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魯人①為長府②。閔子騫曰：「仍舊貫③，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④不言，言必有中。」
【注釋】
①魯人：這裡指魯國的當權者。②為長府：為，動詞，做，這裡是改建擴制的意思。國家儲藏財貨、武器的地方叫「府」，相當於國庫，長府是魯國的國庫名。③仍舊貫：沿襲舊有的規格建制。仍，沿襲，相因襲。貫，事，例。④夫(fú)人：這個人。
【釋義】
魯國有人提議翻修改造國庫長府。閔子騫道：「仍舊沿襲固有舊例，有什麼不好呢？有什麼必要去改變造制呢？」孔子道：「這個人不說話則已，一說就能正中要害。」
【按語】
一言足以，何須多言!
魯人為什麼要改造長府，舊注說法很多，但多是孤案揣測之辭，少有完整確鑿之論。
魯人為什麼要改建長府這一問題，是理解本章的關鍵，這一問題不解決，則閔子所講的話的意義，以及孔子評價閔子言必有中的「中」，此中在哪裡、又是哪裡的中，就都不能明確，閔子之德也就不能彰顯。
孔子所處的春秋時期，以當時的生產力水平，工程建設足以牽動社會脈搏，稍具規模的工程就要被作為重要事件記錄在史書之中，可是，我們在《春秋》以及相關的史料中並沒有找到對魯國改建長府這件事情的記載，這很可能是如閔子騫和孔子這樣的意見最後成功地影響了主政者的決策，因而改建長府的動議在最後並沒有具體實施。
下面，我們會展開長府事件的案例和案例分析，大家準備好狀態，仔細閱讀，會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禮制的作用有更為深入的認識和理解。
【大義闡微】
府，是國家儲藏財物文書與兵甲武備的府庫。長府是魯國內府的名稱，在魯君宮內，長府承擔的就是這樣的儲藏功能。
在本章中，「為」長府，又被稱為「改作」。王船山先生對此依據《春秋穀梁傳》和《春秋公羊傳》指出，「修舊為新，有加其度曰作曰為。」按照船山先生的理解，也就是說，古舊了的建築物按照原來的建制翻新，稱為「新」；而「作」或「為」則是指舊建築物在翻新的過程中又增加功能提高原來的建築規格，這種理解很有道理。然而，接下來，船山還是陷入思維的窠臼，結論就不免有些武斷：他以為「為長府」這件事是魯君的想法，以此僭越王制，按照周王室的規格來修造府庫。
這樣的說法，似乎並不符合魯君當時的處境。
僅從魯昭公的時代來說，季氏家族專權已經三代，魯君政權旁落已經四代了，魯君自身君權被三家僭越。季氏在主持魯君的祭祀時，竟公然敢將魯君祭祀使用的六佾之舞中的四佾搬到自家的堂上，僭禮去獨自欣賞八佾之舞，致使這邊正在進行的魯君的祭祀活動只有剩下的兩佾在勉強維持了，這實在是太過分，感受到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已經不僅僅是魯君自己。《論語》八佾篇第一章，講的就是這件事情。
被稱為三桓的孟孫、叔孫、季孫三家同盟分魯國政權為四份，孟孫、叔孫各得一份，季孫獨得兩份，魯君的權利就這樣被架空了，魯君的財稅收入自然也因之而十分有限。雖然不能就說魯君的財稅收入是一個減少的趨勢，然而，也絕對不是迅速增加的趨勢，這樣條件下的魯君，不可能為儲存更多財貨而有擴建庫府的需要，也沒有必要在祭祀和日用尚且不足的條件下以擴建府庫來炫耀富足，況且，魯君在自身權利都沒有保障的條件下，怎麼可能有閒心、更怎麼可能有能力動念去以這樣的方式去僭越王室呢？就像一個穿著掉了跟的破皮鞋正在為一頓早餐發愁的人，怎麼會渴望花大價錢去擁有一個名牌錢包來裝自己還沒有著落的飯錢？
事實上，在當時的生產條件下，工程建設大都還是手工作業，需要大量的勞力，動用的是國庫的開支，所以，有說法叫「勞民傷財」：消耗國家的財產儲備，有傷國力；勞動百姓的民力，還有可能使百姓錯過農時誤了農事，減少來年農業的收成，這在當時來說，實實在在的是一件大事。但是，我們要知道，閔子騫在這裡建議「仍舊貫」的原因，卻不僅僅是這種「勞民傷財」。
這是由於「長府」這一建築曾經是一次重大政治事件的策源地，這樣，「長府」就成了這一重大事件的標誌物，因而在當時的魯國，「長府」就有了特殊的政治符號意義。
