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既極博大，也極殘忍，戰勝一切，孕育眾生，螻蟻蚍蜉，偉人巨匠，一樣在它懷抱中，和光同塵。因新陳代謝，有華層山丘。智者明白「現象」，不為困縛，所以能用文字，在一切有生陸續失去意義，本身亦因死亡毫無意義時，使生命之光，煜煜照人，如燭如金。」 ——沈從文：《燭虛》
四十年代開始，那時在多霧的山城——所謂抗戰「陪都」，天天躲警報，天天聽到「磨擦」消息，天天看物價飛漲，天天讀德、日法西斯向全世界瘋狂屠殺，讀大隧道慘案、公務員貧不聊生全家自殺、「孔二小姐」奇聞、航空獎券發財逸話……之類的報紙新聞，使我感到空氣窒息，有如在汙濁的陰溝中受到六月炎暑的蒸鬱，人在衙門公案上天天蓋圖章，心裡卻茫然惘然，不了解這生活和生命到底為了什麼，生存儼然只是煩瑣繼續煩瑣，什麼都無意義。
那時，偶然在民生路書店買到沈從文的新作《燭虛》，發現他寫得極美，從文字之美使我發現生命原來也極美，因為這種文字是生命所賦予的。於是我被《燭虛》帶到另一個境界去：宇宙實在是個極複雜的東西……人心複雜，似有過之無不及，然而目的卻顯然明白，即求生命永生。永生意義，或為分襲而成子嗣延續，或憑不同材料產生文學藝術。也有人僅僅從抽象產生一種境界，在這種境界中陶醉，於是得到永生快樂的。
這種「抽象」並不是神，不是唯心的宗教，而是作者心目中的「美」。據作者的意見，這種美的感受，訴諸文字不如訴諸圖畫，訴諸圖畫不如訴諸數學，訴諸數學不如訴諸音樂。但是，更好的是連音聲都沒有：「大門前後板路有一個斜坡，坡上有綠樹成行，長幹弱枝，翠葉積疊，如翠翣，如羽葆，如旗幟。常有山靈，秀腰白齒，往來其間，遇之者即喑啞。愛能使人喑啞——一種語言歌呼之死亡。」是的，在至美之前，人們最好無聲。
沈先生把美與愛的抽象提到高度，於是他覺得生命有極偉大之處。「金錢對『生活』雖好像是必需的，對『生命』似不必需。……生命本身，從陽光雨露而來，即如火焰，有熱有光。」他認為生命的目的只是對人世的美好——形與質的發現，並且讓別人也去發現。用他自己的話說：「這個我（用別一種人格的光和熱去照耀燒炙，重獲新生的我）的存在，還是為的是反照人。」
他主張真、善和美的統一：「然抽象之愛，亦可使人超生。愛國也需要生命，生命力充溢者方能愛國。至如閹寺性的人，實無所愛。對國家，貌作熱誠，對事，馬馬虎虎；對人，毫無情感；對理想，異常嚇怕。也娶妻生子，治學問教書，做官開會，然而精神狀態上始終是個閹人，與閹人說此，當然無從了解。」他認為人的好壞，「並不以教育身份為標準」，不識字、身份低的人，在保衛國家民族的戰爭中慷慨捐軀的確如恆河沙數。至於有許多受過高等教育，在外表上稱紳士淑女的，事實上這種人的生活興趣，不過同蟲蟻一樣，在庸俗的汙泥裡滾爬罷了。有某些人知識上已成「專家」後，在做人意識上只是一個單位或一種生物。「只要能吃能睡，且能生育，即已滿足愉快，並無何等幻想或理想推之向上或向前，尤其是不大願因幻想理想而受苦，影響到已成習慣的日常生活太多。」這種人獲得了「生活」（然而是在庸俗的汙泥裡滾爬的生活），丟失（或「閹割」）了「生命」，因而也就失掉了美。在沈先生看來，生命永遠是美的化身。
理想的美失去，於是：「對國家，貌作熱誠，對事，馬馬虎虎，……」也失去做人的真和善。
《燭虛》用十分絢麗的文字來形容美的存在，「生命之最大意義，在能用於對自然或人工巧妙完美而傾心。「凡知道用各種感覺捕捉住這種美麗神奇光彩的，此光影在生命中即終生不滅，但丁、歌德、曹植、李煜便是將這種光影用文字組成形式，保留得比較完整的幾個人。」他是這樣寫的，而我當時想，他自己，也應當屬於這幾個人中之一。
「……如藝術家之與美對面時，從不逃避某種光影形線所感印之痛苦，以及因此產生佚智失理之瘋狂行為。舉凡所謂活下來『四平八穩』人物，生存時自己無所謂，死去後他人對之亦無所謂。但有一點應當明白，即『社會』一物，是由這種人支持的。」
「……因為追究生命『意義』時，即不可免與一切習慣秩序衝突，在同樣情形下，這個人腦與手能相互為用，或可成為一思想家、藝術家；腦與行為能相互為用，或可成為一革命者。若不能相互為用，引起分裂現象，末了這個人就變成瘋子。其實哲人或瘋子，在違反生物原則，否認自然秩序上，將腦子向抽象思索，意義完全相同。」
他是多麼懂得美、生命、社會和藝術家的關係的人。這些「獨白」，打開了一個我從未進入過的境界，我非常羨慕這個人有這樣好的一個腦子，儘管我自己那時已長期接觸文藝，但我似乎從沒有想過這些問題。幾年以後，記得徐遲送了我一本他翻譯的《華爾騰》——一位美國隱士的筆記，思想和風格，約略與此相類。但文筆遜其瑰麗。
