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大義(崔栢滔)八佾篇 第一章

【本篇引語】

本篇內容主要講禮樂制度，剖析禮樂文化的內涵，沒有按全書通例使用季氏作為篇名，而是選用八佾，以之取其象而比其類，可見，《論語》作者在命篇名時既遵循一定規則又有所變通，而表達特別的用心。

《論語》全書在首篇以「學」立意之後，明確學問的方法和途徑；次篇講為政立德，確立指導思想；接下來的本篇，則重在禮樂制度，屬於手段和措施，為政立德通過禮樂文化具體落實實施。這就已經見到了《論語》整體謀篇布局的大義。

另外，在第十六篇中才以季氏命篇，這種安排看似無意，卻還有意，《論語》包括篇名在內的整體謀篇布局可謂法象天地，匠心獨運。

我們究竟應該怎樣認識禮樂文化，禮難道真的是違背人性的嗎？禮最初創立的宗旨難道會果然如後世一樣是用來束縛人性的嗎？在儒學經典中，《禮記·樂記》說：「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這就把禮和樂及其兩者的關係講得非常清楚了。每個人都是父母所生，由父母把他帶到這個世界，故而，從一開始，人就是社會關係的產物，並且生活在一定的社會關係之中，人必然是社會的人，沒有人可以離開社會而單獨存在。然而，每一個人畢竟又都互不相同，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個體，每個人在社會之中都需要有合適的位置，承當相應的責任，每個位置之上的人各安其位、各敬其業，這是一個團體、一個國家，乃至整個天下，能夠有條不紊運行的關鍵所在，處理這些關係，是人類必然要面對的問題，人類也可以有很多方式來處理這些問題，然而，所有方式中，最好的，還是禮樂文化的方式，《樂記》中說：「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別。」禮樂文化是天文化人文的重要成果，是中國傳統文化獻給全人類的寶貴文化財富。

禮樂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高級表現形式，禮是實現道義的方法和途徑，樂是調和人心與道義使之統一致和、升華人生境界的方法和手段，禮樂文化使人類以文化的方式超越物質的束縛，展現出人性之美，幫助人進入到仁的境界之中。

本篇以禮樂文化的墮落開篇，以韶、武結尾，唱千古木鐸之音，意蘊深遠悠長。

在對本篇的解讀中，作者系統介紹了中國上古文化史，剖析了禮樂文化的由來和演進。揭示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兩大基礎，實驗基礎和數理基礎，在這樣的基礎上，中國傳統文化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建立起了天人互動的宇宙模型體系，這一模型體系的最終成果就是《易經》，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源頭。《易經》的模型體系是陰陽五行模型與三才模型的集合，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方法論基礎就這樣確立了下來，中華民族以此為依據，開始了他的偉大創造。值得注意的是，筆者在這一篇中，介紹了自己對結繩記事的研究成果以及結繩記事所記載的歷史和他所傳遞的文化信息，使人們能夠透過這些載體獲得更多的歷史文化資源。規與矩，是人類文化中最偉大的發明創造，伏羲持矩、女媧持規的經典造型，吐露出非常重要的文化信息，規測天圓，矩測地方，才是天圓地方觀念的本有之義。也就是說，天度以角度來計算，地面以平方來稱量。

古代帝王在天文成就的基礎之上，建構了天文化人文的文化方式的社會管理模式。天文以及研究天文的數理工具，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理論基礎和科學依據，也是帝王授受合法性的依據，內聖外王的思想由此建立起來。大禹治水是人類文化成果對自然的成功應用，標誌著人類對天道規律的成功認識和把握，經歷其後的夏商周三代，人類活動的重點進入到社會管理領域，禮樂文化逐步的成熟起來。

禮兮、樂兮，觀光電梯兮!君子乘之，提升人進入而享受至上的人文境界；小人恃之，徒為顯揚己身兮，登高而蹦極兮。沒有境界支撐，躥得越高，可憐摔得越狠，驚險刺激的體驗，自可馳騁快意，然而，這實在是有身體素質(人生境界)要求的。