在魯國，季氏的專權跋扈由來已久，魯昭公二十五年，也就是公元前517年，魯昭公對季平子已經實在忍無可忍，在一幹大臣的鼓動下，開始謀劃攻殺季氏。為了防止走漏風聲，精心選擇了在當時不引人注意的長府秘密進行所有的準備工作，資財、武備、軍餉都可以在長府內得到保障，而不會在搬運移動中走漏風聲。為了減小目標，不引起其他人的注意，昭公先是叫親信把他們分別從各路秘密徵集到的兵士身著便裝分散帶進長府，用長府貯備的盔甲武器把這些人武裝起來。這一天，三家之一的叔孫昭子離開都城出差外地，魯昭公以為時機來了，就自己也住進了長府，九月份戊戌日清晨，長府的門突然大開，昭公親自帶領這些甲士從大門內衝出來，直接撲向季氏家，很快攻進了季氏的家門。平素習慣了專橫跋扈的季平子沒有任何準備，就被步步逼迫，最後退守到高處的平臺上。
此刻的平子，已經是岌岌可危，突如其來的變故使他驚恐萬狀，自己也知道自己溯往所作所為已經犯下了重罪。為了不被馬上殺掉，他向昭公請求對自己走正式的司法程序，論罪處罰，將罪責公之於天下。昭公說：「不行!」平子又請求昭公把自己囚禁起來不要殺掉，昭公說：「不行!」平子又表示願意放棄自己在國中所有的權力地位，請求昭公讓他逃亡國外，放他一條生路，昭公說：「不行!」對平子已經忍無可忍、恨之入骨的魯昭公，雖然從來沒有見到平子這樣向他乞憐，但是，此時的昭公，一旦得到這樣可以立刻除掉季氏的機會，哪裡肯輕易地放過，一心想要把平子殺死而後快。但是平子負隅頑抗與之對峙，昭公一時還不能把他拿下。
事件傳到了叔孫氏家裡，叔孫昭子自然不在家，叔孫氏的家司馬叫鬷戾的召集手下家臣，通報了情況，問大家「怎麼辦？」大家一聽都傻了眼，由於事發突然，這又是在國君和權臣兩邊選擇站隊的問題，是非常敏感的政治問題，一邊是利害，一邊是道義，兩邊又都不好惹，沒有人敢輕易表態，所以都選擇了沉默。鬷戾看沒有人敢做聲，就說：「我們只是小小的家臣，不敢幹預國家的大事，這樣吧，請大家回答我這樣一個問題：如果季氏家族滅亡了，對我們每一個人來說，是禍是福？」
問題簡單而又直觀，眾人一聽，立刻齊聲回答：「季氏死了，叔孫氏也活不了!」鬷戾說：「好，那我們趕快去救吧!」這種戰前動員是十分有效的，被動員起來的家臣帶領家丁火速出發，很快攻破西北角進入到季氏的宅中，昭公的兵士實在是烏合之眾，見到冰寒刺骨的真刀真槍對著自己，非常害怕，紛紛脫下盔甲，蹲在地上，把箭筒舉過頭頂投降，鬷戾把這群沒用的傢伙趕走了。孟懿子遠遠地看到鬷戾得手，帶著家丁從外圍清剿昭公的武裝。
見大勢已去，昭公親近的大臣子家懿伯對昭公說：「就假作是我們劫持了君主做的這件事情，我們負罪出逃，君王您留下來，季平子經歷這樣的教訓以後，再侍奉您的時候，他也不敢不有所改變。」昭公嘆息的說：「我已經實在沒有辦法再去忍受他了。」於是，昭公放棄君位，君臣一起逃亡到了齊國。可見昭公內心之偏狹，非但不能容人，甚至不能容己，這樣也就自然地使自己無法容身於魯國了。
這件事情在魯國政治上是一次非常重大的事件，在當時的國際間震動也很大。魯國是周公之後，以禮儀之邦著稱於當世，禮的觀念在國內根深蒂固。正是由於這樣的政治文化基礎，雖然魯君四代失去朝政，季氏三代專權，收買民心，但是，名義上還必須服從於魯君的地位。在昭公遜位出逃之後的八年時間裡，雖然魯國君位缺失，然而也是一直沿用昭公年號，為昭公保留位置，直到昭公去世，才迎立昭公的兒子(一說弟弟)繼位為新君，其間，沒有人膽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國政在卿大夫維護下照常運轉。
季氏雖然是桓公的後代，仍然不敢覬覦君位，這並不是因為季氏力量不足，也不是季氏良心上不忍，而是畏懼一旦廢君自立，則奸名成立，必然招致天下人共同的誅伐。這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力量，孔子說「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就是以魯國這段君位缺失的歷史背景為基礎，講華夏民族這種優秀的禮樂文化傳統對規範人心、穩定國家的作用。這一傳統影響之深遠，甚至於一直到數百年後的東漢末年，曹操都不敢做廢君自立的事情，而其挾天子竟能令諸侯，匡扶漢室的口號也能夠形成號召力，變為軟實力，這都是利用禮樂之教在政治上的作用。
