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子張問孔子曰：「何如斯①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②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大小，無敢慢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④視成謂之暴；慢⑤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⑥，出納之吝謂之有司⑦。」
【注釋】
①斯：才，就。②屏(bǐnɡ)：同摒，排除，摒棄，除去。③無敢慢：不敢輕慢。④戒：準備，具備。誡訓，戒除。《說文》，戒，警也。⑤慢：輕慢，怠慢；放肆，無節制。慢令，輕慢法令。另解，不考慮客觀現實的命令。⑥猶之與人也：同樣是給人。猶之，同樣的意思。與，給與。⑦有司：古代負責專項具體事務的管理。相當於現在的職能部門。這裡指倉庫庫管出納之類的專職人員。皇疏：「有司，猶庫吏之屬。人君若物與人而吝，即與庫吏無異。」
【釋義】
子張問孔子說：「從政的方法和態度應該是什麼呢？」孔子說：「尊從五種好的領導風格，摒除四種惡劣習氣，這樣就可以成為一個優秀的領導者了。」子張問：「五種好的領導風格是什麼？」孔子說：「優秀的領導者能夠使百姓得到實惠卻又不耗費財力；勞動百姓卻又使之沒有怨言；有追求卻並不用來自求私利；安泰坦然卻不傲慢；威嚴而不兇猛。」
子張說：「怎樣才能使百姓得到實惠卻又不耗費財力？」孔子說：「對於百姓中不同利益群體的不同利益要求，領導者制定適當的政策，引導他們構建能夠實現各自利益的價值鏈，使他們根據自己的資源投入，公平合理的獲得各自的利益回報，這不就是使百姓得到實惠卻又不耗費財力嗎!選擇百姓剩餘的勞力來做對大家和後世有利的事情，這又有誰會怨恨呢？自己要追求行仁政便得到了仁政，又還有什麼可貪求呢？君子對人都虛心平等，無論多少，勢力大小，不怠慢他們，這不就是安泰坦然卻又不傲慢嬌縱嗎？君子衣冠整齊端正，尊重自己的瞻視神態儀容，使人望之儼然，見了就生敬佩景仰之心，這不也是威嚴而不兇猛嗎？」
子張問：「什麼叫四種惡政呢？」孔子說：「為政不重教化，犯罪就殺戮，這叫做虐；在苗頭出現的時候不予及時地戒除，坐視其長大成為公害的時候，才出手打擊邀取功名，這叫做暴；自己漠視法令卻期望企圖以法令來整治算計別人，這叫做賊；還有一種，在許諾的時候，還能表現出慷慨大度，可是在兌現的時候，暗地裡交待下屬推諉刁難，企圖賴帳。」
【按語】
本章講工作方法和工作態度。
【大義闡微】
子張問孔子，從政要具備什麼樣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態度。
孔子說，能夠尊行五種德政，去除四種惡政，就具備了從政應有的方法和態度了。
子張問，五種德政是什麼呢？「君子要給百姓以實惠而不耗費財力；使百姓勞作而不招民怨恨；有追求卻不是貪圖私慾；莊重卻不傲慢；威嚴而不兇猛。」
子張問：「怎樣叫要給百姓以實惠而不耗費財力？」
孔子便逐條解釋五美：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王肅註：「利民在政，無費於財。」這是制定經濟政策的方法和原則，因勢利導，惠民既不是對民眾直接的施捨，也不會與民爭利。百姓從政策上得到實惠，國家也不必耗費財力；不好的政策消耗百姓財力，百姓得不到實惠，經濟得不到健康協調的發展，國家不得不耗費財力。政府手中的優勢在於政策資源，制定相應的政策，順應民眾間不同的利益要求和資源能力，構建公平、合理、有序、可持續的價值鏈條，使相關利益主體能夠公平合理的在這個價值鏈條上通過自己的付出得到自己應得的利益回報。這樣，政府提供的治世政策，並不一定需要大量的財政投入，更不是直接負責百姓的生活，而其效果則是使百姓得到了更大的恩惠，這豈不是惠而不費嗎？
