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①，乘殷之輅②，服周之冕③，樂則韶舞④。放⑤鄭聲⑥，遠⑦侫人。鄭聲淫，侫人殆⑧。」
【注釋】
①夏之時：夏代的曆法，也就是我們現在依然還在使用的農曆。曆法是文明的重要標誌，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曆法具有獨特的地位。在夏代，曆法已經成熟，夏曆被稱為農曆，就是因為它在農業生產中具有指導農時的不可替代作用，古代帝王的首要職責就是組織大規模的天文曆法活動，確定和編制每年的節氣歷數，指導農事活動，使民不誤農時，這才是我們所熟知的「使民以時」的真正含義，也是天子這一稱呼的真實來源。我們從夏曆對於農事和目前中國傳統文化碩果僅存的活化石——中醫的重要性，就可以大體領略孔子這裡所說的行夏之時對於古代文明的重要性。
②殷之輅(lù)：輅，天子所乘的車，一般是木製。殷代的車樸素，結實，強調功能，簡樸、實用。到了周代，車子可以用金玉來裝飾，以奢華來誇張地表現主人身份地位的尊貴。孔子比照兩者，作出取捨。③周之冕：周代的帽子。④韶舞：韶是舜時的舞樂，孔子認為是盡善盡美的；舞是歌頌周武王的舞樂，古代「舞」「武」通用。另說，韶舞就是指舜時的舞樂。⑤放：禁止、排斥的意思。⑥鄭聲：鄭國興起的民間樂曲，萎靡淫逸，迷亂人的心志，與禮教思想不合，孔子認為是淫聲。⑦遠：遠離，疏遠，不去接近。⑧殆：危險。
【釋義】
顏淵問怎樣治理國家。孔子說：「用夏代的曆法，乘殷代的車子，戴周代的禮帽，奏《韶》樂，禁絕鄭聲的曲調，疏遠奸佞的人，鄭國的鄭聲曲調浮靡不正派，侫人太危險。」
【按語】
在經過系統的鋪墊之後，前面一章以子貢的問題解決了士君子如何行仁後，本章通過顏淵的問題，把這一「知德者鮮矣」的系列引入高潮：如何以仁道來治理國家，使一國行於仁道。
在這一章句中，採用的仍然是取象比類的方法，通過具象的表達方式，讓我們清楚地看到，孔子這裡所要恢復的，是禮義的精神，而不是禮儀的形式。這裡更不是簡單的恢復周禮，而是依照禮義的精神，對三代禮樂進行取裁。也可以說這是從學理角度指出制定製度、制禮作樂的原則和指導思想。
【大義闡微】
對於具有聞一知十能力的人，孔子所回答的，就不只是文字表面上的意思了，然而，仍然還是經典的中國傳統文化思維，取其象比其類，具象之下，含蘊著深刻的道理，周遍普恰，形象生動，萬古不滅，學問道理一以貫之。
夏商周三代損益：曆法為上，涵蓋農時，當為「庶之，富之」之道；車輅當為行政體制之運行之類；周冕，取冕為象，象其禮治文為特徵，樂取韶、武，為化民風。有所不取：放鄭聲，遠侫人。
古人思維方式不同於現代人，中國傳統文化獨有的思維方式貫穿了文化建設的始終，它的成熟早於漢字的產生，漢字是這一思維的產物，同時也是承載這一思維的載體和傳承這一思維的工具，它結合語言，是人類文化史上十分經典的創造。現代社會環境下，由於不同觀念的衝擊，我們對傳統文化的認識已經十分的零散，更很少有人有興趣去發掘它所能達到的能於萬之中獨握其一的對事物整體的認識和把握能力了，對於傳統文化的思維方式我們已經變得非常不習慣，往往以現代人的思維去理解古代的智慧，這就決定了我們很難進入到古人的精神境界之中。這種思維的訓練，古人通過詩來完成，《詩經》就是訓練這種思維的經典的教科書，所以孔子極力強調詩的作用。
本章就是一種典型的應用形象化方法的思維方式，取象比類，來說明治國安邦的方略。夏之時、殷之輅、周之冕、韶舞、鄭聲，各有所指，取其象而各代其類。
時，就是天，天就是天時，天以時的方式發生作用，時就是天的作用。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觀念，古人所注重的天，就是時的作用。春、夏、秋、冬四時就是時的具體化，四時的運化就是天時，天地之間，萬物共同在同一個太陽之下經歷春、夏、秋、冬四時的運化，沒有誰可以獨出其外，這就是天道，這是天地間萬物共同生存的背景，是天地億萬年運化的結果，沒有誰可以一時脫離它的運化。