北宋司馬光看到了這種作用，為了重續這種中國傳統文明的血脈，在他主編的皇帝教科書《資治通鑑》中，微言大義地以周威烈王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這件事來開篇，諷周天子錯認一時的功利，自己親手敗壞維護天下的禮樂綱常，使三晉大夫非禮(法)謀得的諸侯之位獲得合禮(法)性，這就種下了天下以智謀和力量相爭奪而稱雄稱霸的種子，作為一個重要的節點，禮崩樂壞自此開始。由於《資治通鑑》的目標讀者是皇帝，司馬光開篇側重於說明禮對於維護皇權統治的作用，雖有偏頗的嫌疑，但是從這一角度來說，還是相當具有洞見力的，對於我們認識禮的全貌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建議讀者對《資治通鑑》開篇的這段文字予以足夠的重視。在北宋知識分子的共同努力下，中國傳統文化在歷經坎坷之後，得到了一次新的富有生機的文化回歸機會。
事實上，由於這次事件的結果是魯昭公出奔，季氏無論如何都無法逃脫驅逐君主的罪名，被狠狠地釘在了這一恥辱柱上。在這一文化背景浸染下的季氏，自己也陷入到深深的自我良心的譴責之中。當然，人終有一死，但是，季氏此時實在無法面對的是，因為他的這件事情，他的子孫世世代代將被千夫所指；他甚至於擔心，會有子孫羞於認自己為他們的祖先。據史料記載，一段時間之內，季氏真有生不如死的感受，人還活著，但是覺得自己的人格已經是一摶枯骨了。季氏一度對趕走國君感到非常懊悔，曾乞求別人幫助，為他尋求改過重新事奉國君的機會，這對他來說，不亞於讓死人復生，使白骨生肉。他這樣親口表達自己的感受：「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左傳》)正是由於文化的力量，才有季氏這樣的自責，有這樣的自責，才使季氏沒有更加向前一步，去廢君自立，也才沒有使季氏自己陷入更大的深淵之中。
公元前517年，也就是魯昭公二十五年，九月份戊戌日的這次事件，是魯昭公在一幹反對季氏的親信大臣鼓動下，密謀以武力討伐權臣，恢復君權的一次未遂事件，整個事件的謀劃準備、組織實施都是在長府秘密進行的，因而在事後，長府這座建築就成了這一事件的重要標誌了，在此後的一段時間裡，見到或者談到長府，都會勾起擁有深厚禮樂文化底蘊的魯人一段沉痛的回憶。
魯人為什麼要改建長府，歷來注家有很多說法，擇其要者，歸納起來大致如下：
其一說，昭公為起事所作的準備工作之一，先要把長府改造成據點，這時，得到消息的閔子騫知道昭公這種做法比較荒唐，昭公的勢力也不足以成事，就委婉的加以勸阻。(清劉寶楠《論語正義》)
其二說，事件發生之後，季氏擔心後繼的魯君(定公、哀公)繼續利用長府作為據點，做出類似的事情，所以，是季氏為首的三家主張改造長府。閔子騫反對。(清翟灝《四書考異》、凌鳴《論語解義》)
其三說，昭公出亡以後，為了抹去人們心中的記憶，季氏主張改造長府，閔子騫反對。(清俞樾《湖樓筆談》)
我們了解了人物的動機和事件發生的背景、過程之後，就會知道，昭公身邊到處都是三家的眼線，選擇位於魯君宮內的長府作為謀事的場所，最主要的目的是避開三家視線，準備工作需要悄無聲息、不露任何痕跡地秘密進行。在當時的生產和物質條件下，興土木改造長府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可以記入史冊的事件，其難度和影響甚至於不比我們現代條件下修三峽大壩小多少，這必然使長府成為公眾輿論和視線的焦點，怎麼可以逃開三家的監視？所以，如此突兀地改造長府，必然不是昭公的主張，改造長府也更不會為舉事做準備。
昭公利用長府的便利條件為隱蔽，策動未遂事變之後，長府的任何蛛絲馬跡都會成為輿論的焦點話題，無論是憎恨它或是寄希望於它的人，都必然的關心和關注著它，一旦出現任何異常，都會觸動相關各方的敏感神經。魯昭公乘人不備出其不意的策動了這次事件，在此之後，定公、哀公即使有如昭公同樣的想法，也不會幼稚到繼續利用長府作為場所了。所以，第二種說法似乎很難成立。
