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韓國新任總統文在寅攜夫人金正淑訪華。啟程前，金正淑在青瓦臺用韓語為中國公眾朗誦錄製了一首韓國著名詩人鄭玄宗的詩歌《訪客》。這段音頻不僅展現出總統夫人良好的文化修養，也增進了中韓兩國人民的情誼。然而對於鄭玄宗這位「韓國著名詩人」，相信大部分中國公眾都是首次聽聞；仔細想想，印象裡能數得出的韓國作家也似乎寥寥無幾。相比中國公眾對日本作家作品的熟知程度，韓語作品實在顯得有些尷尬。為何韓國文學在中國的存在感這麼低？
「韓流」中的缺席多年以前，被稱為「韓流」的韓國大眾文化曾對中國造成巨大衝擊。各種韓劇和綜藝節目紅遍中國，至今宋慧喬、宋仲基們在中國的人氣可能一點也不比迪麗熱巴、鹿晗們差。
儘管近年來韓劇在中國的播放量迅速下降，同時再也沒有出現過像《大長今》那樣的現象級作品，不可否認的是，一批韓國電影如《素媛》、《熔爐》、《釜山行》和《辯護人》在中國獲得了極佳的口碑和傳播。
由李英愛主演的韓劇《大長今》在中國創下收視奇蹟。有心人會發現，在「韓流」對中國公眾的持續性影響中，文學是缺席的。這裡的文學是指能夠代表韓民族智力活動最高水平的經典性純文學作品，不包括通俗流行文學（例如金聖鐘的推理小說、趙昌仁的家庭親情小說和金河仁的戀情小說等）。
1949年後，出於政治意識形態等原因，中國大陸對韓國文學的譯介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主要集中在反映弱小民族、抗日民族主義和無產階級文學方面。1992年中韓建交之後，兩國開始恢復大規模的民間文化交流。那時的中國剛經歷了鄧小平南巡講話，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的一些出版商也瞄準時機，在「韓流」的推動下，包裝推出了大批韓國通俗文學作品，並收穫了可觀的銷售業績和經濟效益。
例如，金聖鐘的《迷途彼岸》據有關資料統計銷售了將近10萬冊，而金河仁的《菊花香》銷售量超過了30萬冊，這些數字的確令那些韓國的純文學作品望塵莫及。除了韓國通俗暢銷書和一些根據熱門影視劇改編的小說之外，廣大青少年讀者迷戀的所謂「網絡青春小說」也成了中國公眾了解韓國文學的重要窗口。
可愛淘（李韻世）的網絡青春小說《那小子真帥》由中國大陸的世界知識出版社於2004 年出版後，曾創下近百萬冊的銷售紀錄。除此以外，大陸出版界還先後翻譯出版過銀戒指、金賢正、徐亨周、李林銀等人的網絡小說。但問題是，這些快餐式的消費文化和幼稚的低齡讀物很難被視為真正的文學作品，這就像在中國沒人會把《鬼吹燈》和《盜墓筆記》看作代表本國文學水平的作品一樣。
《那小子真帥》曾經在中國校園內風靡一時。有一個例外是女作家孔枝泳，這些年我們翻譯出版過她的不少作品。但以她的小說《熔爐》為例，書和同名電影的影響力相比實在是不值一提，而且小說的中文版還是在電影《熔爐》2011年上映的兩年後才被翻譯出版，料想很多人都不知道電影是根據小說改編而來。
近年國內譯介較多的韓國作家就是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高銀，他被稱為韓國「國民詩人」，其詩集已有三種漢語譯本，不過這還是託諾獎的福，要不是因為諾獎，相信他在中國也不會受此「禮遇」。
高銀是韓國有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熱門人選。韓國文學的世界化努力文學作品想要對非母語國家進行傳播自然離不開翻譯，而事實上，韓國也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甚至成立了專門的對外翻譯機構。
上世紀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韓國經濟得到飛速發展，創造了舉世公認的「漢江奇蹟」。隨著經濟實力的不斷提升，逐漸也開始重視向世界宣傳本國文化。從1980年代初開始，韓國政府和一些大企業、大財團對向對世界各國翻譯出版本國文學作品提供經濟資助。最初這項事業是由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直接管理。到了1990年代，由文藝振興院接管。1996年5月，「韓國文學翻譯金庫」成立，韓國文學的出版翻譯從政府的直接事業轉為間接事業。
