境的巴勒斯坦年輕人不得不走上抵抗的道路，而難民營中甚至可以看見某些極端組織打出「聖戰」旗號招收新成員的廣告，令人著實不安。
但巴勒斯坦建國運動更加深遠的背景不是宗教戰爭，而是民族解放以及社會主義運動。在埃達難民營裡，我們更常看見早期巴勒斯坦抵抗組織成員的頭像、難民營內被殺居民的紀念像以及各類關於抵抗、自由和回歸家園的塗鴉藝術作品。
女性抵抗者頭像。女性積極參與抵抗是巴勒斯坦世俗、左翼抵抗運動的一大特點。其中最右邊的萊拉·哈利德，曾經是左翼抵抗運動「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成員，共產黨人。曾於1969年製造了劫機事件，試圖扣押時任以色列駐美大使拉賓，但並未成功。此事件未造成人員傷亡。如今仍然健在的哈利德依然在歐洲積極參與當地工人運動。
在以色列軍警行動中被殺的埃達難民營兒童和成人，被稱為「烈士」（shahid）。
難民營入口處阿拉法特（右）和薩拉赫·哈拉夫的畫像。後者為巴解組織務實派成員，1991年被激進派刺殺，被巴勒斯坦人稱為「烈士」。可見巴勒斯坦民族解放事業的阻礙不僅僅來自於以色列一方，也有許多內部紛擾。
埃達難民營最具特色的景觀莫過於隔離牆本身。藝術家們用塗鴉將冷冰冰的隔離牆裝點成了一道畫卷。雖然有些巴勒斯坦人反對將「醜惡」的隔離牆美化，但必須承認，塗鴉給遊人帶來的視覺震撼為外來者帶來了解、反思巴以問題的動力。
疑似被抗議者燒焦的隔離牆和廢棄的以軍崗哨。新的崗哨在難民營外不遠處，隨時可以監控裡面的一切。在右側，塗鴉藝術家將畢卡索反映西班牙內戰暴行的著名畫作格爾尼卡演繹出了當代巴勒斯坦版本。
難民營裡不只有反抗和控訴，也有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塗鴉裡的靜好與周圍環境形成了強烈反差，也吸引了遊人駐足。
因為是周末，孩子們不用上學。難民營的孩子們似乎比其他巴勒斯坦城市的孩子多了一分靦腆。可能是沒有見過多少中國人，許多小朋友會靜靜地圍上來，用自己會的幾句英語禮貌地跟我們交談。也有調皮的小男孩跑過來突然拍了我兩下，然後看著我狡黠地笑起來。他們的生活不富裕，但並沒有人索要財物——反而在希伯倫等巴勒斯坦大城市，偶有這種現象，直到他們被面帶羞愧和歉意的大人驅離。
結語
埃達難民營只是諸多巴勒斯坦難民營之一。因為緊鄰隔離牆，埃達難民營十幾年來成為了巴以衝突的一個縮影。中國人了解中東、了解巴以，如果只在耶路撒冷的西牆和教堂前駐足，在納粹屠猶紀念館內嘆息，在購物街流連忘返，那麼我們就只看到了這個地區的一個側面，雖然重要，但還不夠。在此之外，還有另一個故事，另一種境遇，另一群人，夢想著另一個未來。他們的境遇和希冀，我們中國人的父輩祖輩並不陌生：民族解放、繁榮富強。其中最為邊緣的那一群人，幾十年後，心中還存著那一把回家的鑰匙。
擴展閱讀：
Brenner, Michael. Zionism: A Brief History. Markus Wiener Publishers, 2003.
Cohn-Sherbok, Dan. Introduction to Zionism and Israel: From Ideology to History. London: Continuum, 2011
Pappe, Ilan. The Forgotten Palestinians: A History of the Palestinians in Israel.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A History of Modern Palestine: One land, Two Peopl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The Ethnic Cleansing of Palestine. London and New York: Oneworld, 2006.
Peteet, Julie Marie. Landscape of Hope and Despair: Palestinian Refugee Camp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5. （主要涉及黎巴嫩的難民營）
Prior, Michael. Zionism and the State of Israel: A Moral Inquiry. Routledge, 2005.
王宇. 《析以色列對境內阿拉伯少數民族的政策》.《國際論壇》,2014,16(06):71-76+79
The Applied Research Institute--Jerusalem, 「Ayda Camp Profile.」2010.
（本文作者系哈佛大學近東語言文學系博士生，耶路撒冷奧爾布賴特考古所訪問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