至於希望尋找時機和理由，抹去長府留給自己和後人的記憶，出於這樣的原因，改造長府，同時，作為一種對公眾心理的試探，摸清魯國民眾的心理底線，應該是季氏為首的三家在當時條件下最想做的事情。而閔子騫被孔子稱讚為言必有中的話，正是代表魯國正義的聲音對季氏這種心理的回應，在這樣的壓力之下，在國君出亡之後，季氏才不敢繼續恣意妄為，囂張氣焰有所收斂。這種聲音的作用，是讓季氏知道，民心是不可以欺騙的，歷史是不容修改的。改建長府，就是改造歷史，就是改造事件真相，更兼有改造禮法制度的試探和暗示。
仍舊貫，既是仍任建築物的舊貫，也是仍任禮法制度的舊貫。閔子騫的話，正是春秋筆法，所以得到孔子的高度讚揚，而孔子在讚揚閔子騫的同時，另一層更重要的意思，是在藉助於讚揚閔子騫，表達了自己的主張，是對閔子騫所代表的主張的進一步的加強，這就更是微言大義，同樣是春秋筆法的運用。閔子騫的話是「言必有中」，孔子的話又何嘗沒有「中」呢？他們的話都有共同的目的，也就是共同的「中」，那就是對季氏形成輿論的壓力，盡力使季氏回復到禮的軌道上來，這是處在孔閔師徒的位置上應該做和能夠做到的事情，這也就是經典的「孝乎惟孝」，「施於有政」的方法。
按照船山先生的考證，如果魯人確實實施了改造長府的工程，一定會見載於史書之中，然而，事實上並沒有這樣的記載，所以，可以知道魯國的長府並沒有被改造。正是由於有閔子騫和孔子所代表的正義的聲音，不僅僅是長府沒有被改造，更主要的是季氏以自己是魯桓公的後代這樣的尊貴背景，在昭公遜位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雖然代行君政，卻終究不敢自立為君，魯國的道統得以維持。
至於《論語》6.7章中提到的季氏派人去請閔子騫做管理費城的首長，而閔子騫斷然拒絕，應該是大致在這件事的前後，子騫彼時的行為是出於同樣的考量，通過對季氏的斷然的拒絕，表達的是一種聲音，希望季氏聽到以後能夠感受到制約，而因此對自己的行為和心理有所約束。至於做與不做季氏的官，則是時行則行，時止則止，並不是高尚知識分子的教條，試想孔子及其眾多高弟都做過季氏的官，或與季氏有很好的合作，即使閔子騫自己，後來也作了季氏的官，這都是時事不同的原因而已。
但是，為官與合作的目的，決不是為了個人的榮華，而是為了道統的流行，修正季氏等權貴違禮的政教，使之回復到禮的正道；不能放任季氏濫用權力，敗壞禮樂，這應該始終都是孔子師徒的重心所在。這樣做的結果，既保護了道統，難道不也是對季氏的保護嗎？可見聖人不棄一人!何止是人，聖人不棄一物。只有在禮樂文化的道路上，每個人才能夠獲得最大的利益，違背這樣的道路，即使一時獲得恣意，其妄為也足以使自己殞身敗名，不能長久，聖人同樣悲憐這樣的人，同樣設教來化導他歸於正道，可見聖人心中的平等。
中國傳統文化中獨立的史書和史官以及相應的制度安排，是中國古老政治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一大特色，這一特色要求政治人物可以不避現實，但是同時也必須直面歷史。在這樣的要求下，政治人物必須對天下、國家、民族，更要對子孫後代負起責任，而不要被一時的利害得失所左右，更不會僅為自己一身、一家的利害得失所左右。這種政治文明可以幫助我們克服很多現代政治的缺陷，值得我們深入地研究。比之於現代人所強調的獨立司法，獨立史官制度，會更多了一雙歷史的法眼。在這雙法眼的監護之下，天空會更加的晴朗通透。人類對文明的追求，不可以忽視中國傳統文化這一重要的遺產。
附，《資治通鑑》開篇，司馬光就用這樣的眼光來評論禮的作用：
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眾，受制於一人。
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眾，受制於一人，雖有絕倫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為之綱紀哉!是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上之使下，猶心腹之運手足，根本之制支葉；下之事上，猶手足之衛心腹，支葉之庇本根。然後能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也。