「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邢疏以學而篇孔子的話解釋：「使民以時，則又誰怨恨哉。」這是政府履行公共建設職責時使用民力的原則。政府對於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如修治溝洫，興修水利、養護道路橋梁、國防工程等，需要調用民力，這時要注意時機、對象和方式的選擇。
《荀子·富國篇》說：
古人使民，夏不宛暍(yē，中暑)，冬不凍寒，急不傷力，緩不後時，事成功立，上下俱富；而百姓皆愛其上，人歸之如流水，親之歡如父母，為之出死斷亡而愉者，無它故焉，忠信、調和、均辨之至也。
這裡是說，古人使用民力的時候，愛惜百姓身心體力、關注百姓基本的勞動保障，注意到季節變換、工作條件、勞動強度，又能合理保證工程進度；事功成就之後，能夠使上下都享受到工程設施給人帶來的利益；在工程建設過程中，也能夠使參與建設的人得到相應的酬勞。這樣的領導會因此得到百姓衷心愛戴，人心歸附就像流水匯聚一樣，對他的親近歡喜就像孩子對自己的父母一樣，如果有機會回報他，哪怕出生入死都感到愉快和榮幸。
這並沒有什麼其它的秘訣，就是「擇可勞而勞之」中「擇」的功夫，具體化就是這個「擇」要做到「忠信、調和、均辨之至」，反映在工程項目與民心、民力以及時空的適宜性，以忠信為最基本的出發點，科學論證，格物致知，調和均辨，以中為用，把這些發揮到極致。這樣才知道是否可勞，忠於道義、忠於人民作為最基本的用心，科學合理論證實施，做到與自然、與社會、與廣大的人民群眾、與參與建設的人員都能夠實現和諧共利，利在當代，功在千秋，又有誰會怨恨呢？中國歷史上有很多這樣的工程，大禹治水當然的是在這一思想指導下獲得的成功，李冰父子的都江堰工程，兩千餘年來，民自今享其利。
「欲仁而得仁，又焉貪。」皇疏：「欲仁義者為廉，欲財色者為貪。言人君當欲於仁義，使仁義事顯，不為欲財色之貪，故云欲仁而得仁，又焉貪也。」又引江熙曰：「我欲仁，則仁至，非貪也。」君子也有欲望，只是他的欲望就是得仁，把得到仁作為自己的欲望，滿足這種欲望，就得到了仁，這又怎麼能夠稱得上是貪呢？這一點對我們現代社會極具想像空間。完全是待開發的領地。
「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這是待人處事的態度。
孔安國註：「言君子不以寡小而慢也。」君子待人接物，都以莊重、誠敬的姿態來面對，虛心平等。所待之人，無論多數少數，不論大人物小人物，也不論大事小事，都平等對待，沒有輕慢懈怠，安泰坦然沒有嬌縱之心。這就是泰而不驕。
「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這是君子的形象要求。《說文》：瞻，臨視也。《爾雅》：瞻，視也。
徐幹《中論》說：「容貌者，人之符表也。符表正，故情性治；性情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盛德著，故可以為法象，斯謂之君子矣。」君子修身內外一體，表裡如一，容貌符表是內心境界的反應，同時，外在的容貌符表對內心精神境界也有約束警示作用。身行嚴整端正，人就會有一種頂天立地的感覺，浩然正氣油然而生，在人的精神氣質上就表現出來，別人一望而產生一種天然的敬重之情，這種敬重是發自於內心深處本性之中的相親相敬，絕對不是畏懼恐怖。君子通過自己身心修養，得到這種儀態容顏氣質，性情得以調服，人的道義就能夠主導身心，盛德自然的就顯現出來，儀表、舉止就自然而然毫無造作的合乎禮儀規範了。
君子端正自己的衣冠儀表，自我尊重自己的神態儀容，令人望之儼然，油然產生敬佩尊重之情，這種敬佩與尊重是通過用兇狠勇猛威服別人所得不到的，這就是威而不猛。
子張明白了五美的道理之後，接著再問四惡。政客常使用的四種陰險的政治手段。
孔子這樣解釋：
第一，「不教而殺謂之虐。」
