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現代中國與古代中國誠然有著種種不同，但不可否認的是，現代中國在文化上、在疆域上，都是古代中國文明的延續。中華文明如何得以保存、擴展以致延續至今呢？回答這一問題，恐怕並不能僅僅著眼於文明的內部，更重要的是，在文明與外部世界交互的視野之中理解外族政治文明體的變化，理解華夏文明是如何在與其它文明的競逐、共生中得以擴展的。本文探討了華夏文明西部邊界的波動，由此可窺見華夏文明向西擴展的努力及其成效。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發，供讀者思考。
華夏文明西部邊界的波動
本文討論的華夏文明，是指商周以來以漢字為主要書寫手段的社會體。雖然社會體並不總是與政治體相重合，但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社會體的盈縮變化主要是由政治體的興衰變化決定的，甚至可以說，具有一定連續性和穩定性的社會體本身就是由不那麼連續和不那麼穩定的政治體創造出來的。因此，對文明體和社會體發展狀況的描述，勢必在很大程度上以政治體的發展為背景。
這裡要談的所謂「邊界」，有時並不是切實可見的空間存在，或者毋寧說，它僅僅是一個亦此亦彼的混合地帶，在此地帶，華夏文明與其他文明共存共生。當然，政治體以軍事力量製造的法律意義上的國家邊界與這種文明體的邊界通常並不重合，但兩者之間的相關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年輕的華夏文明及其主導的「華夏化」
華夏文明雖然被稱作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但創造出這一文明的那個人群（更準確地說是一個政治體）並不是非常古老的，甚至可以說是非常年輕的。研究漢語史的一些學者發現，漢語是一種混合語言，可能是在中原地帶交匯的各語言，特別是古南澳語、古阿爾泰語和古藏緬語持續接觸的結果。也就是說，華夏社會體的起源（如果可以用起源這個很不可靠的術語的話），是來自不同方向的人群在今天黃河中下遊之間（河南中部、山西南部及陝西東部）發生某種充滿活力的接觸的結果。
就是這一個年輕的社會體所代表的文化體，率先在亞洲東部孕育出了高級的文化形態，即文明，從而使這一群體對周邊各語言各族群具有了發展優勢，決定了周邊各語言各族群逐漸被蠶食、被消融以至擴充到華夏文明體之中的歷史命運。
表現在語言上，就是漢語人口的持續擴大及其對非漢語人口的淹沒。這種漢語人口淹沒非漢語人口的歷史，既是漢語人口數量持續增長、漢語人口覆蓋地區持續擴大和漢語社會同質性持續加深的過程，同時也是漢語自身誕生、變異和發展的過程。
表現在族群環境上，就是漢語社會與周邊族群的區隔日益鮮明和強烈。宏觀地描繪周秦之際東亞大陸主要人群的分布狀況，應該是這樣的：內亞草原的遊牧民；東北亞森林地帶諸民族，包括今俄羅斯的西伯利亞和濱海諸州，及今中國東北全境與長城地帶的漁獵民族；以黃河中下遊為中心正在急劇擴張的華夏民族集團；漢水、大別山以南至南嶺以北的稻作區的諸蠻；以及南方濱海地帶的古代諸越民族。這種各主要族群集團在空間上各自連續分布並覆蓋廣大地區的格局，到戰國後期已經有了顯著的改觀。
華夏集團首先在政治上（當然主要依靠軍事手段）控制了越來越多的原非華夏地區，接著在這些地區開始了華夏化運動。歷史地看，華夏化是一個緩慢的過程，是從局部地區和部分人群開始逐漸在空間和社會中擴散的過程。一開始，華夏化地區和人口有如孤島一般點綴在非華夏的海洋中，可是，歷史的基本軌跡卻是，這些華夏孤島一直在成長和擴張，並最終逆轉了孤島與海洋的關係。當然，無論在時間上還是在空間上，無論在非華夏社會的各族群之內還是在同一族群的不同單元之間，華夏化都是以不均勻的速度和幅度，在不同層面和不同程度上分階段進行的。