文王序《易》，以乾坤為首。孔子系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言君臣之位，猶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諸侯，尊周室，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以是見聖人於君臣之際，未嘗不惓惓也。非有桀、紂之暴，湯、武之仁，人歸之，天命之，君臣之分，當守節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紂，則成湯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吳，則太伯血食矣。然二子寧亡國而不為者，誠以禮之大節不可亂也。故曰：禮莫大於分也。
夫禮，辨貴賤，序親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別之，然後上下粲然有倫，此禮之大經也。名器既亡，則禮安得獨在哉？昔仲叔於奚有功於衛，辭邑而請繁纓，孔子以為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則國家從之。衛君待孔子而為政，孔子欲先正名，以為名不正則民無所措手足。夫繁纓，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細務也，而孔子先之。誠以名器既亂，則上下無以相有故也。夫事未有不生於微而成於著。聖人之慮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眾人之識近，故必待其著而後救之。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則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堅冰至」，《書》曰：「一日二日萬幾」，謂此類也。故曰：分莫大於名也。
嗚呼!幽、厲失德，周道日衰，綱紀散壞，下陵上替，諸侯專徵，大夫擅政。禮之大體，什喪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猶綿綿相屬者，蓋以周之子孫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晉文公有大功於王室，請隧於襄王，襄王不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請焉!」文公於是乎懼而不敢違。是故以周之地則不大於曹、滕，以周之民則不眾於邾、莒，然歷數百年，宗主天下，雖以晉、楚、齊、秦之強，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
至於季氏之於魯，田常之於齊，白公之於楚，智伯之於晉，其勢皆足以逐君而自為，然而卒不敢者，豈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誅之也。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晉國，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並棄之也。先王之禮於斯盡矣。或者以為當是之時，周室微弱，三晉強盛，雖欲勿許，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晉雖強，苟不顧天下之誅而犯義侵禮，則不請於天子而自立矣。不請於天子而自立，則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禮義而徵之。今請於天子而天子許之，是受天子之命而為諸侯也，誰得而討之!故三晉之列於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
嗚呼!君臣之禮既壞矣，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聖賢之後為諸侯者，社稷無不泯絕，生民之害糜滅幾盡，豈不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