聖王政治以教化為主要的施政手段，倡導文明，百姓在模仿學習中獲得實在的利益，聞風而影從，所以，上古政治，惟正己而已，正己以安天下之民。後世人心不古，社會趨於複雜化，相應的法令制度成為規範人們行為的工具，然而，教化仍然是主要的方式，法律刑罰作為補充，以刑罰陳而不用，庭無獄訟作為政績的指標，以此證明教化之功。在這種為政理念下，不先教育人民，只張開法律的羅網，見到有人犯罪就殺掉，這在孔子看來叫做虐政。
第二，「不戒視成謂之暴。」
在苗頭剛剛出現的時候，不誡訓警示，進行及時有效的控制，及時地戒除，使隱患消失在萌芽之中，而是漠視、更甚者有意培養這種苗頭，看著它，坐視其長大，成為人所共忿的公害，這時才以順應民意的姿態出手打擊，出面除掉這種公害，以此作為贏得天下人的稱頌、博取功名和利益的手段，這在孔子看來，當屬於殘暴。
《古文觀止》中第一篇所收入的《左傳》中《鄭伯克段於鄢》所載的鄭莊公處理他的同母胞弟共叔段的事情所使用的手段，就是這種典型的暴。鄭莊公以暴的手段來處理本來可以在萌芽之中就得到控制的兄弟之間的事情，被永載於史冊之中。
還有一種人，政治上的急功近利，好大喜功，不尊重客觀的規律，不考慮現實的可行性，忽視過程，盲目追求成果，也當屬於此列。
為政應當避免結果導向，恰恰是對事物發展過程的控制，才能夠發揮和反映為政的水平，貴在於知微見著，能夠在源頭上看到和把握事物的發展趨勢，務求功在千秋，成功不必在我，這才是真正的大政治家的風範，急於功利的政治，往往留下後世的隱患。
第三，「慢令致期謂之賊。」
自己漠視玩弄法令，脫身於法令制度之外，不受法令的約束限制，卻期望用法令來約束、限制、甚至陷害別人，專門研究設計如何去限制別人的法令制度。孔子稱這種行為叫做賊。
聖王政治的核心精神是正己正人，自身正，率先垂範，以身作則，不令而行；自身不正，卻企圖約束限制別人，雖令不行。
當然，有人解釋說政令發布很慢，限期完成卻是緊急而刻不容緩，這也是賊害人民，也未嘗不可。
第四，「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這裡是說這樣的一種不好的領導風格，希望別人為他做事的時候，口口聲聲做出的許諾，還能表現出慷慨大度；可是在兌現的時候，暗地裡交待下屬找各種理由和藉口推諉、搪塞、甚至刁難，不能夠痛快的兌現承諾，企圖賴帳。很多這種風格的領導者往往叫下屬去扮演這種黑臉，自己還當作毫不知情的樣子；在實在沒有辦法不得不兌現的時候，還故意在別人面前對下屬進行訓斥，自己扮成紅臉，挽回顏面。這種伎倆用在一時一事可能會有效果，能夠得到一些表面的利益，但是，日久以後，丟失的東西會更多，最為得不償失。所以，孔子警示大家遠離這種風格。
《禮記·大學》說：「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又說：「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政府和國家不能成為奪取利益的工具，與民爭利，對國家的長治久安來說，並不是好事情；國家和政府一定要主持正義，履行天道，以道義為立國之本，維護社會公平正義，這才是國家真正的利益。功名利祿，財物珍寶，是領導者使賢任能、使用民力、凝聚民心、推行教化、立德行道的工具，聚斂無度，又吝於使用，會使民心離散，賢能不能為之所用。劉邦與項羽的成功與失敗，最能說明這一問題。
據《史記·酈生陸賈列傳》載：項羽有背約的名聲，對於別人的功勞忘得很快，而對於別人的過失卻記得很牢；打了勝仗奪取城池的有功之臣不捨得給與封賞；不得不封的時候，把大印都刻好了，卻還不捨得給人家，拿在自己的手裡把玩，把印的稜角都磨掉了；做生意賺了大錢，從來不考慮給有功的下屬發獎金；最終結果，天下的人都叛離他，賢能的人都怨恨他，沒有人願意為他服務。天下的賢能之士卻都爭相投奔漢王劉邦。
孔安國註：「謂財物俱當與人，而吝嗇於出納，惜難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也。」皇疏：「有司，猶庫吏之屬。人君若物與人而吝，即與庫吏無異。」孔注「猶之」為「俱當。」清人劉淇《助字辨略》：「猶之，猶俗雲總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