表現在空間上，就是我們要說的華夏文明邊界的波動。如果以古人常說的「天下之中」的河洛地區為中心來看，華夏文明四千多年來在空間上各個方向的成長似乎是相當均勻的。幾乎東亞大陸的所有農業區都實現了華夏化，例外出現在朝鮮半島和越南半島，而這兩個半島歷史上正是華夏政治體多次進入又反覆退出的地方，是華夏文明在東亞農業區波動幅度較大的特殊情況（無疑，是可以很好地給出歷史解釋的）。在非農業地區，由於清朝的帝國構造包容了大規模的多族群多文化的社會與政治單元，從而遺留給現代中國以巨大的北部和西部版圖，同時也使得現代中國的政治邊界與傳統華夏文明的邊界出現了明顯的不一致。當然，歷史上二者從來就沒有過完全一致的時刻，但值得思考當代中國民族問題的學者注意的是，清朝遺產中這二者間的差異特別突出。
依靠現代中國版圖，會產生一種錯覺，即認為傳統華夏文明歷史時期在各個空間方向上的推進所取得的成就都是相當的。
其實，從投入產出比的角度看，歷史上華夏政治體的擴張和華夏文明的擴展在不同地區是非常不均衡的。在農業地區，首先是北方的華北平原、江淮地區、膠東半島、關中平原等麥作區，以及長江以南的江漢平原、洞庭湖平原、太湖平原等稻作區，還有西南的成都平原等等，早在秦漢之際就被整合進了華夏文明圈。而漢武帝時代的大擴張中，不費什麼力氣就拿下了甌越、閩越、南越和西南夷，而同一時期與匈奴的戰爭不僅耗時長久，而且幾乎把漢朝拖垮。究其原因，不僅因為匈奴有騎射優勢，而且因為華南廣大地區各個族群的政治發育水平都不高，政治體的規模都不大，都不足以動員一支較大的軍隊來抵抗漢朝偏師之一擊。無論是哪些原因起了主導作用，軍事徵服在南方的成功是如此輕易，使得緊隨軍事徵服之後的華夏化運動的全面完成顯得要漫長許多——大約到唐代中期才可以作此判斷。當然，在華南全面華夏化之後不久，整個東亞大陸的經濟重心也就從華北平原轉移到長江流域的稻作農業區了。
相比而言，華夏政治體在北方和西部地區的投入就要大得多，包含財政、軍事和國家可以動員的其他一切資源，表現在歷史資料裡就是有關記錄要多得多，任何學習歷史的人都會非常容易地獲得歷史上國家在北方和西部的活動更為重要的印象。這個印象雖然是有道理的，但掩蓋了華夏化在華南更為成功、以及華南對華夏文明更為重要這個基本事實。
▍華夏政治體向西的努力及其成效
下面我們通過梳理歷史上華夏文明西部邊界的波動情況，概括地觀察歷史時期華夏政治體在向西發展方面的努力及其成效。
如果從秦代說起，我們首先要承認，到目前為止我們還不能確切地知道，秦國以及後來統一後的秦朝在其國境西部所面對的主要敵人是誰。我們知道秦長城西起臨洮，但洮河以西，或者說隴山以西，有誰需要這樣嚴加防範呢？我們知道那時河西走廊有所謂月氏，從匈奴必須派質子到月氏去的情況看，月氏是比匈奴更為強大的遊牧政體。可以推測月氏當時的影響已經達到了隴山地區，與秦國和秦朝西向的發展在長城一線發生了接觸。月氏是說印歐語言中的伊朗語支某種語言的。我們應該知道，在漢武帝以前，從河西走廊向西一直到中亞，全都是印歐語言中的伊朗語支各語言的世界。甚至有研究者認為，印歐語言向東亞的擴張一直達到今山西中南部，參與塑造了華夏古文明的某些人群就是說印歐語言的。
《史記》的《大宛列傳》說：「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鬚髯。」《大宛列傳》很大程度上是依據張騫及其隨行官員的旅行報告寫出來的，他們的旅行都是自今新疆北部向西再向南，也就是說，因此他們的報告沒有提到今新疆南部即塔裡木盆地諸綠洲國家的情況。其實，自河西向西經塔裡木越帕米爾到中亞，都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也就是說，秦朝以西是一個連續的印歐語和印歐文化世界。
秦漢之際崛起並建立了歐亞草原第一個大帝國的匈奴，似乎並未改變這一局面。匈奴的統治集團是說什麼語言的，究竟說古蒙古語，還是古突厥語，這是匈奴史研究中最引發糾紛卻又毫無結果的問題。不過，關於匈奴和月氏一樣屬於印歐語人群、源於西方而不是北方的說法，也是不能排除的。無論如何，漢武帝發動曠日持久的對匈戰爭之前，漢朝的西部邊境不僅沒有擴大，卻遭受著巨大的國防壓力。可是當漢朝軍隊在霍去病的領導下於公元前121年佔領河西走廊之後，華夏政治體進入塔裡木盆地就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了。接下來為人熟知的歷史就是漢朝經略西域，也就是華夏政治與文化影響進入塔裡木盆地，以及漢朝對中亞的用兵。
《有所不為的反叛者：批判、懷疑與想像力》書影，上海三聯書店出版