【原文】

孔子謂季氏①八佾②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③!」

【注釋】

①季氏：魯國正卿季孫氏，這裡是季平子。②八佾(yì)：佾，行列的意思。這裡說的是古時祭祀時的舞蹈規格，一佾8人，八佾就是64人。據《周禮》對此的規定，只有周天子才可以使用八佾，諸侯為六佾，卿大夫為四佾，士用二佾。季氏是正卿，按禮只能用四佾。③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忍，有幾種解讀，其一，容忍。季孫氏以大夫而僭天子之禮，此事可忍，何事不可忍，這是孔子不滿於魯君不能裁製其大夫之僭肆。其二，忍心。季氏八佾舞於庭，上僭天子，近蔑魯君，這種事情尚忍心做得出來，那麼還有什麼事能夠不忍心做呢？這裡指斥季氏。孰，什麼，指事；另有說法，孰，訓誰，指人不指事。

【釋義】

季孫氏無視自己大夫的身份，在他自己家廟的庭中竟然使用了八佾這種天子規格的舞樂，對這件事，孔子評價說：「這樣的事，他都能夠忍心做得出來，還有什麼他不能忍心去做的事呢!」

【按語】

首章即搖鼓譴責季氏之「是可忍孰不可忍」的行為。此中季氏，按舊注，平子、桓子、康子，都被提及過，但是按現有史料，可以確定是季平子。《左傳》昭公二十五年，記載了平子「將禘於襄公，萬者二八，其眾萬於季氏。」引起魯大夫對季平子的不滿，這就非常接近於本章內容的背景。古注引《漢書·劉向傳》，「向上封事曰：季氏八佾舞於庭云云，卒逐昭公。」是說季平子冒天下之大不韙，先有八佾舞於庭，後來終於做出了驅逐昭公這種事情來。孔子在季氏舞八佾於庭的時候，就指出他是可忍孰不可忍，可見孔子知微見著的洞察力和預見力，也可見孔子所用「孰不可忍」的分量。

這裡的萬是舞的意思。古代舞者以八人一列稱作佾，天子八佾之舞，是六十四人；諸侯六佾，四十八人；大夫四佾，三十二人；士二佾，十六人。因為周公對周朝的特殊貢獻，周成王特別命魯國君主在周公廟裡世世用天子規格的禮樂來祭祀周公，所以，魯在周公廟裡祭祀周公能夠按禮有八佾之舞，而其他群公之廟仍是六佾。

在魯國，禘襄公之禮也是大禮，按制應用六佾，這一次，作為大夫的季平子主持對襄公的祭祀，竟然利用職務之便，將其中的四佾調到自己的庭中與自有的四佾合演八佾之舞，這樣，在襄公祭祀的現場，六佾就只剩下了二佾了。所以，孔子這裡痛斥的「八佾舞於庭」，不只是季氏在自己的庭中越禮地用了八佾之舞，更不可容忍的是他所享用的這八佾之舞的來源，自己本有的四佾之外，另外的四佾竟然是公然從祭祀襄公的六佾中抽調的，以至於使祭祀襄公的現場本應該有的六佾之舞就只剩下了二佾了，這種事情可以做得出來，當然也就沒有什麼事情他做不出來了，只是看他季氏的需要罷了。這裡的庭，是堂下的院子，常作為舞者的舞臺，觀者則在堂上向下看，一般是邊飲酒邊觀舞。

禮法制度規定如此之明確，而且運行數百年，例行不變，到末世時候，竟然被權臣在這樣眾目睽睽之下明目張胆的僭越，所以，文武之道，布在方策，所謂政策制度明明白白的寫在那裡，而文武之道能否行之於世，則完全在人，我們不能夠寄期望於制度是萬能的。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大義闡微】

聖人制禮作樂，是以天道規律為依據，禮樂文化是天文化人文的具體施為，禮樂文化的目的在於幫助人們在禮樂的薰陶中復歸於天道。禮樂文化的本質必然的是人類對天道規律的認識，即使現代社會習俗與生活方式的演進，也莫不如此。