沈從文先生那時在昆明，我和他還從未謀面，雖然我已讀過他不少小說，但這本散文《燭虛》卻給我以很深的印象。然而，沈從文自己也清楚，發現了宇宙間存在美這一個「抽象」，並不能就此解決社會的醜惡，不能消滅侵略、飢餓與人世的不平。相反，「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燭虛》在當時，也只能是燭照出美與醜的對比存在，哲人與庸俗世界的存在，而無法使現實世界接近美而消除醜。這就是瘋瘋癲癲的屈原之徒的哀寂，沈從文先生的大多數作品，在極美中也總帶著悲憫，原因亦在於此。
生命的悲哀就在於不能不和生活互相依存！
從以上所引的文字看，文章的風格很像《莊子》，也像佛經，思想的哀豔處像屈原，句子美得像經過精雕細摟的琉璃瓶那樣，光芒耀目，它是從哪裡得來的？沈從文大概從小就是個「書香子弟」，是泡在書裡長大的？
不！他自己的回答是：「是個鄉下人。」
十四歲前是從不愛用功，愛看熱鬧，打架牛蟀的野孩子，二十歲以前，是在湘西一帶小碼頭流浪的「拉茲」（雖然他還沒像拉茲那樣當過小偷，他大部分時間是當兵，當無業游民、舊軍隊的文書和稅收員）。二十歲以後他在北平繼續「打流」。他出生於湘西、黔北、川東交界的山區鳳凰縣。這個地方是苗族、土家族、漢族雜處的自治區，在他的家族中，有土家人的血統。家庭世代出身行伍，祖父在清朝當過武官，父親也當過級別不高的民國軍官，後來破了產。沈從文就是這樣一個民族、籍貫、出身和早年經歷的文學家。
如果說：馬克·吐溫年輕時候也和沈從文有相似的經歷（雖然時、地、社會背景不同，他們的文風全不相同），那麼就是上帝給予他們一個與他們的身世非常不相稱的頭腦，真是沒有辦法的事！
從出生到他第一次挾著鋪蓋讓火車拉到北京前門車站為止，這二十年間，沈從文細緻地領略自己祖國的一個偏僻地區的社會生活（十多年後，他在抗日戰爭初期，又回去過一次），他憑著愛和同情去看自己的鄉土、親人、士兵、農婦、水手和勤勞愛嬌少女。他迷戀那些河市、山城、荒邑、小鎮的碼頭船筏，纜火樓燈。他熟悉所有士兵、鐵匠、縴夫、店主、舵工的生活作息，悲歡喜怒，撤野抒情。在他的文學作品中，每一個人都顯出性格，具有靈魂，使人感到是活生生的真人。由於他對於這些人如此熟悉，如此熱愛，他善於用這些工、農、船戶自己的語言神態，入木三分地去表現他們的身份、性格。他以悲憫的心情去描寫土匪豪霸愚蠢和「英雄」交錯的行徑，描寫江邊吊腳樓上妓女的皮肉生涯。他對於一個擺渡人的小孫女愛情的不幸寫出敘事詩般的故事（《邊城》）。「我的青年人生教育恰如在這條水上（按指沅水流域上下千裡各個地方）畢的業。我對湘西的認識自然較偏於人事方面。活在這片土地上的老幼貴賤， 生死哀樂種種狀況， 我因性之所近， 注意較多。」（《湘西·題記》）凡是讀過沈先生的《邊城》、《湘行散記》、《湘西》、《從文自傳》等作品的人，都為他那情致纏綿的鄉土之愛所陶醉，使人覺得這裡的芸芸眾生，既是非常可愛，又非常可憫。這就是五十年前舊中國的縮影。是作者掬出自己對土地、對人民的至誠，寫出來的輓歌。
由於對湘西風物的熟悉，沈從文能一口氣把沅江流域各種航船的名稱、特點、船戶、航程娓娓動聽地告訴你：運鹽的「大鰍魚頭」是三桅的大方頭船；桅高帆大，首尾收斂的「烏江子」，是糧船；方頭高尾、顏色鮮明的洪江油船，平頭大尾，船身堅實的「白河船」、……辰溪的「廣舶子」，活躍的「麻陽船」，「桃源划子」都各有特性，他幾乎能數出每一條船的歷史，每個船主、水手的習慣愛好，以及這些船隻所經過的每個碼頭的風土、生活和可歌可泣的故事。
例如他寫沅陵地方：「弄船女子，腰腿勁健，膽大心平，危立船頭，視若無事。同一渡船，大多數是婦人，……有些賣柴賣炭的，來回跑五六十裡路，上城賣一擔柴，換兩斤鹽，或帶回一點紅綠紙張同竹蔑作成的簡陋船隻，小小香燭。問她時，就會笑笑的回答：『拿回家去做土地會。』你或許不明白土地會的意義，事實上就是酬謝《楚辭》中提到的雲中君——山鬼。這些女子一看都那麼和善，那麼樸素。年紀四十以下的，無一不在胸前土藍布或蔥綠布圍裙上繡一片花，且差不多每個人都是別出心裁，……天時常常是那麼把山和水和人都籠罩在一種似雨似霧，使人微感悽涼的情調裡，然而卻無處不可以見出『生命』在這個地方有光輝的那一面。」
接著他就告訴我們，這地方婦女出來多的原因由於兵役法的苛刻。男子不是被拉去當兵，就是被逼逃避兵役，「拋下他的耕牛，向山中走，就去當匪」。「鄉下人照例都願意好好活下去，官吏的老式方法居多是不讓他們那麼好好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