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十次生命，我將把它們全部奉獻給中國。——魏特琳
明妮·魏特琳（或譯沃特林，中文名華群，Wilhelmina "Minnie" Vautrin，1886年9月27日－1941年5月14日），生於美國伊利諾州塞科爾，美國基督會在華傳教士，南京大屠殺見證者。
編輯排版／隨手君（首發於隨手傳福音）
1937年12月至1938年2月的南京大屠殺，是一段中國人沒齒難忘的悲慘歷史。日本軍隊在南京燒殺、搶掠、姦淫，整座城市淪為人間地獄。在這危難時刻，竟有27名西方人留守在南京，其中一位是來自美國的傳教士明妮·魏特琳（Wilhelmina「Minnie」Vautrin，1886–1941）。她不顧自身安危，全心全力收容了一萬多名婦女兒童倖免於難，成為南京民眾心目中的女英雄。她所留下的日記手稿，忠實記錄了日本軍隊在南京的暴行，成為這場慘絕人寰大屠殺最有力的歷史見證。
魏特琳1886年9月27日出生在美國伊利諾州的一個基督徒家庭。她從小就是品學兼優的好學生，嚮往長大後成為老師。
魏特琳17歲信主。她受慕迪一句說話的影響：「要在這一個世代把福音傳遍天下！」
1912年魏特琳畢業於伊利諾伊大學。魏特琳懷著滿腔熱情和使命感，1912年的秋天受美國基督會差會的派遣，以傳教士身份來到中國。
當時中國社會仍停留在「女子無才便是德」的階段，女子教育尚在沉睡之中。魏特琳見到的中國民眾普遍窮苦，而大多數的婦女都不識字。魏特琳決心改變這種狀況，在安徽廬州府（今合肥）創辦了三育女子中學。
在她的精心管理下，「校務蒸蒸日上，成績卓越，備受外界讚揚推崇」。兢兢業業六年時光，魏特琳不僅積累了豐富的教育教學經驗，更播下了矢志推廣中國女子教育的種子，也為後期效力金女大奠定了堅實基礎。
在此期間，魏特琳給自己取了一個中國名字「華群」，意為「融入華人群眾中，為中華群眾服務」。正如她名字中的寓意一樣，自踏上中國的那一刻起，魏特琳的命運就與中國人民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1916年金陵女子大學在南京成立。1918年，來華6年的魏特琳第一次獲得回美休假的機會，並打算在此期間與未婚夫正式走進婚姻殿堂。正在這人生的關鍵時期，魏特琳收到了一封來自金女大的邀請書。
在這兩難的抉擇面前，魏特琳經過幾番思考，決定將婚期延後，毅然接受金女大的聘請。不久婚約宣告解除。此後，在金女大的22年時光中，魏特琳一心教育、情系校園、終身未嫁。
1919年9月，魏特琳正式受聘為金女大教育系主任兼教務主任，1919年至1922年校長德本康夫人（Matilda Thurston）回美國募捐期間，她擔任代理校長。
初入金女大，魏特琳便憑藉過硬的專業素養和豐富的實踐經驗，很快融入了新的教學環境中，並雷厲風行地進行了一系列科學有效的改革措施。
在金女大期間，魏特琳開創了師範教育課程和教學實習，為培養中學教育人才奠定了基礎。此外，她經常走訪鄰裡，發現附近有100多名兒童因為貧困而失學，於是她又募款開辦小學，免費招收這些孩子。魏特琳對教育的熱誠以及悲天憫人的心腸，對金女大的學生是最好的榜樣；就像該校的校訓「厚生」一樣，她時常鼓勵學生不要只顧自己的需要，而是要用一己之力造福人群、回饋社會，活出「豐盛的生命」。
1928年北伐戰爭後，舉國上下掀起了收回教育權的浪潮，國民政府要求教會學校校長及校董事會董事長都必須由中國人擔任。大量外籍教員紛紛離開，時任金女大校長德本康夫人也自行辭職，由金女大的首屆優秀畢業生吳貽芳任新校長，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女性大學校長。（1930年在國民政府教育部立案，更名金陵女子文理學院。）
魏特琳在回國的浪潮中堅定地選擇了留下，並與吳貽芳校長默契搭檔、並肩作戰，成功地穩住了金女大的運行與發展。
2020年，南京民間收藏家陳西民和他的女兒陳一華驚喜地告訴現代快報記者，他們在收藏的藏品中發現了魏特琳親筆籤名的單據。一張是1930年9月10日的財務報銷憑證，用於支付金女大附屬實驗中學一名任課教師的課時費，一共56小時，共計12美元。籤名處能看到「Minnie Vautrin」的字樣。另一張是1930年9月18日，3套政府課程指導書，一共2.25美元，落款處也有同款籤名。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有鑑於情勢日趨緊張，魏特琳從1937年開始寫日記，不論當天工作多繁忙、身心多疲累，甚至還時常躲空襲而被打斷，她仍堅持不懈地記錄。從1937年8月12日到1940年4月的日記中，她詳細記載了在日本佔領下南京的情形，並每月定期郵寄給美國好友，以便她們更好地了解中國時事。