下面，我們不妨花費一定的精力來重點演繹中國上古文化史，剖析禮樂文化的由來和演進，相信會有非常的意義。

《易經》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源頭，對中國文化稍有素養的人，都不會否認。研究中國傳統文化，追根溯源，必然的都歸結於易經之中，從中得到最堅實的學理基礎。

《易經》到底是什麼，兩千年來，已經很少有人能夠真正講清楚，那麼，就有一個問題，既然說《易經》是中國文化的源頭，但是大家又說不清楚這個源頭講的是什麼，為什麼大家還會普遍地去承認一個誰也說不清的源頭呢？不會僅僅是由於祖宗是這麼交待的吧？是的，中華民族的文化祖先當然這樣交待，但是，我們如何來理解這樣的交待呢？

中國文化的形成和發展其來有自，有一個能夠把所有內容一以貫之的總的源頭，《易經》就是這個源頭。這是她不同於世界上任何其他文化的顯著特點。

《易經》源於天文，中華民族的祖先對於天文的觀測與研究，還不僅僅停留在曆法的成果之上，更重要的在於，她形成了一種人天合一的宇宙觀，並在這樣的宇宙觀下，建立了一套人天一體互動的宇宙模型，在這樣的宇宙模型下，人與天達到了高度的和諧統一，通過這樣的模型，最終實現了人天一體和諧。這個模型就是易。易經當然地包含著曆法成果，但是，《易經》的成就已經遠遠高於曆法。

伏羲氏是中華文明的始祖。中華遠祖在漫長的生存鬥爭中，掌握了一套仰觀俯察觀測天文的方法，到了伏羲時代，已經用這樣的方法積累了相當數量的天文經驗和資料，伏羲氏在整理前人累積的這些天文經驗和資料的基礎上，加上自己開拓性的進一步觀察研究，始作了八卦，這是易經的肇端。

人們通過對天體運行與地球氣候生態變化的對應關係，以及人類自身切身所感受到的天文變化對自身的影響，發現了地球四季變換與天體中二十八宿的關係，並依據這一關係抽象出四象坐標的模型，即以鳥獸之文描繪的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等天文星象運行關係與規律，這也是我們現代數學中橫縱坐標軸組成的四象限坐標的最原始來源，在這一關係的基礎上，又將北鬥七星組成的北辰概括進來，就有了所謂的「四象即分，五行以出」的對這樣的五方七星的抽象，而這樣的抽象結果，就是五行體系的建立：金木水火居於四方，中央為土。這樣，用五行體系，就可以完成坐標定位的功能。

古人歸結萬事萬物的根本，未有大於天地者，老子所謂「天大、地大、道大、人亦大」，道是主導天地運行的規律，是無形而起作用的；有形的作用實體歸結起來最根本的只有天和地，天初步可以以天體來理解，通常可以由太陽來代表，地球與太陽這種天體在運動中相互作用，這種相互作用的規律，可以用道來概括；人有靈感智慧即所謂的靈性，可以用來探索認識利用天地的規律，來達到「與天地合其明，與日月和其德，與四時合其序」的大人境界，從而突破人僅生理意義上的限於肉體之身的被動依附的小人境界，或者說裸蟲的動物性的一面。故而，天地人並列為三才。才，有根本、起始之義，天地之間，最根本性的作用實體有三個，天、地與人，故稱三才。

