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4日，由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新聞研究中心聯合搜狐傳媒主辦的"清華新聞公開課"首次開課。來自業界、學界的嘉賓與清華學子和社會公眾共同探討了陝西安監局長名表被曝光引發網絡熱議事件。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曾繁旭從新聞學角度評析了此次楊表哥事件。"網絡圍觀者"稱呼需要從歷史的角度來審視。輿論場的演變由早期的大量意見領袖的帶動形成公眾質疑與追問，到今天發展成少量意見領袖的參與而微博轉髮結構更為鬆散，公眾情緒化傾向較為明顯，說明網絡輿論形態在發展變化，而這種變化本身值得思考。
|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曾繁旭發言 |
以下為曾繁旭副教授的發言實錄。
首先我在想，大家在討論這個事情的時候，可能這樣的一個情緒比如網絡暴民背後隱藏的情緒，有歷史背景，理解這個事情最好把它放回到很多網絡圍觀事件的歷史脈絡裡面去看，這樣才能理解這個事情為什麼會引起很多人那麼集中來講網絡暴民的出現，而且集中理解中國的輿論場現在發生了什麼變化。2008年周久耕事情來對比的話，首先這個事情的發酵非常快，當時周久耕事情從他的言論出來引起關注再到他被免職20天的時間。有社交媒體的語境，從被關注到最後地方紀委介入調查只用了六天時間，傳播的動能和影響力更大，周久耕事情以來大家還是很歡欣鼓舞，覺得這是一個集體的狂歡，同時是一個民意表達也能帶來影響。但是在這個事情裡面比較多的聽到了很多傳統媒體或者在微博上面比較有影響力的意見領袖他們其實是有一些反思的聲音，剛才曹老師說到網絡圍觀者的說法，反映社會的輿論對於網絡圍觀事件從早期非常振奮樂觀到現在變得更複雜一些。這種情況像郭老師講的，有它的很偶然的地方，而且這種情況能否真正推動一個制度性的變革，不是那麼得必然。中間比如像在裡面很活躍的意見領袖花冢，怎麼樣讓輿論裹挾著往前走，停不下來，一停下來受到很嚴重的輿論譴責，讓我們看到比較多複雜的情緒在這背後。
這個輿論場明顯的變化，早期的網絡圍觀事件其實非常好的嵌入到意見領袖的網絡裡面，大量真正意義上的大V，數百萬粉絲的大V他們是有非常多的轉發、評論、參與。這個事件跟另外一個非常有名的網絡圍觀事件江西宜黃爭地拆遷引起自焚，也是通過微博來對當地的行政運作帶來壓力。前段時間剛好完成這個研究，我們抓取了大量的微博數據來做統計，你首先會發現大量當事人朱如九的微博轉發評論的數值都非常非常高。也就是說輿論場除了朱如九本人，還有幾個媒體的意見領袖是非常重要的輿論場，大量的討論和評論都是在這幾個微博場上展現的。現在到了後面的陝西表哥事情的時候你就發現沒有那麼集中的輿論場的作用在裡面。在宜黃事件裡面大量的意見領袖還是媒體記者或者電視主持人或者是時評評論員，這樣一個數值統計下來差不多高達63%的比例都是媒體人的序列。數值這麼高，它的意義是什麼？對於理解網絡輿論的話，當有大量的媒體人或者時評人他們作為意見領袖參與進來的時候，因為他們的專業背景的原因，往往帶動更理性的因素和討論。而在陝西表哥的事情的時候，我們追溯就會發現其實並沒有那麼明確的輿論場，是更分散的，幾個比較主要有影響力的人花冢、作家天佑更多是比較情緒性的推動性的讓這個集體狂歡更加火上澆油的心態。一個輿論場如果有更多的公共意見領袖真正意義上大V的參與會有一種平和和調和。
提到了趨勢性的問題，還有一個可以作為對比的例子就是2011年的7.23動車重大事故，這個也跟陰天的話題密切相關。當時7.23動車事故可能不是一個由意見領袖和很重要的網絡大V或者很重量級的網友的參與，而是相當普通的參與，而且這個事件覺得非常能夠突出的體現出微博作為新媒體的角色和它那種至關重要的力量。有網友概括，微博微動力，看上去很細碎很瑣碎很多不知名的人在那兒來做這件事推這個事，但是它的力量很大，威力無窮。如果簡單的看一下7.23動車事故和微博關係的話，可能會有一些對我們理解媒體的作用會有一些幫助，至少會有這麼幾個方面的意義。
