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消息網12月11日報導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網站12月3日刊載題為《Z一代將如何重整外交政策》的文章，作者為塞繆爾·巴尼特、納塔莉·湯普森和桑迪·阿爾庫塔米。文章稱，Z一代是美國的未來，在美國外交政策的拐點，這代人應該充分地發聲。全文摘編如下：
許多Z一代（1995年至2010年間出生）美國人，把2020年大選視為自己去塑造美國的未來及其在世界上所扮演角色的第一個機會。美國年輕人在這屆大選中的投票率創下了紀錄——幾乎是2018年的兩倍，比2016年高出8個百分點。不過，儘管Z一代的選舉影響力日漸增長——這個群體目前在美國選民中佔到1/10——但他們在決策事務上仍未真正佔有一席之地。
面對棘手的國際格局和極具破壞力的疫情，年長的幾代美國人正在制定新的外交政策路線：重新定義美國的利益，重新確認美國的戰略工具，重新設想美國在全球扮演的角色。但要承受當前決策後果的是Z一代，因此這些決策成功與否和他們的利益最息息相關。Z一代與華盛頓的領導層有著截然不同的政策衝動。當前美國在全球的地位正處在拐點，決策者必須要考慮到下一代美國人的想法和優先考慮事項——否則有可能擴大美國現在與未來之間的鴻溝。
擁有截然不同視角
Z一代既錯過了美國冷戰後高奏凱歌的巔峰時刻，也錯過了「9·11」事件後美國在中東步履蹣跚的低谷階段。事實上，Z一代長大成人於美國的全球主導地位日漸式微之際，美國的社會與經濟分崩離析之際，美國在國外面臨的挑戰成倍增加、日趨多樣、愈演愈烈之際。Z一代也成長為從種族和民族意義上講美國歷史上最多種多樣的一代人。在多元主義和21世紀養育方式的影響下，Z一代給外交決策帶來了一種截然不同的視角。
Z一代從來沒有經歷過同齡人對手所帶來的戰爭威脅，這讓他們更擔心像氣候變化和人權這樣的問題，而不是戰爭或大國競爭。Z一代中近半數的人表示，美國的外交政策應該優先考慮應對氣候變化；只有12%的人說應該專注於對抗中國咄咄逼人的勢頭。
Z一代是第一批數字原住民，從未見過這個世界沒有無處不在的數位技術的狀態。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是我們與千禧一代（1980年至1994年間出生）的不同之處。我們成長在被技術帶來的前景與危險包圍的環境中：全球互聯伴隨著數字回聲室的激增，人工智慧和數據科學的迅速進步與它們頻繁遭濫用同步發生，信息的無休止流動與始終面臨的不良影響威脅相依相伴。
而且，美國例外論的概念並沒有深入Z一代的思想意識。Z一代只有不到半數的人認可美國因全球領導地位而更加強大的觀點——與前幾代人相比，降幅驚人。在Z一代看來，美國有做好事的巨大能力，不過也有同樣大的潛能會把在海外開展的行動搞砸。每籤署一份國際氣候協議，都會有一次漫不經心的軍事幹預；每取得一次重大的外交成就，都會有美國背信棄義或袖手旁觀的暴行。
帶著對美國領導地位的懷疑，對全球挑戰的憂慮，對技術影響力的不安，對美國國內不公正現象的憤慨，Z一代的許多人對我們正在承襲的這個世界感到煩惱，對美國處理地緣政治亂象的能力感到擔憂。
對決策者感到失望
有太多的時候，美國外交政策辜負了我們這代人的期望，在關鍵的外交政策事務上，我們的看法與主要決策者截然不同。
無論是美國共和黨還是民主黨，都在慢慢走向與中國的新冷戰，卻基本上沒有考慮將要負責發動這場戰爭的Z一代。近半數Z一代更傾向於在對華政策上採取謹慎與合作的態度。因此，試圖讓他們相信美國必須組建一個團結一致的國際反華集團是行不通的。我們這代人對瓜分世界或迫使盟友選邊站沒什麼興趣。
在中東，美國失敗的政策貫穿了Z一代的整個成長過程——從美國2003年草率實施攻打伊拉克的行動，到美國對敘利亞內戰奉行隨心所欲的政策，再到它對伊朗採取搖擺不定的態度。七成Z一代人支持這樣的觀點，即「發生在中東和阿富汗的戰爭浪費了時間、生命和納稅人的錢，對我們國內的安全沒有絲毫幫助」。
在全球技術問題上，許多美國決策者對他們負責監管的機器和算法表現出驚人的無知。21世紀初出現的幼稚的技術樂觀主義漸漸變成所謂的技術後衝，同樣對技術帶來的風險和回報視若無睹。川普政府盯住TikTok和微信這樣的熱門應用不放，認真程度超過對核軍備控制的關注度。中國準備在5G、人工智慧、量子計算等領域引領世界，可是美國的科技經費已經枯竭。
八成的Z一代說，倡導民主和人權應該是美國外交政策的優先考慮事項。年紀大些的美國人與Z一代之間的裂痕越來越大，美國當前政策所帶來的後果將比當今決策者的任期持續更長時間。如果Z一代有一天執掌大權，就需要一種新的做法。
建議做出四大改變
Z一代是美國的未來，在美國外交政策的拐點，這代人應該充分地發聲。要讓美國的外交政策對本國下一代人來說也行得通，需要至少四大改變。
首先，美國必須重構應對外交政策挑戰的方式。認為氣候變化、中國或網絡威脅等問題通過美國的力量就可以解決的想法是錯誤的。除非決策者重構他們對成功的定義，否則想徹底戰勝這些挑戰的行動會以失敗告終。
其次，決策者必須重新設想美國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拋棄扮演世界警察這種過時的、帶有家長式作風的設想，而是傾向於採取更有限度、更為溫和的姿態。當今的決策者必須放棄過時的承諾，與相關夥伴共擔責任，奉行主動而積極——但不激進——的外交政策。
第三，美國必須實現全球夥伴關係的多樣化，並加強這種關係，從而走在瞬息萬變的各類威脅的前面。美國對國際事務的參與應超越多邊主義，採取「多邊利益攸關方主義」——通過與各國政府、私營企業、非政府組織及公民社會團體建立廣泛聯盟來追求政策上的利益。
最後，決策者必須大幅提升美國年輕人對外交事務領域的認可度——增加導師計劃和培訓機會，資助語言研究項目和文化交流活動，為致力於公共服務事業的學生設立獎學金和通道，徹底改革聯邦政府招聘程序。所有努力都必須讓整個外交政策界進一步邁向多元、公平與包容這些雄心勃勃的目標。Z一代應該擁有一支配得上他們的多元化與活力的外交政策隊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