五行模型與三才的結合。太陽是天的代表，太陽的周視運動，以赤道坐標來定位；地球的自轉，以黃道坐標來定位；人仰觀俯察以白道坐標為基準。三套坐標體系形成十二方位坐標，有地幹十二支出現，而三才配五行，將天地間萬事萬物發生發展變化的坐標基準囊括殆盡。三才配五行，就是易經建模的基礎。易就是在這樣的模型思想指導下建立起來的抽象概括世間萬象的模型體系，由八卦而八八六十四卦具體定位十二方位。易經是中國傳統文化整體觀方法下取萬物之象比類配以陰陽五行的最直接的成果，也是最重要的一個成果。同時，易經的成熟，也將這種中國文化的方法確定下來，說易經是群經之首，中國文化的源頭，正是易經中所蘊含的這種中國文化的基本方法。正是在這樣的方法指導下，中華民族創造了文明的奇蹟，為人類文明建立了不朽的功勳，而且，在這種方法指導下，必將為人類創造更美好的未來。

中國文化注重血緣的傳承，裡面有很深的蘊意，現代遺傳學基因學對此稍有揭示，但是還遠遠不夠，從女媧時代，隨著部族的融合，已經開始注意這種規律對人類發展的影響，遵循這種規律的中華民族就此獲得了生存的優勢。但是，中華民族從來不是以血緣關係來劃分的民族，而是以文化認同來確立的民族，中華民族目前就是由五十六個民族組成的大家庭，這五十多個民族分別保有其自身的文化傳統、風俗習慣，但是，他們又共同認同中國傳統文化。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中華民族兼容並蓄，以發現天地間根本方法並以之格物致知，效法太陽的精神，最終求明明德於天下為己任，中華民族正是以這樣的文化認同來確立民族認同的。

一種文明的產生，與她所處在的地理環境密切相關，中華文明產生於黃河流域，地處北溫帶，這裡的氣候特點是四季分明，四季變化明顯而有規律，古人在長期的生存實踐中，發明了測量太陽影長的方法，使四季的規律更明確的表現了出來，這種方法就是測晷影。具體做法，開始的時候是堆八尺高的土堆，這是「圭」字的由來，後來演化為立八尺高木桿作為圭表，日復一日的觀測測量紀錄太陽的影長，總結其變化規律，在對這個規律的認識、研究和描述中，發明了用數字來表達這樣的規律，這是數字實質上的真實起源，尤其是在大量觀測資料的長期累積與研究中，發現了太陽與「十」數的關係，這是十進位的真實由來，到後期用十天幹的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寅癸來定位太陽的規律，所謂的天有十日，就是太陽的十數變化規律，而並不是沒有這種文化素養的人乍聽起來的天上有十個太陽。規範後的測量方法是取十二個方位，設立圭表，分取六組數據，以此記錄下來，這就是六爻卦，數字卦就這樣被應用起來。從當代的考古發現來看，數字卦確實是陰陽爻卦的前身，1978年江蘇海安出土了距今6000年的數字卦，相繼又在全國很多地方出土了數字卦，這些出土為這個問題提供了充分的證據。

在上古聖人對天文觀測資料累積整理的過程中，天體運行規律逐漸為人類所認識，這些規律反映出數理的特徵。人們在對天體觀測的實踐中，出於對觀測資料的累積和處理的需要，發現了數字的規律，發明了計數的方法，天文觀測活動促進了中國數理之學的發展，尤其是在文字出現之前的數千年的時間裡，數擔當了更多的使命，結繩記事遠比現代人認識到的要複雜，遠古人類觀測天文的結果及保存天文資料，都是以結繩記事方式實現的，在歷經十數千萬年代代相承的天文觀測數據整理中，逐漸深化對數的認識和理解，進而深化對天文的理解，天文和數理是一對相伴生的學科，獨立於其他學科又是其他學科的基礎。這樣，到了伏羲時代，終於總結出了天文規律，人類經過歷代不懈的努力，用人類自己的智慧，第一次品嘗到了與天地同參的喜樂，驕傲地將自己與天地同列三才之中。三才觀念與陰陽五行的整體觀相結合的產物，就是易經，易經是人類文明的第一次結晶。易的意義，不僅僅在於它的成果，更重要的在於貫穿易的思維方法，也就是在天體觀測過程中逐漸成熟起來的陰陽五行的整體觀方法論。文明，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有它獨特的內涵，就是天體運行規律已明，從這個規律抽象出來的方法，就是陰陽五行的整體觀方法。文化，更是中國文化中同樣具有特指的重要的概念，文，特指天文，文化即是以天文化人文，更確切地說，就是把從天文研究中得到的宏觀整體的方法應用來治理人類社會，而宏觀整體方法最直接的體現就是陰陽五行的模型，和應用這個模型的取象比類的方法。