當時在美國的好友認為魏特琳的日記很有價值，於是將它寄給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的《同學》(The Classmate)上發表。20世紀80年代中期，人們在整理傳教士檔案資料時，發現了魏特琳日記原稿。90年代初，耶魯大學神學院圖書館特藏室的斯茉利女士，鑑於魏特琳日記具有極高的檔案史料價值，對魏特琳日記原稿進行了整理，並將其製成縮微膠捲，供歷史檔案學者研究使用。女作家張純如在寫作《南京大屠殺：被遺忘的二戰浩劫》一書期間，曾來該特別館藏室查閱，張純如也成為讓拉貝日記和魏特琳日記公諸於世的重要人物。在中國紀念南京大屠殺60周年時，魏特琳日記第一次有了漢文譯本。
在抗日戰爭爆發前，魏特琳原準備享有回國一年的休假。當她得知戰爭的消息，立刻取消回美國的計劃，著手進行保護金女大及師生的各項預備工作。
當時美國大使館要求美國公民撤離南京，魏特琳拒絕離開。她在日記裡寫道：「我認為我不能走……這也是我的使命，就像在危險之中，男人們不應棄船而去，女人也不應丟棄他們的孩子一樣。」
當美國大使館最後一次召集所有尚滯留南京的為數不多的美國公民並發出警告「再不撤離，以後我們將無法保證你們的生命安全」的時候，魏特琳的回答是：「我不能在這個時候拋開中國！」她在大使館出示的「無論如何也不離寧」的文件證書上鄭重地籤上了自己的姓名。
日本軍隊攻佔南京前，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大部分教職員先後撤往四川成都，借華西協和大學的校園繼續開辦，魏特琳則留在南京照管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校園，自願與該學院教職員組成留守委員會，任代理院長。
1937年11月11日夜，上海完全淪陷，日軍分三路撲向南京。在所經之處姦淫、虜掠、燒殺無惡不作。12月5日，日軍未經激烈戰鬥，就進駐南京各要鎮。上海「八·一三」事變後，國民政府為安全計，明令：「接近戰區各大學另籌開學辦法。」
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地處南京市中心，吳貽芳校長和她的同事們經過商議決定：在校教職工分成兩大部分：一部分西遷辦學，一部分留校本部保護校產，救濟難民。留校教職工組成駐校維持委員會，推美籍教授華群女士為主任。
其時，在南京的外籍人士絕大多數已逃離，留下的一二十位外國人挺身而出，組織「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
1937年12月初各國大使館下了最後撤離的通告，魏特琳不忍丟下校內的婦孺，和德國商人拉貝（John Rabe）等其他20幾位外國人不顧大使館再三勸告自願留下來，隨後成立了南京難民區國際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Nanking Safety Zone），將金女大和美國大使館等附近區域規劃為「戰時安全區」。
這個安全區在南至新街口，北至山西路，東至中山路，西至西康路的大概範圍內。這片區域主要包括了交通部大廈、華僑招待所、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最高法院、金陵大學等25處難民收容所。見下圖。
他們要求中日雙方政府將這個安全區視為中立地帶，進入安全區的百姓可以得到庇護。安全區設立後，魏特琳成為金女大實際的負責人。她以非凡的組織協調能力，囤積運送糧食，並縫製了一面約8.3米長的美國國旗鋪在校園的草坪上，以防日本飛機轟炸。同時她也在金女大做好萬全準備，決定優先接納婦女、兒童和傷兵。
1937年12月第二個星期，日軍攻入南京大肆屠殺，一批又一批驚恐萬分的婦女孩童湧入金女大。魏特琳和她的工作人員每日必須面對日本士兵不間斷的騷擾，以及數以千計難民的糧食所需；在極度壓力和危險之下，她仍然鼓勵、安慰中國人，要他們抱持信心與盼望。
留守南京金陵女子大學的魏特琳，每天疲於奔命接待逃避日軍的中國婦孺，使這個本來只計劃收容二三百人居住的校園，也擠滿了一萬多個婦孺。她除要照顧她們日常的飲食，也要奮力與校外企圖強進校園擄走婦女做慰安婦的日軍對抗、議論。
在她12月15日的日記裡寫著：「除了中午吃飯之外，我一直站在校門口，看著難民們源源不斷地湧入校園。許多婦女神情惶恐，昨夜是恐怖之夜，許多年輕婦女被日本兵從家中抓走……我想，今夜校園一定進來了3000多人……昨天和今天，日本人進行了大規模的搶劫、摧毀學校、殺害市民、強姦婦女。」
