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抗戰前民國的義務教育
1930年，現代學校仍然堪稱鳳毛麟角。一個縣一般只有一所中學，小學有兩所就不錯了。民國義務教育面雖窄，但政府財政投入和老師待遇上卻較高。當時普通警察一個月兩塊銀洋，縣長一個月20塊銀洋。而國立小學，校長一個月可以拿到40塊銀洋，普通老師拿的俸祿比校長少，但是比縣長多。自新式教育開辦以來，對其「食洋不化」的批評就一直存在，代價昂貴、普及教育遙不可及，城鄉差距進一步擴大、教育的內在精神沒有提高。平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激烈批評：「這是培養小姐、少爺、高級廢物的教育」，直到1949年，全國學齡兒童的入學率不足20%，中國的文盲高達80%以上。學校只有富家子弟才上得起，一年下來需要幾十塊大洋，農村的孩子一般就讀於私塾，一年要給先生交三四鬥米，中秋春節也要上貢。
二、新中國教育的大發展
解放後，私塾被全面取締。為了迅速實現普及現代初等教育目標，1951年政務院頒布《關於學制改革的決定》，將工農速成學校、業餘學校、識字學校等正式納入學校系統，形成工農速成教育、成人業餘教育和正規教育三足鼎立之格局。1952年，全國學齡兒童入學率已達49.2%，小學畢業生升學率高達96%。這一指標，已經和改革開放後的同類指標相當。1956年，教育部印發《十二年教育事業規劃綱要》，準備「7年內在全國基本普及義務教育」。到了9月份的中共八大，基本上普及更變成了「普及義務教育」，時間也延長到12年。即使這樣，毛澤東依然不太滿意。1964年，毛澤東對農村教育沒有受到足夠重視提出批評。隨後在「文革」中，大批知識分子和知識青年從城裡下放到農村的廣闊天地，農村學校大量設立，民辦教師也大量出現，全國農村迅速形成了大隊辦小學，公社辦初中，區委會辦高中的新格局。農村學齡兒童的入學率和升學率陡然攀升，前者從1962年的56.1%上升到1976年的97.1%，後者則由42.6%升至94.2%。「當時的教育基本免費。」在「文革」中度過小學時代的安徽大學教授張德元說，「我上小學的時候，一個學期學費是兩毛錢，語文和算術兩本教材，每本一毛錢，算起來只相當於農民抽的兩三包煙錢。」而教師工資由縣財政負擔。「文革時期公辦老師工資由縣財政全包，民辦老師收入分兩部分，一部分為補貼，從7元漲到14元、21元錢，由縣財政局出，另一部分算工分，由生產大隊負擔。」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張玉林說，「老師工資佔教育經費80%的比例，縣財政承擔下來就能解決問題，所以當時儘管工資水平低，但是不拖欠。」「文革」時期的中小學，一半時間用來上課，主要是語文、算術，另一半時間用來學工、學農、學軍：隨貧下中農下地，到工廠勞動，或者扛著紅旗和部隊一樣拉練，一天步行三五十公裡。上高中，學費每年5塊錢，數年不變。上大學，更是享受到了「國家全包」的待遇：從洗臉盆、茶缸到床上的被子，全是公費。除此外，一個月還發17.5元，足夠他一人夥食費。「當時工人一個月才30元錢。大學畢業後，由國家來分配工作。對於農村孩子來說，這是一段美好時光。當時中小學教育收費低，公共保障好，由上級政府負責教育經費，村民象徵性交點錢，即使交不起，中小學也有助學金可以申請。人民公社成立後，教育、衛生醫療到水利建設，全由公社包幹，「免費教育」一直持續到「文革」結束。
三、改革開放後的「義務教育」
隨著改革開放的「撥亂反正」，義務教育開始收費。基層教育收費風開始愈演愈烈。弱小的鄉鎮財政無法滿足農村義務教育的需求，政府向農民徵收教育費用成為常態。有關部門曾經數次清理過教育亂收費的名目，除教育附加費、雜費和課本費外，還有贊助費、考試費、補考費、住宿費等；一些重點中小學還收取與入學掛鈎的擇校費，強制代收保險費等。上世紀90年代後，全國對農民徵收的「教育附加費」和各種「教育集資」，最保守的估計也在1500億元以上。在農村，許多學校是農民自己建起來的，老師的工資和辦公費用也由農民來分擔，但令他們尷尬和無奈的是，他們的孩子，仍然不能順利就讀，許多家庭為供孩子上學，終年生活在貧病之中，城鄉兒童和青少年失學嚴重。1998年，張藝謀電影《一個都不能少》風行大陸，為90年代的農村教育，刻下了一個深切的註腳，片中反映鄉村教育的凋敝和老師學生的艱辛，令人噓唏。進入新世紀「稅費改革」後，「亂收費」愈演愈烈。國家發改委多次統計顯示，教育亂收費舉報，連續數年居價格舉報首位。從中央各部委到各級地方政府，緊急通知、調查組、舉報電話再加上三令五申，一年年治理風暴刮過，效果卻有限。中央制止「亂收費」的行動，最後演變成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博弈。原教育部副部長張保慶在公開場合把亂收費的矛頭直接指向地方政府：「我調查的結果是，中小學亂收費主要是地方政府的亂收費。不是學校在亂收費，都是地方政府逼著學校亂收費。」事實上，一些地方政府不僅對中央部委的相關規定置之不理，連取消教育附加費都在暗中抵制。
黨的十八大以後，「義務教育」和取消「亂收費」從真正看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