《尚書·洪範》之洪範，就有宏觀模型之意，洪範九籌，就是在這一宏觀模型下取象比類研究國家治理問題而得到的九個原則。洪範九籌的提出，就是天文化人文的以文化之的過程。《尚書·洪範》是古人以陰陽五行模型為工具分析研究社會治理問題的經典應用案例，因而，它的方法論意義遠遠超出它具體的內容。我們以前對此似乎重視不夠。

《易》經歷了《連山》、《歸臧》到《周易》的逐步完善過程，這符合客觀的規律。

《易·繫辭》，「上古聖人，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此「治」字，為千古疑案，先儒多有未解，此「治」當是「治易之學」義，說明易出現在文字書契之前。在文字書契發明之前，易經已經出現，而研究易學，必有大量的材料，還需要大量的數理推演，這些工作上古聖人是通過結繩記事來做的，並以這樣的方式代代相傳下來。隨著天文研究的深入，不只是數據的紀錄，還需要對天體現象和規律進行必要的描述，這種需求，就為文字的產生打下了基礎。即使是到了蒼頡造字以後，也不是一下子文字就替代了結繩，在記錄和傳授這種研究成果的工具方面，文字還是輔助作用，這一方面說明了結繩記事的成功，並非文字比結繩就有明顯的優勢，另一方面，說明由結繩轉換為書契的工作相當的難。即使到了周代的中期，還保留著結繩記事的資料，老子時為柱下吏，所作的就是管理這種結繩檔案的工作，因為高級繁瑣大量的結繩檔案必須以柱子為依託，這樣，專用的建築物內部有按規則排列的柱子，繩子固定在柱子上，結繩方法技巧非常的複雜，以此來完成結繩「圖書」資料的管理，這是「老子柱下吏」的由來。

結繩的方法在民間還能夠見到一些痕跡，但是，隨著現代化的開發建設，民間文化風光不再，多數已經失傳，或者正在面臨失傳的邊緣，有關方面應當予以足夠的重視。建議有識之士發起建立繩結博物館，廣泛收集散落民間和世界各地的繩結樣式，整理髮掘搶救保留目前還能找到的各種結繩方法。這一工作對我們開拓上古文化研究的視野，具有非常的意義。既然是搶救，當然越早越好。

中國遠古的歷史中，充滿著神話的色彩，或則說相當一部分的歷史都是神話傳說的歷史。以文字記錄的內容看，好像是荒誕不經，其實，如果了解他的來歷，我們就會打開另一扇大門，來認識了解人類更加古遠的歷史。

我們可以設想，結繩記事的歷史要比文字記錄的歷史更加的悠長，在文字產生之前，數理語言構成了一種相對完整的話語體系，結繩是表達這種話語體系以紀事的主要手段。在更為高級的文字以及文字載體產生之前，把隨手可得，又便於攜帶和保存的繩子作為數字的載體，實在是古人的一種方便。文字自產生以後，經歷了很多的變化發展階段，其間經歷了從字形到語法等很多的變化，才成為今天我們通用的成熟的交流工具，結繩是與文字完全不同的紀事方法，它的使用是以數字為基礎，繩結的不同結法，就相當於字形的變化，繩結的不同排列組合，相當於語法或句法。但是，結繩畢竟以數字為基礎，作為內容載體的繩結的內涵一定沒有文字豐富，在文化的內容豐富到一定程度之後，必然無法滿足進一步發展的需要，這就是聖人易之以書契的原因了。