12月19日夜，日軍設計分散魏特琳的注意力，說校園另一邊發生了事，當魏特琳前往查看，卻忽然聽見中國婦女的尖叫聲，轉頭趕回來看時，只見日軍已從校園大閘一邊擄走部分婦女。婦女驚慌的哭叫聲與苦苦的掙扎，在在都教魏特琳震撼不已，在日記寫著說：「主啊，求禰今夜制止日軍的禽獸行為……」
12月21日的日記裡寫著：「你們曾在南京住過的人，永遠也想像不出面前的街道是什麼樣子，那是我所看到最悲慘的景象。公共汽車、小汽車翻倒在街上，東一具、西一具地躺著臉已發黑的屍體，到處都是被丟棄的軍服，所有的房子和商店不是被洗劫一空就是被燒毀…今晚校園裡一定有六千或七千（也許是九千到一萬）難民。由我們這幾個人管理，簡直累壞了。我們不知道在高度緊張下自己還能支撐多久。」
這段期間，魏特琳日夜操勞，不住的守在校門口驅趕企圖闖入尋找婦女的日本兵。除了處理數千人的生活所需，她還得幫忙難民營裡的婦女尋找兇多吉少的丈夫和兒子。大多數夜晚她都和衣而睡，以便立刻處理突發狀況。有些日本兵對於魏特琳的存在非常反感，對峙時惱羞成怒地扇她耳光，甚至拿著沾了血的刺刀威脅要她讓步，然而魏特琳勇敢堅定地拒絕，如同「守護神」一般保護著金女大裡面的婦孺。
有一次，魏特琳看見一個小男孩戴著日本國旗的臂章，來給躲在校園的姐姐送飯，便上前對那小孩說：「你不用佩戴太陽旗，你是中國人，你們的國家沒有亡！你要記住你是哪年哪月戴過這個東西，你永遠不要忘記！」說完她幫那個小男孩把臂章取下。
魏特琳March 17, 1938攝下的被日本人炸毀的南京市城南。耶魯大學圖書館資料。
在這段慘澹、黑暗的日子裡，魏特琳幾乎每日都在金女大組織禱告會或崇拜，教這些避難的婦女兒童讀經、唱詩，安慰他們受創的心靈，幫助他們在苦難中尋找盼望。
然而，長期處在高度密集、緊張的工作壓力下，魏特琳病倒了。在她日記的最後一頁，1940年4月14日（星期日）她寫道：「我快要筋疲力盡了。以前，雖然工作進展緩慢，但還能有步驟地制定工作計劃，而現在連這些也做不到了，雙手也不聽使喚。我希望能馬上去休假。」
「大屠殺的日子，一具具燒焦的屍體述說了一個個悲劇」，使魏特琳無法忘懷。恐怖的日子過後，魏特琳身心崩潰，患了嚴重神經衰弱，在多方勸說下，1940年5月不得不回美國休養。
抵達美國家園後，她仍無法忘懷遭日軍擄走施暴及殺害的婦孺，不願出席教會及鄰舍設的歡迎會；家人慾探望她，也遭拒絕。
「我正努力恢復」，1940年10月20日魏特琳寫信告訴她的朋友說，「……不管我多麼努力不再去想別的事，但是，我的精神似乎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向崩潰。」
帶著極度疲憊的心身，對日軍殘暴的行徑的極度憤恨，以及同事不理解的悲傷，魏特琳選擇了離世而去。
1941年5月14日，距她離開南京一周年那天，在美國印第安納波利斯獨居的寓所，55歲的魏特琳打開煤氣開關，中毒而死。她的枕邊放著一張她和避難兒童的照片，上面沾滿了淚水。
但她對中國人民的愛永遠留在了人間，特別是留在了南京人民的心裡。（隨手君曾經在南京度過了四年的時光，對於在南京人民的英雄，也是滿懷感激。）
在她自殺前不久的日記上，她這樣寫著：「Had I ten perfect lives, I would give them all to China.」（如果有十次生命，我將把它們全部奉獻給中國）
魏特琳的去世，是一名英雄之死，她也是一名南京大屠殺的犧牲者，她為了拯救成千上萬人的生命而最終也犧牲了自己的生命。正如美國基督教傳教士聯合會宣布魏特琳死訊時說的那樣，「我們認為，像在戰場上倒下去的士兵一樣，魏特琳女士也是在戰爭中犧牲的。」
位於美國密西根州雪柏德鎮郊的魏特琳女士墓地，墓碑上鐫刻著四個醒目的中文大字：金陵永生。
魏特琳在南京大屠殺期間，奮勇救助難民的舉動，贏得了南京市民和中國人民的愛戴。她對中國那份犧牲的愛，永遠活在人們的心中。
1941年6月，魏特琳去世的消息傳到中國後，國民政府曾明令褒揚。基於魏特琳女士在南京大屠殺期間保護成千上萬中國婦女兒童的壯舉，當時吳貽芳校長曾在校內多次舉辦活動紀念她。
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授予魏特琳外僑的最高榮譽——三色襟綬採玉勳章。
為了紀念魏特琳，1999年，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提出了在校園內建立魏特琳的塑像，這個提議最終在2001年得到批准，2002年12月12日，在如今南京師範大學金陵女子學院前方，綠茵當中，一位戴著眼鏡的女子面容安詳，微笑注視著來往的人們。
2002年後，南京人會在12月13日前後到南京師範大學隨園校區的魏特琳紀念碑前緬懷這位在南京大屠殺期間以及後來的日子拯救了成千上萬中國人的美國人。