天時是時空運轉的規律，人本身就是這種時空運化的產物，人生活於這樣的時空環境下，必然要受其約束影響，人如何來適應、認識並利用自己所處的這種時空環境，就是一門非常重要的學問，這種學問以天文為基礎，以數理為工具，由《易經》來集大成，故而，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易經》是群經之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源頭。
文明與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是有特定內涵的重要的基礎概念，並非現代觀念中泛泛所指的概念。文，特指天文；文明，就是天文章明，天文已明；文化，就是聖人以已經明了的天文來化導、教化人類社會，形成人文，所謂「天文化人文」，《易經》所謂「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周易·繫辭下》：「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以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這裡吐露了伏羲氏之所以能夠使天下人都欣然歸往他，也就是伏羲氏王天下所作的事情。伏羲氏是由於在天文上有重大的發現，並將天文成果用之於指導人們的生產生活實踐，能夠卓有成效，所以，人們才主動嚮往歸附的，這是王道的最初含義，「王」，就是「往」的意思，天下歸往，所以，伏羲氏被認為是人文始祖，他奠定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基礎。
伏羲氏所觀的鳥獸之文，是仰望星空觀測追蹤由二十八星宿分列四方組成的五方七星天文體系。所謂的鳥獸，就是青龍、白虎、朱雀、玄武。文者，紋也，這些鳥獸是分別由七星組成的動物形象，四七，一共二十八顆星，圍繞北極，分布於四方，北鬥七星形成的鬥柄就像一個橫陳於天空中的巨大指標，黃昏之時，「鬥柄指東，天下皆春，鬥柄指南，天下皆夏，鬥柄指西，天下皆秋，鬥柄指北，天下皆冬。」
天文既是此文，即是五方四象二十八宿的天象運行規律，地球處於整體的天體體系之中，人們賴以生活的地面，就出現了二十四節氣與之相對應，這就是天文「與地之宜」。人生活於天地之間，近及自身生命賴以維繫的自己的身體，遠到為這個個體生命提供物質能量支持的萬物，都要受到天象變化帶來的氣候的影響，人們能夠認識到這種節氣物候的變化，就可以依循這種規律安排自身的生活和生產活動。到伏羲時代，以擬天道畫八卦為標誌，人們已經開始認識了天文的規律，所以叫天文已明，人類進入文明時代，這就開啟了人類有意識地遵循和利用天文的時代。
人們開始以對天文的認識來潛行默化的開發和積累生產生活經驗，逐漸形成了文明的生產生活方式，並在面臨新問題時，不斷地以天文來化人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化要以文來化，文就是天文，以天文來化人文，開化，所以，天道，是重要的基礎。在中國傳統的政治文明中，聖王更注重的是教化的功能，君王的職責是「作之君、作之親、作之師」，這就決定了恭己以安百姓的基本治國方法，以身作則，不令而行，此為化民，以德化民，這才是文明的作用，而不是斥諸武力、暴力或是鎮壓這種野蠻的行為。
到了夏代，天文學的發展達到了一個高峰，夏曆對天地人規律的把握基本成熟，夏曆現在被稱之為農曆，至今，我們仍然使用農曆來指導農業生產，中醫仍然尊農曆作為人身體養生治病的依據，用農曆來研究人體與天地的對應規律，中醫五運六氣的研究仍然以農曆為基礎。中醫認為，人體的疾病是由於人們的生活規律違背了天時導致的，順應天時，至今仍然是人們保持身體健康的重要條件。丟棄了這些，實質上就是丟棄了文明。