結繩記事法紀錄的歷史，必定沒有文字般豐富的內涵和精準的描述，但是她也一定有她獨有的特點。對於後世來說，雖然由於脫離了當時的環境而不能準確理解其內涵，然而，畢竟因為她的存在而沒有使一段歷史成為絕對的真空，給後人還留有一定的線索可以探尋；另一方面，在原初的時代，結繩對文化的形成和發展演進功勳卓著，在當時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人們以這種方式積累他們認識自然得到的知識，傳承文化的積澱，獲得生存的能力；再則，在歷經數千年乃至於逾萬年的文化積澱後，這種獨特的方式在塑造民族性格，形成文化傳統方面，具有童話般的魅力，因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就如兒童更容易聽得懂童話故事表達的信息一樣，人類處在兒童時期的時候，以這種方式紀錄的童話歷史，更容易塑造和形成民族的性格。這樣，我們可以理解《山海經》最大的可能就是用文字翻譯的結繩記事的語言表達的經典故事。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理解，我們就可以發現《山海經》中很多這樣的痕跡。這樣，《山海經》所記載的內容，其實質就可以理解為它是由結繩語言翻譯為文字語言的產物。按照這樣的線索，其他好多遠古的神話，諸如盤古開天、后羿射日、女媧補天等等，都可以獲得深入的理解，自然會發現很多重要的文化信息。

當然，我們會發現由於對結繩記事歷史轉述為文字的年代距離，還有結繩檔案的保留問題，很多結繩表達的信息已經不是很確切了。這種轉述也充斥了很多假想和神秘的成分，更不是現代流行的邏輯可以理喻的。但是，由於很多仍然沿用的是取象比類的方法，因而，還能夠表達一定的文化含義，甚至在文化傳承和民族性格塑造上，還能起到無可替代的作用，因而，她又成為一種特殊而精美的文化藝術品，永遠陳列在人類文化的殿堂之上，有待我們年輕的現代文明逐漸的深入地去認識借鑑。

女媧造人的故事，是轉述的結繩記事故事之一。所謂的造人，我們對其進行解構，用現代語言來理解，其實是女媧領導設立氏族譜系，建立生育文明的事情。這應該是在當時人口增多，血緣關係複雜化，而且開始認識到已經顯露出來的近親繁殖對人口質量的諸多弊病，這時，女媧發明用結繩和泥人結合來記錄氏族譜系，用繩來表示一個血緣脈系，用泥人來代表脈系上的人，開始的時候，還可以都用泥人來表示，後來由於人口的增多，脈系的複雜，就用一個泥人代表這一譜系的祖先，放在一個譜系的開頭，而下面眾多子孫則簡化為用泥球來表達。伏羲女媧是人面蛇身，而且有女媧與伏羲交尾合體的造型，這是形象化方法的應用，人面的原型就是泥人，代表部族的祖先，蛇身其實就是繩子代表的族系淵源，伏羲與女媧兩個族系的結合，代表著中華民族的重要傳承。中國傳統中根深蒂固的姓氏家族觀念，其由來或源於此，這也從另一方面證明中華文化的源遠流長，歷經變遷，本根未斷。

女媧補天的故事，其實是女媧領導的對曆法的修正，其中練就五色石，很可能就是五行原理的發現與應用，或者說是用五行原理重新對天文曆法進行修正，這就為伏羲氏作八卦做了進一步的理論準備。歷史上曾經有女媧與伏羲並稱的時期，而且，伏羲手中持矩，女媧手中持規，這些都是重要的文化信息。規和矩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居有重要的基礎地位，規與矩作為測天測地的工具，是中華文明的祖先的發明創造，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的科學依據，奠定了易經的理論基石。規測的是天，是圓；矩測的是地，是方，天圓地方由此而出。測量的結果用數字記錄下來，數理規律就此被發現。

天文以及研究天文的工具——數理，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理論基礎和科學依據，直到孔子所處的春秋時代禮崩樂壞之前，這些成果的傳承和發展還是主要由皇權來維護，而且是帝王合法性的依據，這些是古代帝王所注重的得天命的核心內容，古代帝王的核心使命就是「制歷明時」，「使民以時」。