2001年3月，文藝振興院把出版翻譯事業和「韓國文學翻譯金庫」一體化，成立了韓國文學翻譯院。2005年依據《文化藝術振興法》，正式明確了韓國文學翻譯院作為國家法定機關，隸屬於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是其下屬的特殊財團組織。翻譯院成立後，將目標定為致力於推廣韓國文學，克服世界出版領域中韓國文學「少數語言文學」的身份局限，試圖把自己打造成為國際化的嚴肅文學交流機構。
韓國文學翻譯院設立翻譯獎項，鼓勵從事韓國文學翻譯事業。然而在「韓國文學世界化」的過程中也走過一段「彎路」，韓國文學翻譯院尹志寬院長在2006年接受《當代韓國》採訪時坦陳，文學翻譯院過去一直把重點放在西歐國家的語種上，而對第三世界語種翻譯出版的支持並不顯著，這其中也包括中文。不過尹院長在採訪中也站在亞洲立場上對這種「世界化」做出了反省：
「由於不能否認英語在世界性傳播的效應以及美國的世界帝國的地位，為了應對這些現實從而實現世界化的真正意義，用英語介紹和傳播韓國文學具有一定的重要意義……但用非英語來積極地介紹韓國文學也很重要，尤其通過翻譯可以同非西歐國家進行文學或文化方面的相互交流，擴散一種非西歐為中心的、與西歐為中心的思維方式或體系相抗衡的世界文化價值，可以成為加強非西歐國家之間文化紐帶的機會。」
中國當下大多數出版社已經由計劃經濟時代的事業單位轉變為自負盈虧的經濟實體，在考慮選題的時候會更加重視經濟效益，但嚴肅的純文學著作相比通俗文學能夠帶來的紅利顯然微乎其微。這就有賴於韓國文學翻譯院保持長期的資助。另一方面，中國民營出版社也要逐步轉變觀念，不能純粹以市場價值作為選題導向。
儘管意識到了翻譯策略的失誤，要在短時間內改變這種狀況絕非易事。翻譯畢竟是兩種不同語言之間的擺渡，好的翻譯必然要求譯者長期浸潤兩種不同的文化語境之中。除了掌握語言之外，對於文學翻譯而言，尤其重要的是要培養非母語的語感。
當下無論中韓兩國，似乎都缺少可以被大眾銘記的韓語翻譯家。這點假如我們比較一下日本文學的中文翻譯情況，就會更為明顯。對於經典性的日本現當代作家，似乎每一位在中國都有對應的「專職」翻譯，譬如葉渭渠之於川端康成，竺家榮之於谷崎潤一郎和青山七惠，林少華之於村上春樹，唐月梅之於三島由紀夫，許金龍之於大江健三郎等等，這些翻譯家通過自己的翻譯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已經成為作者的另一種聲音，賦予了他們的作品以漢語的新生。
日本文學大師谷崎潤一郎和川端康成。但反觀韓語文學作品的中文翻譯則欠缺太多，據我的目力所及，印象中只有一位名叫薛舟的譯者翻譯過大量的韓語文學作品並且持續關注韓語文壇的動態，其餘便不甚明了。
韓國文學翻譯院尹志寬院長之前在採訪中表示，翻譯院每年培養十名左右國外的專業翻譯人員。為了挖掘新的翻譯人才，他們正在推行翻譯新人獎制度。翻譯新人獎制度最初只適用於英語一個語種，後來擴大到法語、德語、西班牙語，從2005年開始把中文也包括進來。值得欣慰的是，現在中國願意從事翻譯韓國文學的譯者比較多，翻譯院每年支持培養的十名外國專業譯者中，中文語種大概可以佔到七八名。
不應忘記的是，中國還有約兩百萬生活在東北三省的朝鮮族同胞，他們都是潛在的韓語翻譯人才。儘管中國的朝鮮族和生活在韓國、朝鮮的主體民族語言相同，但由於多年生活在不同的政治體制下和完全不同的文化氛圍裡，彼此的語言已經產生了較大差異，很多詞彙特別是在外來語的使用上，雙方甚至有時難以交流。但相較於重新學習一門陌生的外語來說，朝鮮族同胞的優勢是不言自明的。
2000年，中國詩人舒婷發表過一篇文章講述她與韓國詩人的交往，其中就有本文開頭提到的鄭玄宗。他們相識在一次國際詩歌節上，限於語言障礙，只能在餐桌上通過寫字交流，畢竟韓文與中文還有可以溝通的地方。後來舒婷曾在國內遍尋鄭玄宗的詩歌漢譯，可惜始終沒有找到。但願這次借著總統夫人的光環，鄭玄宗更多的漢譯作品可以儘早與中國讀者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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