一個，它是第一時間，微博最開始關注報出這個事件。有人統計第一條微博的發出關於這個事件的報導和正式媒體的播報以及一些官方機構救援到場和媒體記者到現場中間有兩個小時的距離。動車相碰期間一個農民工用手機拍下來 ，再加上當事人事故當中的人在受損傷程度不同的車廂裡面都在播發，微博上拼命轉發和評論。這是一個很突出的表達。另外一個，第一時間而且是第一地點，根本上對我們新聞或者說事件發生報導的在場是一個很大的改變。當時就有很多人在場是當事人他們在那兒發出來了，而這種在場可能跟以往出了一個什麼事件需要有媒體記者趕過去和拍去播去報，他們是最先在場的，現在很多人當事人在場，這些人把這些東西呈現出來，又有成千上萬的網友是通過電腦通過微博關注，在電腦後面但是他們也在場，你不能否認他們在場。這樣的變化改變了在場的概念，還有事件發生之後對於真相的重構。當然也有官方報導，包括埋車頭等等這些事，甚至有網友航拍了用滑翔傘航拍再來報到。之後又有一個群體性參加，公眾來參與真相的重構，而且是眾構，不是權威媒體來構，而是大家都在參與真相的了解和重構。接下來有幾個轉換，以往的報導往往是且不說哪兒哪兒通稿，這個完全改過來了，紙媒、報紙、刊物很多媒體的報導和對信息的披露是從微博上來的，現在是從民間到官方的這麼一個過程。還有線上線下的轉換，虛擬和現實的轉換，這個播報之後你會看到人們之間在網上的那種虛擬的社會關係，一下子就到現實當中出現了。比如很多人跑去獻血，這是現實當中發生的，很多計程車司機、私家車司機開著車跑過去幫助運輸，還有不少溫州的富二代，各種各樣的救助。現實當中看到人們社會關係的連帶這種網已經在現實當中鋪開了，這是一件非常令人振奮或者令人覺得是一件很好的事。當然也有從表達到行動，大家不僅僅在網上表達發表自己的意見，同時身體力行以一個公民的方式去參與。這個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微博的作用。
李老師剛才提出在微博時代傳統媒體的處境和生產環節的問題。這兩天為了準備新聞公開課也找了幾個在實踐當中很活躍的記者採訪他，他們講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其實也真的某種程度上呈現了我們在一個微博時代記者的處境問題。其中有一個記者為了約訪楊達才，在微博上給楊達才留言，如果你願意出來澄清或者你有一些意見要表達跟我聯繫。楊達才關注他了，楊達才關注人非常少，後來楊達才被很多人質疑再說有關部門介入調查之後，很多網友通過楊達才關注的少數幾個人找到這個記者，給她@了很多下，是不是楊達才的二奶？怎麼自己作為一個專業記者突然間就被捲入到這樣一個浪潮裡面來？微博是一個很好的工作途徑，但是有時候也是預料不及的複雜的狀況。我找了《南方都市報》一個網言版的記者，一直跟進這個事情，我們在微博時代一個月做一個報到不可能，你犧牲了一些專業性，你要非常快做出報導的回應。《南方都市報》的記者跟我說，在這個事件發生的第一天在評論部一直反對把這個事情放到傳統媒體的版面上，理由是作為一個反腐報導來說並沒有任何確鑿的證據。網民所有的批評無可厚非，現場的微笑後面講出有手錶等等，作為一個記者來說你應該掌握的新聞要素其實並不是非常得齊全，做一個反腐報導來說沒有拿到非常紮實的證據。有一些媒體人反思，其實有各種掙扎或者覺得要不要報，如果不報會喪失掉非常好的發言機會。同時感覺到被裹脅往前走的力量。後來這個記者說他採取的辦法就是網上有多少他們就簡單的回顧網上的東西，但並沒有有辦法拿到更紮實的證據。
就我自己採訪到的幾個記者都有在某種程度上講述了這樣的一個掙扎，早期的微笑或者到手錶的環節，他們的困惑在於，有手錶，這個手錶的照片是非常模糊的，也是一些網上所謂的鑑定專家說的價格，那麼這個價格可信不可信，或者這是不是一個官員可能承受的表的價格等等。因為這樣就介入去報導，會不會形成一個比較權威部門的道德審判，這個有問題了。只有29號楊達才自己做微訪談，他說我只有五塊表，第二天很快有人找出你其實有十幾塊表，這裡面明顯有一個撒謊的行為，這個是明確的證據，是媒體可以明確說他有過失的部分。而前面的微笑或者是戴表的部分其實還不足夠構成傳統意義上做反腐的調查報導這樣一個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