中國傳統文化不同於其他任何文化，另外有其獨有的特殊性。

《易經·繫辭下傳》，「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王」者，「往」也，歸往的意思，這裡面的文化信息是，中國文化的始祖包犧氏，並不是如其他文明或後世的首領以武力取得天下，而是天下百姓自願的歸往、擁戴而為首領的。天下為什麼會歸往、擁戴呢？是由於伏羲是研究天文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始作了八卦，發明了易，獲得了研究自然開發自然能夠與天地同參的整體觀方法論，從而使人們能夠擺脫自然的束縛，有效地利用自然，開始了人類文明的進程，故而天下往歸之，共同享受文明成果。

《史記·五帝本紀》說：「(黃帝)獲寶鼎，迎日推策」；

顓頊「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潔誠以祭祀」；帝嚳「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

帝堯「乃命羲和，敬順昊天，數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時」，研究確定「期三百六十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解決重大曆法問題；

及至「舜攝行天子之政，以觀天命，舜乃在璇機玉衡，以齊七政」。

可見中國傳統文化中，自始祖伏羲氏起，歷代聖王一脈相承的不是任何其他的東西，而是對天文的代代傳承與研究探索，凡是在天文研究上有重大貢獻，獲得重大理論突破的，都是解決了當時重大生產生活問題的結果，因而在文化史上都佔有突出的位置，三皇五帝莫不如此。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天文學，不只是現代意義上的天文學，而是旨在發明天地之道德，使人能夠參贊天地之化育的人天整體的學問，能夠應用這一套人類得之於天地的學問來以此天文化人文的帝王，人們稱之為聖王，天下自然欣然往而歸之。因其能夠法天則地，統攬乾坤，象天地之子，故名其為天子。

可見古代王者之治，並非僅僅是經濟利益的平衡者、統治者，而是領導人民對天地宏觀宇宙資源的綜合利用，惠及四海萬方、澤被後世千秋、子孫萬代的偉大事業的開拓者。之所以能夠這樣成功地作為，在於他們掌握了完整而成熟的理論武器，天人合一的整體觀方法論，就是這樣的理論，歷代帝王以此相授受。《論語》20.1章，堯曰：「諮!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

古制奉行天子禪位，這在堯、舜、禹尤為經典，其深層次原因不僅僅如現代一樣選擇一個繼承人的問題，更重要的是要考慮能否把歷經千古的文化傳承下去，中華民族上古時期，奉行的是以天文化人文的文化立國思想，具備領導這種文化運動的能力，天子才能當位，而不是當位就是天子，天子要有天命，獲得天命，是天子合法性的依據。而天命，其實質就是，在思想上是否掌握了人天合一的整體觀方法論這種先進的文化，在實踐上是否能夠應用整體觀方法論下的陰陽五行模型熟練的取象比類，解決人類所面臨的現實的自然和社會問題，而力求解決問題必須站在人天整體的高度，惠及萬方，澤披萬代，這也是大禹治水和其父鯀治水的最大區別。

當然，天子所掌管的皇家實驗室和研究院，同樣是帝王授受的重要內容，那麼另一個重要指標，就是看繼任者是否具備管理和指導皇家天文實驗室和律歷研究院的能力。

具有這樣的能力，在堯舜禹的時代對個人已經有很高的要求，不是隨便一個人就可以承當的，禪位制是必然的選擇，我們知道，堯對舜，舜對禹都進行了相當長期細緻的考察和攝政檢驗。

這樣的體制，通過天命的形式，保證了學術的純正，使中國傳統文化在遠古時代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得以代代傳承不斷發揚沒有中斷，使人類數千乃至累萬年的文明進化的成果得以延續，可見其居功至偉。