應該注意的是，在漢武帝之後兩千多年的歷史中，儘管河西地區始終存在著非華夏文化的因素，有時候這種非華夏的因素還會形成河西被非華夏政治體統治（如十六國時期的後涼、南涼和北涼，唐代的吐蕃，宋代的西夏等等），但河西的華夏化程度非常高，連續性也非常強，是華夏文明在西部最富歷史意義的戰略前頭堡。
和河西情形近似的還有兩個地方，一個是吐魯番，一個是樓蘭。吐魯番和樓蘭本來是塔裡木東緣的兩個綠洲小國，是說印歐語的，但在漢朝及其以後華夏政治體的連續衝擊下，最早進入華夏化的軌道。可是，很可能是由於北朝時期自然環境的變化（比如孔雀河河道的變化）造成樓蘭地區不再適宜人類居住，一個本已成型的華夏化綠洲消失了。當然，華夏力量的西進與樓蘭綠洲的環境破壞之間究竟有怎樣的關係（或是否有相關性），還有待今後的研究給出答案。吐魯番是今新疆境內第一個被納入華夏式郡縣行政體系的綠洲（設置高昌郡），而且是在中原的華夏統一政權崩解後的所謂十六國時期。可以說，從漢代到西州回鶻控制高昌的近千年的時間內，吐魯番的華夏化進程基本上是連續的。
由於唐宋之際在華夏政治體周邊湧現出多個重要的非華夏國家政權，切斷了吐魯番與中原的聯繫，吐魯番的華夏化成果很快消失了。華夏因素退出的同時，突厥因素卻進入了。和吐魯番先後同時，整個塔裡木地區進入了突厥化的時期。塔裡木南北各綠洲本來說印歐語、信仰佛教和其他宗教的人群，最終轉變成說突厥語、信奉伊斯蘭教的突厥人，這是一個耗時長久、異常深刻的變化。同樣的變化也出現在帕米爾以西的中亞地區。
需要強調的是，不能把這場變化簡單地理解為突厥人遷入的結果。突厥人群從草原地帶進入綠洲當然是事實，但他們人數稀少，原來的印歐語人群在人口數量上佔據絕對優勢。但居於統治地位的突厥人最終把自己的語言、認同和歷史記憶，成功地轉化成包括整個塔裡木在內的絕大多數中亞地區人群的語言、認同和歷史記憶。有趣的是，這樣的歷史變化在不同地區的突厥人群的體質人類學特徵上留下了鮮明的印跡。今天草原地帶的突厥人群，如柯爾克孜（吉爾吉斯）人、哈薩克人，與綠洲農業區的各突厥人群，如維吾爾人、烏茲別克人，在體質特徵上有明顯區別，前者更接近蒙古人，後者更接近波斯人。這就是因為前者中較多保留原阿爾泰人群因素，後者中較多保留原印歐語人群因素。
在包括塔裡木盆地在內的中亞廣大地區完成突厥化和伊斯蘭化之後，非伊斯蘭和非突厥的因素並非再也沒有機會進入該地區。沙俄與蘇聯的漫長統治已經給中亞注入了深刻的外來因素；類似的情況在新疆也隨處可見。這些新因素在歷史的長時段背景下應如何評估，當然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不過對研究者來說，最容易犯的錯誤就是過於籠統地把中亞的突厥化和伊斯蘭化看成一個歷史分期標準，從而未能深入地觀察在長達千年的時間內中亞各社會體、各文化體和各政治體之間所發生的豐富多彩的歷史運動，正是這些歷史運動提供了現代中亞（包括中國的新疆）的歷史基礎。
舉一個例子來說，學者一般都知道，塔裡木地區的綠洲社會在歷史上有一個較為鮮明的特點，就是政治上的分散性（當然並不意味著文化上的彼此排斥），缺乏綠洲之間政治認同的內在動力，這也是塔裡木地區在軍事防衛方面比較脆弱的原因。但是如果我們沒有充分注意到17世紀以後諸綠洲間逐漸出現的政治認同和權力集中的傾向，我們就無法理解19世紀末以後的諸多政治和文化趨勢。應當把中亞地區近代的政治發育與世界歷史的其他部分放在同一個平面上來認識，而不是把伊斯蘭中亞看成孤立的和靜止的島嶼，更不能把近代中亞的歷史看成一個古老文明區的衰落過程。
更重要的是，對中亞東部（及中國的新疆）近二、三百年歷史的深入觀察，會給我們提供一個理解華夏文明重新進入中亞的歷史平臺。我們知道，近代華夏政治體重新進入中亞是從清朝與準噶爾爭奪草原統治權開始的，但如果僅僅從強權政治和國際關係的角度來觀察這個重新進入，容易忽略了中亞社會內部的政治發育及其在適應新政治秩序的過程中所發生的反作用力，這種反作用力事實上影響了新的政治秩序本身的形式及其變遷。
華夏文明西部邊界波動的歷史，不僅是華夏文明的歷史，更是西部地區各古老社會的歷史。當我們這麼說的時候，我們應當想到的是那些活生生的、由人群和情感所構成的時間與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