夏朝以後，曆法基本定型，但是，曆法是王權的象徵，前面我們已經知道，伏羲之王天下，就是因為他掌握了當時最高端的天象運化規律。所謂奉天承運，就是人王要尊奉天地的運化規律，承此應時而作，所謂天子，他首要的職責就是溝通天人信息，主導人類的天文曆法研究活動。而且，身為天子沒有能力或者沒有心思來領導天文曆法研究，使當朝天文曆法研究跟不上天時的變化，那麼，這樣的天子就要考慮下臺；或者，也可以普遍地認為朝代的更迭本身就是天時變化的結果，其實質是當政者已不能勝任於領導天文曆法研究。這也成為後世王朝更替的理論依據，
所以，在遠古時代，變換朝代要體現在曆法的變化上，以此說明前代的歷數出現了問題，需要革新更命。但是，夏代以後，由於曆法在大方向上已經相對成熟，商周兩代不可能再作大的調整，這樣，人們就採用更換歲首的方式，來表現朝代的更迭。夏以孟春一月為正；商以季冬月即十二月為正；周以仲冬即十一月為正。《周書·周月解》說：「夏數得天，百世所同，其在商湯……以建醜之月為正，易民之視。越我周王，致伐於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守祭享，猶自夏焉，是謂周月，以紀於政。」
夏曆正月是孟春，四月是孟夏，七月是孟秋，十月是孟冬。從正月到十二月平均分配春夏秋冬四季，每季三個月。夏曆已經把天數變化規律表達得比較完善，商周兩代只能是「易民之視」，不可能再作根本性的改變了。孔子主張行夏之時，就是採用夏曆。曆法代表天道，所以孔子第一條，就指出曆法。
顏淵問為邦，就是問治國之道，孔子提出幾個要點：
行夏之時：曆法是王權的象徵，但是仍然具有實用意義，夏曆，在當時還是最完備的曆法，所以採用夏曆。中國舊曆分一年為春夏秋冬四個季節又叫四時，每一時由孟仲季三個月組成，依周天十二辰的次序，孟春是建寅之月，是四時的開始。夏朝以此作為一年開始的正月，這與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的自然時序相合，由於農業生產在古代社會中的重要作用，這樣的順序便於做到如孟子所說的「不違農時」。在農業時代，夏曆最為標準，直到現在，民間所用的農曆還是夏曆。
另據《尚書大傳》，以及《白虎通》等書的說法，夏代以建寅的孟春月作為正，殷代以建醜的季冬月作為正，周代以建子的仲冬月作為正，王者各統天地人之一正，周為天正，殷為地正，夏為人正，因此也叫三統，王者相承，依此順序，猶如連環，周而復始，三代以前的歷代帝王也是這樣循環。孔子所處的時代，東周已經開始衰弱，想到未來如果有繼周而起的王者，必然依這樣的循環，以建寅月為正月。理解了前面我們論述的中國傳統文化中根本性的基礎理論，我們就會知道，這樣的說法不免就有附會之嫌，不過是另外一種的「易民之視」罷了。
乘殷之輅：輅，是殷商時代使用的交通工具。殷輅已經難以考證，《經典釋文》說：「輅音路，本亦作路。」輅、路都是車名。依馬注，以及《禮記·明堂位》鄭注，殷朝的車子是木路，也叫大路，最樸素。《左傳·桓公二年》說：「大路越席，昭其儉也。」服虔注說，大路是總名，尊卑俱乘之。越席，就是蒲草編的蓆子，也就是邢疏說的，編結蒲草為席，置於車中，以為坐墊，有尚儉的意思。可見殷商時期的車乘注重實用功能，樸實寬敞，沒有分別尊卑貴賤，充分發揮了其行走代步工具的作用。
在前面章節「子張問行」中，孔子曾經用形象化的方法，以人御車而行來比類人御道而行。人駕車出遠門，需要駟馬驂於前，就是選四匹好馬駕在車前面來拉車，人站在車上嫻熟地駕馭馬匹，車子才能行走；君子的言行，就是君子賴以行道的駟馬。這是說明君子個人在世間推行仁道，主要依靠言行。
本章以車子來比類國政的推行，即國家行政。殷之輅以實用簡樸、不鋪張奢華見長，孔子這裡藉此來說明國家行政要遵循實用簡樸的原則，精兵簡政、廉潔高效都是它的內容。
服周之冕：冕是禮帽，在禮制社會中，禮帽衣冠都是重要的制度內容，尤其是冠冕，具有重要的文化內容，這裡用周冕來代表周禮，孔子十分推崇周禮。周冕也已經很難考證。依包鹹注《論語》、《大戴禮記子張問入官》及劉氏《論語正義》說，冕是禮冠，周冕尤其講究，有垂旒(liú)，用來遮擋視線；有黈纊(tǒu kuànɡ)，用來塞耳，就是用黃棉做成丸狀，懸在冕的兩邊，可以塞住兩耳。把眼睛和耳朵遮擋堵塞起來，取意是提醒身為人君的人，要有所不聽、有所不視，尤其不要聽讒言，不需察察為明。