從《尚書》中，我們就可以看到，堯的時代是賢者政治，要把當時的賢者集中在自己的身邊作為肱股之臣；到了舜的時代，舜把這些賢者進行了分工，使其各有所司。這就如現代的公司創業，在起步或發展的初期階段，業務還不穩定規範，兄弟幾個哪裡有事到哪裡，不必要分工很明確，這就相當於堯的時代；隨著公司的發展，到一定的規模時，就要各有職守，明確分工，流程化管理，各司其職，這，就相當於到了舜的時代。舜以孝名天下，孝的核心在於秩序，大孝就是人天合一整體觀下的道德秩序，所以舜能夠脫穎而出，這是時代發展的要求。

大禹治水，為中華民族建立了偉大的歷史功勳。

其意義遠遠不止平定了水患，變害為利，為中華民族確立了生存發展空間；更偉大的意義在於中華民族百代相承的文化思想，在人與自然和諧共處方面，獲得了一次最偉大的實踐檢驗，取得了圓滿的成功，極大地豐富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核，增強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實現了九州一統的文化格局。

大禹治水，是在人天整體觀的方法指導下，取自然之象比類於陰陽五行的整體觀模型，河出龍馬、禹貢洛書，理論研究獲得重大突破，使之應用於治水工程規劃和項目管理之中，使工程管理水平和人財物的統一運作協調達到了一個相當高的水平，總結出類於洪範九籌的治國方略，使宏觀管理水平在舜的分工基礎上，又上升到一個新的層次，開闢了中華民族發展的一個新的歷史時期並為之奠定了文化基礎。

夏商周三代對中國傳統文化都相當的重視，都將之作為立國之本，而且在基礎理論研究上，都有所突破，具體表現為夏有《連山》，商有《歸藏》，周有《周易》，是為三易，《易》始終是處於無可撼動的基礎理論的地位。

文化史上有一個重要的公案，就是文王得天命說。所謂的文王得天命，既是文王領導的易的研究獲得了重大的理論突破，在當時已經處於領先的地位，可以知天之命，加之商紂自恃己力，極盡物慾，爭利於民，這樣就實質上拋棄了人天合一的整體觀，拋棄了傳統文化，荒廢了基礎研究，很多學者流失都到了偏居西北一隅的文王那裡。

由於社會的發展，主要是生產的發展，當時已經可以脫離天道，利用政權實施統治和鎮壓，商紂自恃武力，東西徵伐，不以天道，民怨沸騰。這個時候的商紂，已經不信奉傳統文化，本質上更不相信天命之說，視其為老一套可以拋棄的政治垃圾，而相信人性解放和武力徵服，在聽到文王得天命之說時，又不得以，而將其囚於羑裡，在將信將疑傳統文化到底有無如傳說中的價值，又帶有幾分嘲弄的心態中，就用文王的公子伯邑考的性命測試文王是否得到天命。

武王革殷商之命，還要請出商朝文化的傳承者箕子，從天人整體的高度、文化傳承的延續和人民彝倫攸序的大義出發，向他請教商代的文化傳承。箕子更是從此大義出發，毫無保留地將殷商得到的傳承於歷代的洪範九籌大法傾囊相授，武王因此豐富了周朝治國理民的理論依據。

中國傳統文化一直到周代都得到了完整有效的傳承，其主流的文化核心是王者政治，所謂的王，是天下歸往之義，而欲使天下發自於真心的歸往，則其政治中必有確實的過人之處，這樣，天子的概念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就不是一個一般的概念，「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支持引導人天整體的研究與實踐，處在文明與文化發展的前沿，掌握則天之行的方法，能夠帶領人民則天而行，人民就樂於跟從。

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沒有有效方便的文字載體，資料的採集、存檔、保管、傳承本身確實就是一項複雜的技術，而且在當時，這已經屬於高技術之列，也只有天子之位能夠集國家之力有能力做這樣的事情，因此，這也就成了皇權的象徵。這樣的皇權也就不同於現代人觀念中的權力意志的皇權。

周代初期以周公為代表的文化學者總結夏商兩代的經驗與教訓，豐富和發展了禮樂文化，並以此作為經邦治國的基礎和依據。

孔子杏壇講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