孔子以周冕來指代周禮，表達治國為邦要用周禮規定的文化制度，因為周禮最為完備。
樂則韶舞：文藝的內容和形式是聖王推行教化的重要工具，這就是樂。古代聖王十分重視樂的作用，前面我們做了專門的闡述。在古代社會的聖王教化中，主張以禮節之，以樂和之，樂所具有的重要的調和作用被廣泛的開發出來，各種重要的活動和場合，尤其是重要的祭祀活動，一定離不開音樂。孔子最推崇的樂是韶樂和武樂。孔子告訴顏淵，音樂要推崇和取法韶舞。古注，韶舞專指舜的音樂，俞樾《群經評議》說：舞當讀為武，舞、武二字，古人通用。樂則的則字，應當作法字講，法則之則，即是音樂應當取法舜樂和武王的樂。舞指武王的樂。孔子評價舜帝的韶樂，說它「盡美盡善」；評價武王的舞樂說，雖未盡善，但也盡美了。
孔子重視禮樂文化對社會移風易俗的潛移默化的作用，這種作用就是「化」。我們現代社會中，公關、廣告、傳媒的作用，已經作為重要的文化內容，客觀上在塑造和引導著公眾輿論、社會心理、風俗習慣的產生發展和趨勢走向，這些作用，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美國，就已經開始顯現，對塑造美國文化起了非常重要而十分明顯的作用。現今的時代，不只是在商業形象和產品的推廣，就是在總統選舉這樣重大的政治活動，都已經成為合法而正式的手段，我們對此要進行深入地研究，以便更好的發揮它對化風移俗的正向的作用，避免它反向的影響。
古人是站在道義的立場之上，從禮樂文化的高度，來把握「化」的作用，行使其教化的功能，用於治國安邦。孔門學問對此尤其重視。接下來，就是這種反向的「化」的危害。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放逐鄭地的樂聲，不用巧言的佞人。因為鄭聲淫，佞人危險。鄭聲，是一種原產於鄭國的一種具有萎靡導向的音樂風格。鄭聲淫，是說鄭國這種風格的音樂聲調濫無節制。《樂記》記子夏對魏文侯說：「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闢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班固《白虎通·禮樂》說：「樂尚雅，何也？雅者，古正也。所以遠鄭聲也，孔子曰：『鄭聲淫』，何？鄭國土地民人，山居谷汲，男女錯雜，為鄭聲以相悅懌。」這說明，古人已經充分認識了文藝的內容和形式對社會心理、社會文化的潛移默化的導向作用，雅正的樂對公序良俗的建設性作用，和濫淫傷志之聲對公序良俗的破壞作用，無論說對於現代的社會學社會心理學等相關學科，即使現代管理學、組織行為學、企業文化建設，也都未嘗不是很前沿的課題。
佞，能言善辯的人，稱之為佞。佞人，例如少正卯，言偽而辨，所以不能用。佞人徒逞口舌之利，以此為能，為好強爭勝的目的，往往不顧事實，混淆是非，無視善惡，常常因此喪失人性，所謂「御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古希臘有「詭辯家」，現代歐美有部分邏輯實證主義者，有似於這樣的佞人。我們不能否認其學術價值，然而，也不能無視其泛濫可能會對社會造成的危害。孔子在《論語》第十七篇中說「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家邦也」，講出了鄭聲和佞人的危害。在我們傳統文化復興之際，對此不能不注意。
孔子講的是古代安邦治國最重要的事情，和需要注意的事情，但是，我們仔細思考，這些未嘗不是我們現實社會的治世良藥。
治國的事情千頭萬緒，孔子告訴顏回以上的要點，博採古今歷代的文化優勢，確定時令、車制、服制，音樂，以及禁用鄭聲佞人，以此相比類，樹立宏規矩範，為邦治國乃至於平天下的章法，在此可以概見無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